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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曾国藩治学尽管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甚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汉学致使太平天国迸发？ 到...
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曾国藩治学尽管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甚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汉学致使太平天国迸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践效果也产生了置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 *** 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规模亦宋儒之功”时，反问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停，论其好坏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大家所揄扬的那种奇特效果。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激烈的反感和讨厌心情。同治六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脱离剿捻战场。他对其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强烈抨击，曾国藩在给老友郭嵩焘的复信中表示出自个历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向反对者。假如不是同治八年《劝学篇示直隶土子》那篇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创作，很可能被人误以为他早已同理学各奔前程了。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对汉学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迸发的缘由归之于汉学。曾国藩以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建议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行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个的见地和志趣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偏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相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建议。
关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其时通常专家多视经济之学为当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识。所以，姚鼐、唐鉴都以为学识只要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仪式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
老庄思维免除清廷疑忌
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时间。他大概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终身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汲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历，从而处理了一连串的社会实践问题，为其在政治生计中获得某些成功，供给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建议兼取各家之长，并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政策。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节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节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行弃也。”
曾国藩在其终身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维用于行政和待人接物。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汲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维，作为严酷镇压农民群众抵挡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遭到排挤时，就汲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维自动“推让少量权力”，以免除清 *** 的疑忌。成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到达预期的意图。不然，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获得今后的成功，即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终点”，这对他来说可谓收获颇丰。
因为以上这些特色，曾国藩常常遭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专家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永存，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用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明显，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供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当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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