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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來源：鈞正平工作室·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作者：徐東波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通報——《關於情況的通報》，直言“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滅國民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天后，蔣介石在日記中無助地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一個對解放全國信心滿滿，一個對維繫政權憂心忡忡，戰場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我軍戰將如雲，橫掃敵人千
來源：鈞正平工作室·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 作者：徐東波
1948年3月20日，毛澤東同志為 ... 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通報——《關於情況的通報》， 直言“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滅國民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5天后，蔣介石在日記中無助地寫道：“甚嘆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一個對解放全國信心滿滿，一個對維繫政權憂心忡忡，戰場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我軍戰將如雲，橫掃敵人千里如卷席；國民黨則無人可用，節節敗退。當時，解放軍兵力比內戰爆發前增加了121萬，而國民黨軍減少了65萬，國共兵力比從3.6∶1變成了1.5∶1。我軍進入全面解放階段，國民黨轉入戰略防禦，態勢悄然改變。國共在戰場上的此消彼長折射出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用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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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回望歷史，我黨我軍對幹部選撥工作極度重視。
1927年11月，毛澤東同志在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開學典禮上，開宗明義地要求學員做好“三不八能”：“三不”即不嫖、不賭、不偷；“八能”即能寫、能說、能唱、能算、能打仗、能吃苦耐勞、能生產勞動、能誠實可靠。可見，我軍從建立之初便有了明確的幹部任用標準。我軍從無到有，取得四次反“圍剿”勝利，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皆與這“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有幾百個更好的群眾領袖”大大相關。
抗日戰爭時期，我軍堅持公道正派選拔使用幹部，為此，新四軍政治部印發《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總結》專門明確要求：“堅決糾正用感情物質手段任用私人，拉攏幹部，以達到培植個人勢力的不正確傾向。”在1938年10月 ... 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鬥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幹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大批優秀幹部被選拔使用起來，我軍由小到大，成為抗日戰爭敵後主戰力量，對抗戰勝利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反觀國民黨用人，一看派系，二看人身依附，致使“派系傾軋，人事糾紛”，打起仗來，國軍各方只顧儲存實力，互相推諉，見死不救，臨到緊急關頭，往往丟下部隊，臨陣逃遁，也就不足為奇了。
1928年初，蔣介石利用權力，將其毫無才能的同父異母哥哥蔣介卿安插在浙江省 ... ，先後擔任省 ... 委員、浙江海關監督等要職。據史料記載，蔣介卿依仗其弟蔣介石的勢力，在任職期間弄權舞弊，中飽私囊，購屋納妾，名聲極壞，而國民 ... 上下竟無人敢管。
蔣介石曾在1936年11月10日的日記中分析他“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共列舉了8條。前2條便是“用人未及科學 ... ，並無綿密計劃”“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對此，何應欽的評價則更為直接：團長以上皆由蔣介石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陳誠對國軍將領的批評更是一針見血:“貪婪怯懦，毫無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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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賢人，則賢人畢至；用一小人，則小人齊趨。”
淮海戰役中華野有一個連報了220人傷亡，一個連滿編才120人，由於不斷衝鋒不斷補充兵源，所以傷亡竟超過了滿編人數。粟裕在1949年3月給 ... 中央寫淮海戰役的總結時說，1948年10月濟南戰役的俘虜兵，到1949年1月打陳官莊時，有的已經提升為副排長了。這就是我軍為何越打越多的“祕籍”——公道正派選拔使用幹部。
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特別強調發揮官兵民主推選幹部的作用。1948年1月，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指出：“應當使士兵在必要時，有從士兵群眾中推選他們相信的下級幹部候選人員、以待上級委任的權利。”這也使得俘虜兵3個月被提升為副排長。
1946年，胡宗南大規模進攻晉南，用11個師與陳賡4個旅交戰，結果卻是一敗再敗。陳賡每逢捉住敵軍將領，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是陳賡，和你們胡長官是黃埔同期。”1948年淮海戰役，未曾上過任何軍校的粟裕將軍，指揮華東野戰軍，擊潰杜聿明、黃維、黃百韜、張靈甫、王耀武等名噪一時的黃埔名將。
建國後，毛澤東多次這樣說過：“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元帥，將軍中間，只有林彪，劉伯承等有數的幾個人是軍事學校中出來的……不是黃埔軍校的洋包子打敗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敗了洋包子。”為什麼土包子能打敗洋包子呢？
公道正派用幹部是一個關鍵因素。正是把公道正派選拔使用幹部的傳統落到實處，“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使得解放戰爭的勝利足足提前了2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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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挫折，經驗愈顯彌足珍貴。我們黨正是在與錯誤用人路線的鬥爭中，逐漸形成並堅持了公道正派選拔使用幹部的好傳統。
1933年初，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影響下，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後，在幹部選拔使用上走宗派主義的路線，凡是與共產國際“扯得上邊兒”的人就受到重用，而對那些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則“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連紅軍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同志也被排擠在紅軍領導崗位之外。這一時期幹部選拔使用上的“左”傾路線，導致整個軍隊政治生態的混亂，進而直接釀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1935年10月，張國燾另立中央，率部南下。對此，毛澤東嚴肅地批評道：“張國燾實行‘任人唯親’，拉攏私黨，組織小派別，結果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經過延安整風，幹部選拔任用上的宗派主義得到徹底清肅。“在幹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不公道的作風”，是我們黨選人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前些年，郭、徐、房、張等任人唯親唯利，嚴重違背幹部選拔任用原則，嚴重破壞政治生態，給黨和軍隊帶來極大損失。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果斷決策，正風反腐，恢復選拔任用幹部好傳統，重整行裝再出發，在緊要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新時代，習主席在中央軍委黨的建設會議上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突出政治標準和打仗能力，深入解決選人用人突出問題，把強軍事業需要的人用起來，把合適的人放到合適崗位上。”
強軍之道，要在得人。把培養幹部、培養人才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決貫徹軍隊好乾部標準，公道正派選拔任用幹部，端正用人導向，強化幹事導向，著力鍛造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幹部隊伍，著力集聚矢志強軍打贏的各方面優秀人才，形成群星璀璨的人才方陣，凝聚強軍事業務期必成的磅礴智慧與力量！
（鈞正平工作室·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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