魏晋南北朝的瓯窑青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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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的瓯窑青瓷艺术瓯窑创烧于东汉，结束于元代，制瓷历史长达一千三百余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韵，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已经形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缥瓷。此外还有昂首伏地的狮形烛台，器体肥胖，两侧划飞翼的虎子，以及鼓腹蹲坐，伺捕飞虫的蛙形水盂，形态逼真，式样优美，风格独特，均为难得的艺术品，魏晋南北朝的瓯窖青瓷以生活用品为主。

魏晋南北朝的瓯窑青瓷艺术

　　瓯窑创烧于东汉，结束于元代，制瓷历史长达一千三百余年。不仅有文献可考，而且还有多处窑址及大量器物足资佐证，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瓯窑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和装饰艺术独具风韵，与众不同的釉色风格已经形成，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缥瓷。缥瓷是青瓷中的上品，其名最早见于西晋潘岳的《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当时人们把品尝甜蜜爽口的金黄色瓯柑和用丝帛般精美瓯窖瓷器盛装美酒，看作是人生难得的盛遇。杜毓在《茶赋》中有“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主语。说明瓯窑产品质量高影响广。密布于瓯江支流楠溪江下游沿岸的永嘉县罗溪夏甓山、小坟山、赤头山，瓯海县三烊樟岙岭脚的瓯窑窑址和温州市郊的杨府山、雨伞寺，永嘉的罗浮，瑞安的桐溪，苍南的藻溪，平阳的种玉，乐清的竹屿等地纪年墓（从晋元康至南朝天监）出土的瓯窑器物，可充分证实这一时期瓯窑青瓷生产的盛况。

　　瓯窑产品从沿袭东汉的壶、罐、钵、碗、洗等式样，到该期创制的笔筒、砚台、水盂、烛台、灯盏、薰炉、唾壶、虎子、捅、杯、碟以及陪葬明器如井、桶、灶、簋、镳、鸡笼、猪栏、狗圈等品种，都是随着群众的不同需求和生活习惯的变化，经过匠师们的改进、创新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富有特色的谷仓罐，东汉为葫芦形，肩部堆塑熊类动物；三国为直筒形，肩部堆塑百戏舞乐场面；西晋为圆长形，肩部堆塑趋于繁缛，有人物、禽兽、庭园等。又如瑞安场桥三国初年墓出土的百戏堆塑谷仓罐，器口环置间距相等的四个小罐。肩腹部—面塑有杂耍舞乐人多项表演，有拳击、舞蹈、倒立、弄丸罗汉、吹笙、操琴、弹琵琶以及观赏者鼓掌等场面，而另—面为演员休息场面，翼亭里外塑有四位乐师，或抱笙，或抱竿，正在闭目养神。全器布局疏密有致，人们姿态各异，充满生趣，实为反映三国时代文娱活动的绝妙佳作。

　　善于运用动物形象作为堆塑类器的装饰这时期是很多见的，有的器物造型甚至直接采用动物形象，做到装饰艺术与实用价值有机地结合，如永嘉礁下山东晋永和十年纪年墓出土的虎形烛台，其背负竹节长管，昂首卷尾，四爪抓地，虎视眈眈作伺机出击状，这比魏晋时期一般以饰羊、狮者为常见的青瓷烛台中则更为出色。又如温州市双屿乡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纪年墓出土的牛形灯盏，中设干形柱，上塑牛首，前肢两蹄叉腰压在后肢上，通过粗壮柄柱将盘和中心盏上下连在一起，牛的眼、嘴、蹄分别点敷酱褐色彩而显得更有精神。青瓷油灯东汉始见，两晋时期己经普遍使用，一般都是下设承盘，柱上安放灯盏，形态平凡，牛型灯则设计合理，造型别致，不失为青瓷灯具中罕见品。还有瑞安隆山东晋六号墓出土的雌雄鸡首对壶，雄者长颈高冠，昂首张嘴作啼状，壶鋬起拱与壶口平；雌者伏颈矮冠，鸡首懦缩、闭喙，无鋬，仅在相应部位附贴锥顶形尾饰。鸡首壶盛行于两晋南北朝，以壶嘴作成鸡首状为特征，鸡首西晋短小无颈，实心尖嘴；东晋引颈出冠，圆嘴流通；南朝曲颈高冠，状似打鸣，同出一墓而雌雄有别，为其他窑系所未见。此外还有昂首伏地的狮形烛台，器体肥胖，两侧划飞翼的虎子，以及鼓腹蹲坐，伺捕飞虫的蛙形水盂，形态逼真，式样优美，风格独特，均为难得的艺术品，

