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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国的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船工...
从正德皇帝去世到他的继位人来到之间的35天中，杨廷和实际上统治着明帝国。他立即动手拆散已故皇帝的朝廷，从边防驻军召回镇军太监们，将京师的部队交还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们，边军则返回他们原来的防地，遣还外国的贡使，让皇帝私人宫中的僧侣返回他们的寺庙。在北京待召的工匠、乐人、船工被遣返返家，浣衣局的妇女们被送还她们的家庭。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被当作正德皇帝的遗诏来执行的，但这些内容的遗诏实际上是杨廷和写的。就明世宗而言，其即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点，无前例可循。其堂兄武宗是孝宗的唯一儿子，由于武宗生前没有依据相关规定和传统礼制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选立事宜便由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和阁臣杨廷和等人来完成。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最佳的弥补方案就是从武宗侄子辈中选出一人，过继给武宗，以武宗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新君即位时的政治震荡，但杨廷和等人却选择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了武宗的断子。世宗以武宗堂弟身份继承皇位是杨廷和等人草拟的武宗遗诏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人不得改变。为了弥补在匆忙之间选择朱厚熜而使孝宗绝孙的遗憾，杨廷和等人无视世宗合法继位的这一法律文书，胁迫世宗改变武宗堂弟的身份，而要以武宗亲弟的身份继承皇位，并进而改换父母，从而引发了“大礼议”。
就大礼议本身而言，它不是简单的礼议之争，而是对世宗即位合法性的争论，特别是对武宗遗诏能否切实执行的重大的政治论战。在这一争论中，杨廷和集团以议礼为名，完全不顾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和武宗遗诏的明文规定而任情发挥，肆意演绎，以所谓万世不变的“礼”来强迫世宗屈服认可杨廷和的主张。然而，自七岁起熟读《孝经》的少年天子明世宗为了自己的孝情，也为了维护武宗遗诏的法律地位，与杨廷和集团斗智斗勇，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既捍卫了武宗遗诏的尊严，也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姿态。作为藩王的朱厚熜，入京时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要与杨廷和集团周旋，并非易事。大礼议之所以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其实就是皇权一点点的获得和秩序一步步的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其各抒己见，都不可能真正认清大礼议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真实的政治作用。有些学者把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和杨廷和的失败看成是世宗皇权 *** 的结果。持此论者本末倒置，把杨廷和集团当成是明朝政治的核心代表和嘉靖时代当然的主导力量，并完全无视武宗皇权如何全部转移到世宗手中这一基本问题和明代政治的现实规定。
事实上，杨廷和等人借助孝宗和慈寿皇太后并以议大礼之名压制世宗，是对世宗完全拥有皇权设置障碍，进行干扰。对此，世宗心里十分清楚，他事后曾在多个场合表露议大礼期间被人所欺的愤慨。这一现象看似世宗个人的感受，其实是皇权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体现。在世宗看来，杨廷和集团借助大礼议是想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甚至是无视自己的存在。那些为杨廷和大礼观辩护者根本不考虑明代的政治实情，也根本无视阁臣与皇帝公开对抗对明代政治巨大的负面作用。尽管杨廷和集团人数较多，但其大礼主张漏洞百出，充其量也仅仅是一己之见。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但是在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的身上，这位大学士却遇到了对手。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革职，关押，放逐到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崛起。
