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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历史上，提到「”以法治国”，不能不提到那个伟大的名字「”管仲”。但是，提到「”以法治国”的「”前传”，却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伟大的名字「”周公旦”。周公旦，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 ”以法治国”，不能不提到那个伟大的名字「 ”管仲”。 但是，提到「 ”以法治国”的「 ”前传”，却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伟大的名字「 ”周公旦”。 周公旦，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 ... 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 ... 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 ”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贾谊曾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周公旦从商亡的教训中，发现商王的祖宗神并没有保护其子孙的基业，庞大的军队竟然倒戈相向，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的向背。因此，他把目光集中到重民保民上，提出了千古不朽的命题:「 ”人无于（以）水监（鉴），当于民监（鉴）”《（尚书·酒诰》。 这句话的本义是说，人与其以水为镜子（鉴），不如以他人（民）为镜子（鉴）。韦昭注引《书》曰：「 ”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后「 ”以人为鉴”被引申为将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 为了重民保民，周公旦强调明德敬德，以德化民。鉴于商末重刑辟而失民心，他在明德之后提出慎罚。明德与慎罚，是商亡之戒的重要方略。在此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设计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 礼所调整的除贵族间的行为规范以及权利与义务外，还涉及政治、经济、 ... 、行政、法律、社会、宗教、教育、伦理、习俗等诸多方面。所谓上自「 ”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经过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因此，礼被视为固国家、定社稷的根本。后来，孔子也说:「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乐是为礼服务的，是配合和强化礼的功用的艺术形式。礼既有贵贱尊卑之分，乐也相应地有天子庙堂之乐、诸侯卿大夫之乐和庶民之乐。如，《颂》为庙堂乐歌，《雅》为官廷乐歌，《国风》多为民间乐歌。 乐还反映时代的趋向和政治的兴废，因而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通过作乐，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陶冶和净化，同时增强了天下四方之间的向心力和亲和力。 乐还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 ”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充分说明了乐的感召力。 礼与乐的关系是:礼用以辨异，即区分贵贱等级，而乐用以求同，即缓和上下矛盾，归于和谐，所谓「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礼有乐配合，就可以达到「 ”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的效果。故而，孔子主张:「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周公制礼作乐，最为史书所称道。这是西周建立新的综合治理国家方案的尝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但是，礼在于从正面设范立制，乐在于焕发人们内在的美好情操，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在周公设计的治国方案中，制礼作乐的同时也致力于政权与法制的建设。 政，主要是设官分职，建立政权机构。 西周已经建立了以周天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政权机构，包括枢密近臣、政务官以及处理诸侯国和边疆事务的官员。 西周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实行亲贵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贵族卿大夫经过周天子册命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即所谓「 ”世卿制度”。 周初，为了确立以周天子为中心、诸侯国拱卫的国家结构形式，实行大规模的封邦建国。经过周天子授民授土，形成了新的血缘地缘关系和人口的编组，使得中华文明由中原不断向四周扩展。 刑，即制定成文法。 先秦时期，「 ”刑”是法的通称，不单指刑罚。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在追忆周公的功德时说:「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左传・昭公六年)载:「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三国时，吴人韦昭注《左传》时说:「 ”正刑五(墨、劓、剕、官、大辟)及流、赎、鞭、扑也＂。九刑，既为九种刑罚，又可视为刑书九篇。 礼与政的关系。立政依礼，为国依礼，以礼为国家之大纲大纪。 孔子曰:「 ”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汉贾谊总结秦朝严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比较全面地论证说:「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事，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特别是《礼记・经解》说得更为透彻:「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礼与刑的关系。这是周公关注的重点。 周公鉴于商末重刑辟招致亡国之害，强调明德慎罚，从而把礼的教化与刑的惩戒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如，从实际出发区别用刑，过失从轻，故意从重;偶犯从轻，惯犯从重。 周公曾告诚康叔说:「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 。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式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系。”眚是过失，非眚即故意;惟终是惯犯，非终即偶犯。 周公还要求在不同地区执行不同的法律。他要求封于殷墟的康叔和封于奄国(曾臣服于商)的伯禽「 ”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对封于夏墟的唐叔则要求「 ”启以夏政，疆以戎素”。周索，即周法;戎索，即戎法。对封于商故地的康叔，严令实行周法以相统摄;对封于夏故地的唐叔，则要因俗制宜，以戎法治之，从而减轻适用周法的阻力。 周公还告诚康叔，在封国内不要干预司寇苏公的工作，因为苏公是行用中罚”的典范。而「 ”中罚”，体现了周公的慎罚思想，具体就是宽猛适度、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不滥刑枉 ... 。 张晋藩先生说，总括周公的明德慎罚、区别用刑、提倡中罚等思想，说明他在政治策略运用上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充满了理性的法律思维。 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作了详细的诠释: 「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 ... 治行矣。”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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