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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前期，旧礼犹存，战争有规则可讲。两国打仗要宣战，偷袭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又不能趁着人家有国丧的时候开战，陈成公卒，正准备伐陈的楚军闻丧乃止；晋国的士匄率军侵齐，听说齐丧，立刻还军，都是例子。当然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如秦国。 宋襄公与楚国交战，宋军已经成列，楚军正在渡...
春秋前期，旧礼犹存，战争有规则可讲。两国打仗要宣战，偷袭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又不能趁着人家有国丧的时候开战，陈成公卒，正准备伐陈的楚军闻丧乃止；晋国的士匄率军侵齐，听说齐丧，立刻还军，都是例子。当然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如秦国。
宋襄公与楚国交战，宋军已经成列，楚军正在渡过泓水，军官劝宋襄公击其未济，他不同意。楚军既已渡河，尚未成阵，宋襄公又一次拒绝进攻。直到楚军结阵已成，这才鸣鼓而攻。宋军大败。
那时车战用方阵，战阵十分重要。阵型一旦被冲散，如《国殇》里说的“凌余阵兮躐余行”，多半就要“首身离兮心不逞”了。当年周武王伐商，每行进十来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型，并不是为了样子好看。战阵不整而致失败的例子很多，如著名的鄢陵之战中的楚军。
宋襄公是在遵守古义。《司马法》中记录了一些古代的军礼，其中一条便是“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是骄傲的人，在他看来，自己是中原旧国，商王之后，楚国是南蛮子；与楚国打仗，如果不讲身份，岂不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水平？
打了败仗，国人抱怨宋襄公。他辩解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攻击尚未成阵的敌车。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也不忍有违这些古礼。
所谓“亡国之余”，指的是宋国是殷商后裔。周人灭亡商朝，在其故土建立一个新公国，把遗民集中起来，有方便管理之意，亦有存亡续绝之德。这些后裔不肯放弃遗民身份，其礼制和宗教，和周人都有不同。他们在文化上的骄傲，使别国的人侧目而视，认为他们既顽固又迂阔。
先秦的笑话，主角往往是宋人，如野人献曝的故事，“资章甫而适诸越”的故事以及有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韩非子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宋人，看到书里讲“绅之束之”，就给自己系上两重腰带，别人对他的装束不解，他就说：“书言之。”——韩非喜欢讽刺宋人。宋人的风格，与韩子正相抵牾。
宋人秘密地怀有复国的抱负。《诗经》的最后一篇《殷武》，可能便是宋襄公的诗。诗里歌颂祖先伐楚的功绩，有滋有味地怀念商朝的“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泓之战的几年前，曾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都的天空。宋襄公以为这是明显的预兆，预示着霸业可成。他的不自量力，急于求成，也可能是觉得时不我待吧。
宋的复国只是梦想。不过，宋襄公倒是有个后人当上了“素王”。孔子正是襄公的后裔，他长大后，还要回到宋国，穿一穿故国衣冠。孔子重仁，重礼，有襄公遗风。
春秋时期，在原则与权变之间的选择，并非易事。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向咎犯和雍季问计。咎犯说，打仗的事，诈伪是没关系的，请君用诈。雍季说，诈伪虽可得志于一时，却断了后路，请君用正。晋文公用咎犯的建议打败了楚军，回来行赏，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讲的是万世之利，咎犯讲的是一时之务。
连晋文公这样的人物，也不再有了。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吴子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当年秦军袭郑，路过天子之城的北门，仅仅脱去头盔以示敬，而未按礼法要求的去甲束兵，有人议论说，这样无礼的军队，一定会吃败仗。那一仗秦人虽然打败了，最后得天下的却是他们。
《左传》对泓之战的记录给选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题目却叫《子鱼论战》。子鱼是驳斥宋襄公的人，多听他的聪明话，想必能帮助孩子成长。课文没有讲的是，宋襄公敢和强大的楚国交战，是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以为仁者无敌。这种信念，果然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而伐丧，到了战国便已屡见了。但古义毕竟是古义，伐丧一直是有争议的。刘表之死，鲁肃说孙权“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孙权欣然；刘裕死，崔浩劝阻北魏的皇帝伐宋，皇帝不从，便是两边的例子。至于隋朝高颎督师伐陈，闻丧而还，则如王夫之所论，只是形势使然，装装样子，惠而不费的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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