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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莽利用一切势力手段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了自己的新朝，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决定实施变法，发动新政，改变西汉一系列的制度。王莽夺权不但为了皇帝的荣耀，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改革当时社会的弊病。可以说，王莽新政是儒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实践。王莽的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王莽利用一切势力手段篡夺汉朝的皇位，建立了自己的新朝，为了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决定实施变法，发动新政，改变西汉一系列的制度。
王莽不但是个野心家，同时是一个儒学巨子。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儒家学者正式从学术领域上升到政治领域。王莽夺权不但为了皇帝的荣耀，同时也有他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他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改革当时社会的弊病。可以说，王莽新政是儒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实践。
经历楚汉战争后建立的西汉王朝，人口稀少，生产凋敝。从惠帝即位后，宰相曹参把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域，即对人民的生产不加干涉，还多次减免赋税，以求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历史上称其为“黄老政治”。黄老政治使汉王朝社会逐渐繁荣，财富大量增加，但其弊端就是贵族和地主在 ... 不干涉的情况下，大量兼并土地，使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失去生存的依托，沦为佃农或奴隶。黄老政治虽然到汉武帝时彻底结束，但其弊端却一直延续下来。王莽的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政治体制方面
1. 改变官制和官名。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屡加改变，连国号也多次变更，且多与《周礼》中的名称相一致，目的是恢复古代官制。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大理改作士，太常改秩宗，光禄勋改司中，太仆改太御，卫尉改太卫等。地方官制上，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太尉，县令为宰，御史为执法。又于天凤元年，置卒正、连率、州牧、部监等官，边郡则置竟尉。
这些变革以周朝的官制为准，存有浓厚的复古意味，官名虽改，工作却不变，徒生由简变繁之弊。斤斤计较于名目之复古，迂腐琐碎，食古不化，不切实际。一般认为王莽是“托古改制”，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实际上只求复古，并没革新。
2. 秩禄制与重划行政区。始建国元年，王莽以《王制》及《周官》为据，改秩禄之号，更定官位为公、卿、大夫及士。最低级的庶士为百石，最高级的卿则为中二千石。又按照周朝的制度将官吏的选任制改为世袭制。此外，又以武帝以来之13州不合经籍，遂依《尧典》改为12州。同年又大肆更易宫殿之名，如长乐宫改常乐室、前殿改王路堂；地名和行政区划方面，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改长安为常安，改洛阳为雒邑等。又把汉时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部、郡、县四级，有一个郡甚至五易其名，官民记不清楚还得在公文上附上旧名。始建国四年又分天下为九州岛，九州岛内有2203县。并依畿服之说，以京畿为中心，自近至远把四夷分为“六服”，目的是令天下回复昔日的“万国”。
由于行政区划的随意改制导致部、郡、县的数量大增，仅县的数量就增加了两倍，官吏的数量也相应成倍地增长，官吏的俸禄和衙门的办公费用也随之增长，这极大地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了应付迅猛增长的财政开支，王莽创行了许多新税，租税名目繁多，又取之过急，使人民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加重。新朝末年，对人民征敛更甚。史载：“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传令百姓代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令“关中死人十之六七”。
虽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人民横征暴敛，但由于官吏数量增加太多太快，因此财政仍然入不敷出，不得已只好减少官吏的俸禄。王莽登位前，除三公月俸为4至6万外，九卿、州牧、太守等原官阶在二千石以上者，月俸为16000至2万。但王莽即位后，官俸皆改为数千，令官吏生活困难。加之新定的吏禄制度又极为烦碎，常年反复计算也难以核定，官吏往往长时间领不到俸禄而收取贿赂以自供给。各级官吏对老百姓挖空心思地千般敲诈，百般勒索，这又加重了百姓的灾难，下级官吏则更甚。据《资治通鉴》记载：“莽以 ... 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莽之制度烦琐如此，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以至“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货贿上流，狱讼不决。”这固然影响变法的推行，亦使官吏对王莽政权极为反感，更严重的是“天下吏以不得禄，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大大加剧了官场腐败。
3. 重行封建，削去王号。相传周代有诸侯1800，王莽遂依此重行封建，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并从中笼络人心。他下诏说“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他封其子王临为太子，王安为新嘉辟，孺子婴为安定公。又按哀章的《金柜图》及《金策书》封辅臣11人为公，并封古圣贤之后，如封姚恂为初睦侯。此外，又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认为四夷君长称王有违于经典、缪于一统，遂削其王号，改“玺”为“章”，如“匈奴单于”改 “降奴服于”，“高句丽”改“下句丽”。
王莽之分封，以《尚书》及《诗经》为据，复古之念高于革新之图，这种分封予民无益，徒生滋扰。到始建国四年已经封“公侯以下七百六十九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但“以图簿未定，未授图邑”，有些诸侯只是虚封，结果吏治更加腐败。
削去四夷君长王号实属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地引起四夷君长极大的不满，先后作叛，刺杀汉使。始建国三年匈奴作叛，王莽派12将，率兵30万，分十道讨伐匈奴；高句丽亦因征发问题而作乱；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贬号致叛，王莽又出兵讨伐。由于长期用兵，军队长驻于边地，加上管理不善，军队扰民极甚，《汉书·王莽传》载：“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权者，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郡，货贿于市，侵渔百姓”。如此一来，内地、边疆皆成乱局，改革固然无法推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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