　　魏晋南北朝的瓯窖青瓷以生活用品为主。早期端庄朴实，中后期渐趋优美，适合实用。西晋元康元年的绳束纹水井，东晋的斜肩折腹四系盘口壶，南朝的盘口垂腹罐和龙鋬引颈高冠鸡首壶等，均可代表瓯窑的 ... 水平。随着应用领域的逐渐扩大青瓷文具和卫生用具世相继出现，文具中三国水波纹笔筒尤属罕见。两晋南北朝的三足砚，砚面由平整逐渐向上凸 起，砚盘由厚重逐渐单薄，蹄足则由粗短逐渐高瘦。晋代流行的水盂，分龟形和蛙形两种，盂是古代文人著述必备的文房用具之一。采用龟（鳘）、蛙（蟾）造型，寓意深远，习见的“独占鳘头』和“蟾宫折桂”成为后来科举制时期士子们的美好祝愿。卫生用具中的唾壶，西晋时大口、球同圈足，东晋南朝时演变为盘口、扁圆腹、平底或假圈足。虎子分虎形和球形两种，其用途有二，一为溺器，习称便壶；二为水器，即用于清洁卫生的洒水器。瓯海县白象弥陀山西晋水宁二年砖墓同时出土了两只不同形制的虎子，对两种用途提供了实例。

　　在装饰花纹方面，三国两晋时期主要在肩部或口沿划饰弦纹、水波纹、羽翼纹，或压印斜方格纹、联珠纹等。东晋后期，上述纹饰渐少，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时普遍使用。主要分布在壶、罐、钵、碗、盘及盏托外壁或内底。 一般用三—五条细刻线组成重线莲瓣，也有用粗扩劲挺绕条作出半浮雕莲办。如瑞安东晋墓出土的莲瓣纹盘口壶，莲瓣状桃形，中划双直线，上覆双重眉形水波纹，纹饰轻盈秀丽，绫条细柔规整，纤毫分明。又如瑞安塘下凤山梁天 监九年墓出土两件球形盖罐，造型一致，盖腹部同饰莲瓣纹，一件刻划重叠莲瓣纹，瓣端凸起，呈半浮雕状，另—件划饰重线莲瓣纹，线条纤细规整，若隐若现：两者相映成趣，和谐悦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瓯窑青瓷的釉色已具风格，尤其是“缥”色先进工艺日趋完善而形成的特征，缥是指淡青或青白色。清·朱琰《陶说·晋器》认为：“东瓯瓷器……当时即以淡青相，后来“翠峰”“天青”于此开其先矣……是先越州窑而知名也”缥瓷胎质坚致细腻，断面光洁平滑，呈色较白，釉层厚薄谤匀，以纯正的淡青为标准，故借“缥”以名，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永嘉夏甓山东晋窑址瓷片测试表明，胎的组成是高硅低铝，釉的组成特征是氧化钙含量高，属高钙质釉，与越窑北宋或北宋以前的胎釉特征相一致。说明瓯窑青瓷的“浅白胎”缥色釉不但成熟进步，而且还是南方青瓷的一种范例。正如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一书中所述：“缥色的釉色纯为青瓷系统，开辟了南方青瓷的基础，与北方的白瓷互相辉映，成为我国陶瓷史的两个主流上。

　　缥瓷的釉质主要有两种：一为不甚透明的淡青釉，系经还原焰烧成，釉面致密细腻，匀洁光润，手感滑爽，宛若小儿肌肤。二为透明的玻璃釉，釉层中呈现纵横交错的开纹片，大的如蟹爪，小的若鱼子纹，深浅适度，疏密得体，自然醒目，有一定的规律；有的还可以透过釉层，清晰看见胎骨颜色，且釉、胎结合紧密，不易脱落，弥觉可贵。釉面开裂原系瓷器烧制中的一种缺陷，而人们从此得到启发，逐步掌握了开裂的规律，使裂纹釉成为瓷器中的独特装饰，如瑞安塘下凤山梁天监九年砖墓出土的碗、唾壶，釉汁肥润光亮，周身满布纵横交错的小鱼子纹片，仔细观察，釉内含致密的气泡，好像聚沫攒珠—般，团聚在交织着的美丽开片纹内，典雅绚丽，美观异常。可见开裂纹至少在东晋南朝时期已作出成功的尝试，并得到了运用。