全力支持世宗的有一般官员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在议礼之初，张璁等人遭受着杨廷和集团的全力围攻，从人身诋毁、打击报复到恐怖暗杀，身处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为了对付张璁等人，杨廷和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将跋扈、嚣张、疯狂的行径表露无遗。作为皇帝，世宗在议礼之初无力保全张璁等人，使杨廷和集团得以对其随意报复。但张璁等人不畏险恶，以自己渺小之力和精深的礼学素养支持世宗，从多方面攻击杨廷和的大礼观，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最后将其推翻。在这一争论中，张璁等人表现出异常的自信和坚强，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只能从大礼议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可靠之臣。在大礼议中，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主张，支持世宗并不意味着就是“迎合”、“讨好”世宗，也并非意味着就是向皇帝献媚。一些人对大礼议中争论双方的行为不做具体分析，一见到与皇帝对抗的朝臣，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肯定和歌颂，实属偏颇。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在三四年中土崩瓦解，并被彻底清除，是要找其自身原因，而非一味地谴责世宗和张璁等“大礼新贵”。
张璁等人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中由弱变强，脱颖而出，更值得后人敬重，而不应像有些研究者那样站在杨廷和集团的立场上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大礼议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全面胜利和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代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符合明代的政治利益。世宗借助大礼议成功地进行了人事更替，组建了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嘉靖三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流向世宗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武宗时代的基本结束和嘉靖革新时代的真正到来。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巧妙而又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将掣肘势力彻底清除，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全新的人事结构，使明代政治因皇位空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并利用这一难得的人事更迭之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有效地刷新了明代政治，规定了嘉靖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ps：在人类之间的斗争史，留下名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失败的一方绝大多数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遇到的对手比他们聪明；本来占有斗争优势的聪明人一方失败也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绝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低估了对方的聪明和力量。为什么杨要选嘉靖，倒不是杨非要选嘉靖，而是杨认为选谁都没问题，自己控制力足够了，正牌嫡系皇帝并且令全国文官都觉得难缠的武宗都被自己弄死了，还怕其他他名不怎么顺的旁系能翻天。
如果硬要在此上做手脚，给其他老狐狸看出来倒不好了。可是，他不明白人的聪明是不同的，有的人聪明表现是善于外斗做好事，这就象武宗，武宗之失败，在于他要挑战文官集团整体控制明朝的模式，在于他明目张胆的提高武将地位，这是文官集团整体不能容忍，所以，这时的杨氏很有权力，甚至于让皇帝治病都治不成。有的人聪明是善于内斗，这就象嘉靖。嘉靖很聪明，嘉靖的行为宣言就是，只要我当皇帝，只要我有好外，只要你们文官中人不侵犯我私人利益，你们文官集团想遣散边军，撤销镇守太监，都可以，我都没意见，只要别让我闹心的人当头就行。从嘉靖刚继位的表现来看，说杨廷和是中国最大的奸臣和想篡位一点也不为过。杨先不让嘉靖认爹，就是一次指鹿为马式的试探。杨廷石那种不让皇帝进正门，不让皇帝认亲爹，本来就是“指鹿为马”，是篡朝的前奏，只不过，嘉靖很聪明，奸臣没成功而也。可惜，杨忘了两点，第一，虽然杨控制朝政，却不能控制军队，所以他没法用兵变谋反；第二，明朝皇帝没有做事的权，却有升官的权。所以，一但这个皇帝不管国家好不好坏不坏，不管你这个文官集团干不干正事，只管文官中谁支不支持我当皇帝的时候。杨廷和这个文官集团（职业经理人）的老大，利用文官集团与皇帝（董事会老大）的矛盾来挟制皇帝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在文官集团利益反正已经最大化的情况下，谁来当老大则成了首要问题，外部没威胁的情况下，内部争老大自然会打起来，这就是利益法则。武宗积极提高军人地位，经常深入平民了解民生，这是在把文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分给其他人，这是在分整体文官集团的钱，所以杨廷和可以轻易的团结文官集团来整死武宗。而嘉靖充分的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和法则，帮助支持他继续当皇帝的人当老大，只要不反对他当皇帝搞享受，你文官爱贪污也好，爱集党也好，我都不管。这样，文官集团与嘉靖就没利益冲突，反而内部争斗，不少人与杨有冲突，所以，嘉靖一下子就把抱成一团的杨氏文官集团搞垮了。武宗要斗倒的是当时明朝的统治阶层，而嘉靖要斗倒的是有了异心表现的杨廷和。双方的对手重量级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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