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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流传百世青铜文化是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中最早最闪光的亮点，不仅对历史与考古方面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它在铸制工艺、材质特征、文字形制等方面，也具有特殊趣味的鉴赏价值。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称为金文。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它的可贵之处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史实，记载了大量的重大历史事件。
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流传百世
青铜文化是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中最早最闪光的亮点，不仅对历史与考古方面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它在铸制工艺、材质特征、文字形制等方面，也具有特殊趣味的鉴赏价值。为了陶冶文化性情、传播文史知识，我们特地开辟了“青铜时代”栏目，请青铜器鉴定专家张颂斌先生讲述青铜器的文化内涵，与大家一起触摸这段悠远的历史。
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称为金文。我们说中国的历史是唯一没有间断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字载体的存在，文字没有间断。从甲骨文开始，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清晰。
著名的大盂鼎 291 字，现藏国家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得名(康王时)。记载了周王对盂的教导和对盂等的册命、对盂的赏赐；史墙盘284字，现藏扶风周原博物馆，因铭文中有“ 史墙夙夜不坠”而得名(共王时)，评价了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德，并记述铸器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迹；散氏盘357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我既付散氏”而得名(历王时)，记述了西周两个贵族土地踏勘划界、立约、约定违约处罚的过程；毛公鼎49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铭文中有“毛公对扬天子皇休”而得名(宣王时)，记录了周王对毛公的教诲及赏赐，是目前发现的铸有金文最多的商周礼器。
以上几件举例之外，现已收藏在各博物馆的有铭文的礼器数以万计，是一部庞大的史料。我们知道商代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主要是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它的可贵之处是，记录了当时发生的史实，记载了大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政治、 ... 、经济、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早有学者指出，金文在西周历史文化研究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尚书·周书》。
有件事，大家一定觉得奇怪：我们至今只见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竹简、木简、帛书的实物出土，而没有看到西周及以前的简书和帛书的实物出土，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甲骨文、金文，那么是否表明商周时期，祖先只会将文字刻于甲骨、铸于青铜器上，用于记事呢？不是，从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见到“册”和“典”字的出现，非常形象地表达出了木简、竹简的形状，由此证明在甲骨文、金文那个时期，大量文字同样使用竹简、木简和帛书。金文记录中的当众宣读的册命，也应该是书写于简或帛上的。
文字除了书写于简册之外，古人为什么还要铸字于青铜器上呢？我想古人已经知道，将文字铸于青铜器上，更永固。其目的就像铭文中经常出现的“ 子子孙孙其永宝”、“子子孙孙永宝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等，都表明当时铸器、铸铭时，古人的一种愿望，他们预见到书于宗彝之铭，将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时，王经常对有功之臣赏赐予铜，记为“赐金”。赐金就是指赐给铜料，大臣受赏赐之后，将所赐之铜用作青铜礼器，铸铭以记事，并歌颂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铭，就记录了王赐“利”金，后用做宝尊彝的事实。(利簋是著名的礼器，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具体时间)这种习俗也推动了铸铭的形成和发展。
对金文的发现和释读，有记载的，最早是西汉宣帝时美阳得鼎，美阳即现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京兆尹张敞释金文。当然这只是个偶然现象，并不表明当时对金文的普遍研究，但之后多有文人学者研究。1899年甲骨文发现后，对金文的研究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金文在个别情况下会出现铸造时的挤压变形和腐蚀点，容易看错，这时就可以借助甲骨文，更直观地观察商代文字向西周文字的演变，了解某文字的原形、原意。
来源：齐鲁晚报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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