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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月16日，刘良模抵达北京，向政协大会办理报到手续后，当即向大会秘书处打听关于国歌是否已经确定的事宜，听秘书长回答尚无结果，国歌初选...会正在进行征集，许多人正在创作，刘良模情急之下，才发表了上述看法。刘良模向大会报到并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后，被增补进入第六小组并作为国歌评选的专家，由此他参与了《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定为代国歌的最后这段工作。
1949年，刘良模（左一）等人与周恩来合影。资料图片刘良模指挥歌咏会成员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刘新供图刘良模（1909—1988年），浙江镇海（今宁波）人。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与吴耀宗等40人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 ... ，发起了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他还曾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 会 ...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 ... 、全国政协 ... 、民盟中央 ... 等职，是一位爱国爱教的基督徒。今天，我们还要讲述——刘良模等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两个资料来源《义勇军进行曲》是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被定为代国歌的，这是人们广为熟知的历史事实。但究竟是谁首先作此提案的，却众说纷纭。一直以来，流传最广的有两个版本，一是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另一则为刘良模、马叙伦、张奚若、梁思成等首先提案说。而徐悲鸿首先提案说在坊间的知晓度显然更高，各种文艺作品大多以此说为蓝本，又进一步作了想象与加工。甚至还有混合这两种版本而使之成为一种新版本的：刘良模、张奚若、梁思成附议、赞成徐悲鸿提议。其实，徐悲鸿首先提案说不管流传多广、变化又有几何，追根溯源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1982年徐夫人廖静文女士所作的《徐悲鸿传》，此外既无其他当事者回忆的支撑，也无后世独立研究的支持。而支持刘良模等首先提案说的最早就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本人的叙述。在“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田汉先生写道：“……而新 ... 成立，国歌与国旗同样成为迫切需要。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的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歌词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预备只用《义勇军进行曲》的谱而另创新词，郭沫若先生并已拟就3段，但张奚若先生认为不如仍用原词较有意义，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毛主席与周恩来 ... 亦赞其说，谓‘安不忘危’，何况我们这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团结、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困难艰苦奋斗。这样便向大会提出了。”田汉先生在文章结尾处注明“一九四九年，北京政协会议。”田汉先生是国歌的词作者，又是第一届政协负责国歌问题的第六小组的成员，其叙述时间为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所以他的这个叙述应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可信度。只是这一叙述公开问世迟至1982年4月，是随《田汉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出版时间恰与廖静文女士的《徐悲鸿传》同年。其二，同年（1982年）9月，《中国建设》发表了该刊记者卜勰茗的专访——《一个爱国基督教徒的历程——访全国政协 ... 刘良模》一文，刘良模也首次向媒体公开表示，在第一届政协会上，是由他首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文中还记述了他提议时的一段话语：“国歌要能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风貌。这样的歌曲不是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承认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这样的歌曲，据我看，《义勇军进行曲》可以和《马赛曲》相媲美。”其实，刘先生讲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49年7月，刘良模在美国接到周恩来 ... 的电报，邀请他返回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初，刘良模携全家先乘飞机抵达香港，再乘船抵达塘沽，于8月中赶抵北京。其时，国歌初选 ... 会和一届政协第六小组成员早已工作多时，应征稿件也有几百件，只是一直没有大家满意的作品。8月16日，刘良模抵达北京，向政协大会办理报到手续后，当即向大会秘书处打听关于国歌是否已经确定的事宜，听秘书长回答尚无结果，国歌初选 ... 会正在进行征集，许多人正在创作，刘良模情急之下，才发表了上述看法。刘良模向大会报到并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后，被增补进入第六小组并作为国歌评选的专家，由此他参与了《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定为代国歌的最后这段工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田汉先生的记述中强调的是“在第六小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诸先生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用歌咏唤起民众的先驱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候选曲目后，关于歌词的争议一直困扰着一届政协第六小组的最后决定，焦点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1949年9月26日晚，在中 ... 丰泽园 ... 主席的住所，由 ... 主席、周恩来 ... 亲自召集第六小组成员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争议仍然在持续，最后以毛主席、周 ... 对于居安思危意识的高度评价平息了争论，会议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第二天（9月27日），一届政协首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其时距开国大典仅剩3天时间，军乐团终于得以进行排练国歌的事宜。可以讲，关于国歌的决定也是最后关头做出的最佳决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田汉基金会拍摄了4集纪录片《我们的国歌》，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传播过程以及国歌确定过程都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详尽的纪录回顾，该片用了整整一集来回顾了刘良模对传播《义勇军进行曲》所作的贡献，摄制组还在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刘良模被增补进一届政协第六小组的文件记载。《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它的出现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和警钟，唤起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事实上，刘良模自上世纪30年代初就发起了民众歌咏运动，以歌声大规模动员唤起民众可以说是他的首创。1934年冬天，刘良模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被灌成唱片，开始发行，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会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沈钧儒等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1936年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1周年之际，刘良模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站在高凳上指挥“民众歌咏会”及群众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刘良模始终以传唱救亡爱国歌曲为己任，《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被他传唱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他的努力与奋斗，为这首伟大的歌曲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1949年10月1日，当他出席开国大典，站在天门城楼看着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时，心中一定是无比骄傲与喜悦的。（作者系刘良模嫡孙，现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人文素质与艺术教育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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