　　两晋南北朝的瓯窑青瓷常用褐彩作为装饰，增强瓷品美感。这种装饰手法已经超出了青瓷的范围，给单一色的青釉平添新的内容。其装饰形式有在器物口沿、肩、系、腹、鋬以及动物的眼、嘴、足等醒目部位点饰褐彩，或在刻划、堆贴的图案中饰褐彩；有的在器物肩腹部和碗、盘内底点彩，并组成菱形、环形或十字形图案；有在器物周身错落有致地满饰点彩；有的则在器物腹及盖面施加条状的褐彩线条；也有在砚类器的底面用褐彩书写题字等。其典型器物很多，如温州市雨伞寺永和七年墓出土的鸡首壶，除盘口、鸡首和鋬手上饰褐色点彩外，并在肩、腹部用褐色圆点构成圆与半圆形上下交叉的八个图案，内各饰联珠花一朵，纹饰疏密得体，富于装饰性。又如温州市雨伞寺东晋永和七年墓出土的青瓷盖罐，罐作直口、斜肩、扁圆腹，肩设四横系，盖面平整，中设一钮。盖面以钮为起点，饰四条放射状的点彩线，并与系面上的点彩相对称，从而构成十字形图案。系面各自环饰点彩—圈，中间由点彩线连接，组成四个类似“联珠团窠”的图案。点彩色泽浓艳，纹样形式多样，布局和谐有致。再如永嘉夏甓山东晋窑址出土的褐彩刻花器盖，圆形、直壁、平顶。立墙和盖面衔接处作成斜面。盖面以堆塑团菊纹为钮，周围堆刻四只振翅欲飞的长尾鸟，其间分别刻划形如箭羽的图案作为衬托。盖面配饰点彩三匝，一匝穿越图案之间，另两匝分设在斜面的两道转折线上。堆纹强弱相生，点彩疏密适宜。俯视盖面，酷似当时流行的规矩铜镜图案。

　　褐色点彩装饰， ... 简易，适应性强，又能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点彩运用多少、大小、浓淡、疏密、参差以及组成线条的平行、直行、曲线、环绕等，都能变化出众多的优美图案，对于形态的适应，比起其他纹样（如植物、动物等类）都要灵活和优越。正因如此，所以才能在青瓷彩绘形成阶段就得到广泛的应用。观察瓯窑褐色点彩装饰，题材广泛而富于变化与当时宗教和外来文化影响有着密切关联。如用点彩组成的环绕虚线和连续菱形纹，应是缠枝图案的前身，它的应用与佛教宣扬的精神不减、轮回永生的教义有关，象征灵魂的连绵不断。又如由圆点组成的菱形、环形、十字形、弧线形和排点形等各式图案，显然是由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发展而来，至于用圆点组成的联珠形花、散点梅花，也是来源于萨珊王朝波斯艺术。波斯式的“联珠团窠”中饰的是各种骑士和狩猎之状形象，传入我国后，开始按照传统观念，加以改进，使花朵飘进了团窠，丰富了装饰形式、题材和风格。这种中外合璧的艺术成果，为我国陶瓷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瓯窑褐彩装饰的另一手法，是巧妙地运用模拟手法设计和绘制优美的线条，将器变得更为形象。如温州市翠微山南朝墓出土的青瓷盖罐，在造型上吸收了瓜类形状，盖与罐体关系既分明又富有整体感。瓜棱的设计尤为巧妙，运用明快的褐彩条纹，显得非常逼真。从模拟手法来看，其目的并非为了表现所模拟的对象，而是借助对象的启发，创造具有一定功效的陶瓷造型，以符合审美的愿望和要求。

　　用褐彩在器面上书写文字，是瓯窑褐彩装饰的又一特色。如永嘉夏甓山东晋窑址出土的三足砚，除砚面无釉外均施青色釉，兽面蹄足敷有褐彩，底面用褐彩书写文字，残存“文苑山者”四字，其釉色、斑点、题字三者相映成趣，增强了器物的艺术性。瓯窑在东晋时期独创的青瓷褐彩题字，开唐、五代时期青瓷的褐彩题诗、题款等装饰之先河。至于行草书体，对于研究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别是印证《兰亭序》字体出自王羲之手笔，也是难得的佐证资料。

　　褐色点彩在青瓷装饰方面的运用，曾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尝试，开头是作为“缺陷一出现的，即釉或坯的某个部位，因铁的成份过多，又未还原彻底，以致出现了黑色斑点，这不正常的现象很快受到匠师们的重视，于是就有意识地在器物局部施加含铁量高的褐色釉彩，结果达到预定目的。当匠师们掌握了这一规律，并认识到褐彩为富铁釉料，与青釉结合能形成褐色玻璃相，于是褐彩的运用方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瓯窑褐彩瓷片经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表明，它的着 ... 不见有色层，整个釉层都是褐色玻璃相，彩料与青釉已充分熔合。这与磁州窑、鹤壁集窑的釉上、釉下彩色层结构有明显区别。这种釉彩融合一体的卓越成就，是我国陶瓷史上一项重要突破，它为唐代褐彩青瓷的高度发展、宋以后彩瓷的相继出现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瓯窑青瓷的艺术风格，具有清秀典雅、柔和轻巧的特点。它熔铸瓯、越两窑特点，掺用古今，糅和中外，创造了灿烂的陶瓷文化，在祖国的陶瓷史上闪烁着永恒的光辉。《荀子·大略篇云“流丸止于瓯臾”注：“瓯臾皆瓦器也”杨雄《方言》十三注：“江东名盂为凯，亦日瓯也”，人们普遍认为“瓯即盂”，今浙瓯一带出土新石器晚期的盂就比其他地方精致美观而具有独特风格，（何光岳《百越源流史》）。可见魏晋南北朝的瓯窑青瓷艺术趋于成熟是有它深远的历史源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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