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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慧远法师起初住在龙泉精舍，后应同门旧好慧永和尚之邀，止于西林寺。与此同时，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还想方设法，组织翻译佛教经典。在序文中，慧远法师高度评价了佛陀跋陀罗继承达磨多罗和佛大先的事业，是为禅训之宗。此外，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的三十多年之中，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用于撰写工作。
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在庐山，慧远法师起初住在龙泉精舍，后应同门旧好慧永和尚之邀，止于西林寺。不久，又因仰慕而来的僧众日渐增多，西林寺无法容纳，得刺史桓伊的支持，慧远法师在庐山西北麓择“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之地建寺。“仍石垒基，即松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并在寺内别置禅林。因其寺与西林寺相望，故名“东林寺”。东林寺建成之后，慧远法师居寺修行三十余年。期间，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慧远法师又以闻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龙所留之影，就在寺内建佛影台。台成之时，慧远法师亲撰《万佛影铭》，表达建造此台的初衷，“悟激其诚，应深其信。将援同契，发其真趣。”在东林寺修行的三十多年中，慧远法师坚持潜心研读佛教经典，全力弘扬佛法。先后主持建了庐山香炉峰北的上崇福寺、讲经台北的上化城寺和讲经台西虎崖下的大中林寺等十六个道场。平日，慧远法师广开门蹈，聚徒讲经，常年不懈，并严格管束众门徒，偶见弟子中有松懈懒惰者，则多以“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的话语激励之。在讲经说法之中，“讽诵朗畅，词色甚苦。”因而，“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在东林寺修行的三十余年中，慧远法师为徒众及其他四众弟子讲《般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等多达数十遍。不仅如此，在此数十年中，慧远法师用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宋致力于宣扬弥陀净土，奉行念佛三昧。时时以庄周对人生短促的悲慨之语来自勉，“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以此而寻，敦得久停，岂可不为将来作资。”并且从因果报应思想出发，认为“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论，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济者也。”后来，在写给门徒刘遗民的信中，慧远法师告诫说：“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宋生之计深矣。”当然，慧远法师所主张的弥陀净土，是以《般舟三昧经》等为基础，主张以念佛三昧而见佛，以期往生西方净土。正如慧远法师自己所说的，“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知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宋，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佛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闻见行焉。”简而言之，只要一心专念，止寂他想，就能得见佛的境界。慧远法师不仅是这样认识的，而且也是如此实践的。他自己虔诚研读佛典，带头发愿往生弥陀净土。尤其是在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慧远法师亲率弟子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在般若云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时，刘遗民曾撰《发愿文》以明心迹，“唯以净土克勤为念。”所以说，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以《般舟三昧经》等经典为旨归，发愿往生弥陀净土，奉行念佛三昧，以修定坐禅(指后世所称“念佛禅”)，息心妄念，心往西方极乐净土，观想念佛为通往弥陀净土的修行 ... ，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对此，佛教界以及佛学研究界都是有一致共识的。正如今天日本有关佛学研究者所评价的那样，“此契机之净土敦，不但兴盛于当时，且其感化远及于后代，迄今被尊为中国净土宗之初祖。”庐山东林寺也因此而得奉为中国净土宗的相庭。不仅如此，在东林寺修行期间，慧远法师还致力于引进佛教经典，积极倡导研读佛经义理。在庐山住下后的不久，慧远法师就感到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佚，就派遣弟子法净、法领去西域求法。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取回梵本经典《华严经》等二百余部。与此同时，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还想方设法，组织翻译佛教经典。毗昙学在东晋之初就已经传入我国，当年道安和尚就曾经大力赞助译介佛典。到庐山后，慧远法师继承师志，兼弘说一切有部。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宾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来到庐山，慧远法师就请他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译完之后，慧远法师分别为之作序，认为“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领，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从后来历史发展情况来看，这二部经典的译出，对毗昙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的。到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罽宾禅师佛陀跋陀罗率徒众来到庐山，慧远法师十分高兴，欣然迎之。他一方面，致信给姚兴和关中僧众，解释佛陀跋陀罗的有关情况，请求解除因误会而给他判定的犯戒处分。没多久，便平息了由于佛陀跋陀罗的神通而引起的风波。另一方面，慧远法师礼请佛陀跋陀罗在庐山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又亲自为之撰序，推崇“三兴之业，以禅智为宗。”在序文中，慧远法师高度评价了佛陀跋陀罗继承达磨多罗和佛大先的事业，是为禅训之宗。驻锡庐山期间，慧远法师还花了不少精力进行南北佛学的交流。后秦弘始二年(公元401年)冬，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展译经弘法活动，并逐渐成为当时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慧远法师闻知此情之后主动致书，并以自己的著作《法性论》等相赠。鸠摩罗什也将自己所译《大品般若经》等回赠给慧远法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后，主动寄赠慧远法师。为此，慧远法师认真地为之撰序，对该书的译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慧远法师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心研读这部著作，并将在研读中所遇到的问题数番致信，向罗什请教。正是这样，当时，慧远法师和鸠摩罗什分别作为南方和北方佛教中心人物，相互联系长达十多年之久，对推动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中印佛教交往史与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也都有其重要的地位，是值得纪念的一页。在庐山修持的三十多年里，慧远法师不仅自己严持戒律，精修猛进，“迹不入俗，影不出山”。每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桥为界。同时，主持组织庐山僧团，重视念佛，编印《念佛三昧诗集》，并亲自为之撰序，对“念佛三昧”的含义、性质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论述，指出“三昧”就是专思寂想的意思，奉行这种修持的目的是为了能透彻地观照一切，进而止息思念，断除疑网，心向净土。后来，看到僧团中秽杂日增，一部分沙门犯戒、欠戒的现象时有出现，慧远法师使着手整顿，亲自拟定了若干节度僧尼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原文早已佚失，但在南朝陆澄《法论目录》中收录了慧远法师拟订的《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序》、《比丘节度序》和《比丘尼节度序》等。这些规定，为时人尊为“远规。”慧远法师在庐山修持期间，除主持法务，结莲社，开莲池，广植莲花外，还因“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渊博学识，名扬四海，吸引不少名人显贵登山礼谒。如荆州刺史殷仲就曾多次上山，和慧远法师“共临北涧，论《易》体要，移景不倦。既而叹日‘识信深明，实难庶几’。”向以诗文著称的谢灵运，在与慧远法师交谈后，也对他肃然心服。当时，四方僧众慕名而至者甚众。据史料记载，庐山“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莲宗宝鉴》说，兴盛之时，庐山上“师徒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就有慧远法师所造就的如意宝、慧要、慧观等一大批高足贤徒。而这些人，“游化诸方者亦不少，净土信仰亦因此传播各地，民众亦得以仰感佛光。”此外，慧远法师在庐山东林寺的三十多年之中，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用于撰写工作。当时，慧远法师看到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沦》多达一百卷，感其“文句繁厂，初学难寻，”就抄其要文，辑为二十卷，冠名《大智论钞》，并亲自撰序，予以介绍，“使夫学者息过半之功”。慧远法师还先后完成了《慧远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三卷、《庐山出修行方便经统序》、《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著述。此外，慧远法师还有不少的书信、铭、赞、记、诗等十卷，后人将其辑为《庐山集》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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