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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禁奢令背后的蝴蝶效应 文／吴政纬 1734年，朝鲜国王英祖（1694-1776）召集臣子，命令他们从过去的法律丛书中，寻觅出每一项关于「禁止奢侈」的条文，整理成一份针对「禁止奢侈」的告示，要求全国上下一体遵行。 英祖在韩国历史上号称名君，当时在位已逾十年，不是...
禁奢令背后的蝴蝶效应
文／吴政纬
1734年，朝鲜国王英祖（1694-1776）召集臣子，命令他们从过去的法律丛书中，寻觅出每一项关于「禁止奢侈」的条文，整理成一份针对「禁止奢侈」的告示，要求全国上下一体遵行。
英祖在韩国历史上号称名君，当时在位已逾十年，不是一位刚刚登基、不明事理的君王，此次行动必定考量已久。他担心平民百姓看不懂汉字，特地请人翻译成民间流行的「谚文」，即现在朝鲜半岛上通行的韩文，务必令人人知晓这份公告。
从今日的脉络理解「禁止奢侈」一事，借用中国大陆媒体「打奢」一词，颇能道出其内涵。简而言之，朝鲜英祖不满当时过于奢侈的风尚，决定彻底根除这种现象，于是决定禁奢。针对这件事情，另有一个称呼：「禁纹令」，指的是禁止使用有纹样的布料。因为这些织有漂亮花纹的布料，几乎不产自朝鲜境内，而是从中国进口的高级商品。换句话说，禁纹令、禁奢令，目标直指中国，朝鲜希望百姓能够少买中国商品。
朝鲜官方的禁奢行动似乎成效有限，在英祖宣告禁奢的三十五年后，他又重新申明，禁止婚礼时使用「唐物」，也就是中国商品。同时取缔在北京购买丝织品的朝鲜人，违者重罚。然而，禁奢三十五年后再次高举旗帜，不免令人质疑禁纹令没有实质功效，于是官方必须屡屡申诫。恶性循环的结果，朝鲜君王多次斥责、颁布命令，凸显根本无法禁止的现象。中国商品宛如洪水，席卷而来。
朝鲜国王为何对中国商品如此深恶痛绝，频繁地禁止奢侈风俗？
首先，中国商品数量之多，以及使用阶层之普遍，几乎涵盖当时朝鲜全境。英祖命人将法律条文翻译成谚文，显见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升斗小民，也能够获得中国商品，并与其他朝鲜人一样喜爱。
其次，发生于朝鲜宫廷的这件历史事件，彰显当时朝鲜、清朝两国贸易多么密切。朝鲜官方承认当时习俗不贵土产，必贵华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使用白银向中国购买货物，大量中国商品流入朝鲜，换来的是朝鲜流失大量白银。朝鲜英祖禁止奢侈的政策背后，考量的就是减少输入中国货，以期降低白银外流的速度。朝鲜的富人连居处都仿效中国风，器皿必贵唐物，朝鲜即使有再多的白银都不足以支应，最终必定导致通货紧缩，经济危机迭生。
那么，这些「中国制造」的唐物从何而来？
朝鲜英祖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漫长累积的结果，必须追溯到清朝、朝鲜两国交往的开始：1637年。历史学家将这一年视为两国缔结「宗藩关系」之始，宗藩关系是当时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由一个国家担任「宗主国」，数个国家则是「藩属国」。在政治上，藩属向宗主效忠，并受其册封才算获得统治的合法肯认。换句话说，藩属国必须得到宗主国的承认，才算是拥有统治藩属国的合法权力。
1636年底，清朝皇帝皇太极（1592-1643）领兵十万，征伐朝鲜。1637年初，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仁祖（1595-1649）决定出城投降，宣誓此后与明国断绝关系，改奉大清为宗主国，使用清国年号，并定期派遣使节团前往北京朝贡。朝鲜英祖苦思解决的奢侈货物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清国定鼎中原之后，朝鲜使节定期前往中国的制度，在战乱之后日渐稳固。朝鲜官方组织一个约三百人的使节团，年年代表朝鲜国王进京朝见。这不仅是一个肩负政治使命的使节团，同时兼具文化、经济的功能。文化层面，朝鲜使者利用游历北京的机会，结识清朝的读书人，探听中国的政治情报，学习中国的学问。更重要的是，透过定期的北京旅行，朝鲜使节团上下沿路趁机贸易。根据清朝官方的规定，使节团在北京的居所「会同馆」，经由官方安排，可带货物来此贸易。
除此之外，一过鸭绿江，进入清国境内，或正式或走私，各种交易管道流通着两国的货物。关于朝鲜使节团前往清国的路线，可由这幅《盛京舆地全图》略窥一二。
「使行贸易」与「边境互市」是两国经济交往的重心所在，朝鲜方面曾一度日进斗金。从两国缔结宗藩关系算起，至1700年之前，堪称朝鲜商人的黄金岁月。当时朝鲜透过与日本的对马岛贸易，获取大量的日本白银。经由使行贸易，朝鲜人花费白银向清朝购买中国商品，再转手卖给日本。此一国际转手贸易的利润极为惊人，朝鲜等于是做无本生意，他们利用中国货物换来日本白银，交互循环，生生不息。
然而，好景不常，1700年以降，清国开始直接与日本贸易，国际转手贸易的需求降低。同时日本国内培植人蔘的技术不断革新，对朝鲜的贸易需求减弱；且日本官方也想管控白银存量，希望白银不致大量外流。综合上述的国际情势，朝鲜使行贸易的利基持续削弱。相形之下，对外贸易的情势益发恶化，朝鲜国内对唐品华物的需求却是连年增加，倘若放纵朝鲜百姓继续依赖中国奢侈品，则朝鲜的白银必将花费殆尽。因此发生1734年的禁奢令，以及之后针对中国商品的禁纹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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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英祖的时代，两国透过贸易打造的紧密连结，将逾一百年，没有一方能够片面切断这张商业网络。清朝内部也针对朝鲜的使行贸易，发展出完整的产业生态，例如依照朝鲜人品味而织造布匹的中国商人，或是专门运送朝鲜使节团货物的「物流业」（揽头）。当英祖开始下令禁奢，无异于引发连锁效应，重击千里之外的清国产业。
郑世泰就是专营朝鲜生意的北京商人，他主要卖布疋，当时使行贸易购买的绸缎皆出自其家。郑世泰熟知朝鲜人喜欢那些纹样，每年向江南预先订制，运至北京，等待朝鲜贵客上门。朝鲜使节，乃至朝鲜宫廷里的人，无不喜爱郑家的商品，于是不论大小买卖，皆奔郑家。当朝鲜正祖（1752-1800）继承祖父英祖之志，更彻底的实施禁纹令、禁奢令时，长年把持朝鲜生意的北京郑家仍浑然不知。最终，郑家那些迎合朝鲜人品味的货物，因为禁纹令而乏人问津，又不受中国本地人喜爱，只能堆积在仓库，成为无用之物。
朝鲜英祖 *** 中国商品的故事，不仅仅是「朝鲜的历史故事」，一如北京郑家的境遇难逃「朝鲜因素」的影响。贸易打造了一条连结两国的锁链，任一方皆无法擅自切断，而双方必须共同承受后果。
这段关于贸易的精采故事，出自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一书，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三十九种。本书初出版于1978年，三十八年来为中外学界誉为经典。虽然书名以「宗藩贸易」命题，分析的范畴实不止于经济层面。作者详实地重建相关历史事实，远从两国如何缔结宗藩关系，析论各种历史陈因；近至使行贸易、边市贸易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状态，总结兴衰成败的缘由，在在提出开创性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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