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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侵犯的皇权，再往下就要算传承不绝的世家大族了。世家大族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萌芽到发展直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家大族产生的一个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在中国古代，除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侵犯的皇权，再往下就要算传承不绝的世家大族了。世家大族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萌芽到发展直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世家大族的经济萌芽于西汉末年，其正式走上前台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则正式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世家大族产生的一个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按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世家大族的产生首先要有经济基础，正是因为有了经济上的优势，才为世家大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是世家大族形成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形势萌芽于西汉中后期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得到了普遍发展。依据《后汉书·马援传》的记载，这种庄园经济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作为东汉的开国功臣，马援成为了大庄园主，归附于其身边的宾客就有上百家，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北地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后汉书·马援传》 我想到了战国时期的四公子养士，他们手下门客上千，但还只是个例，并不能称之为一种经济形势，但到了东汉时期，类似于马援这种规模的庄园主已经很多，他们可以闭门自守，不仅拥有土地，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成为了影响政治格局举足轻重的力量。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的灭亡，其原因之一就是世家大族对于刘氏和孙氏的放弃，因为换个老板还可以继续生活，就源于他们不是靠老板吃饭，而属于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蜀汉、东吴政权对他们来讲，不过的短期加盟连锁罢了，现在总店经营不善倒闭，那我们就改换门庭，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东汉时期的田庄经济，在《四民月令》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崔寔创作的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著，该书的内容记录了东汉晚期世族地主庄园经济一年十二个月的家庭事务的计划安排，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庄园地主如何经营庄园经济的指导手册。可见庄园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经济形势，并已经可以形成这方面的专著来进行总结和说明了。因此，皇帝尽管高高在上，但其下面的经济基础却是庄园经济，背后的政治力量则是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的两个出身：官僚和商人。 世家大族的第一种出身是中央集权统治机构中的官僚。 中国古代国家的统治权是严格集中的，所有最高的权力最后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中。专制的君主要压制贵族的势力发展，造成绝对的权力，就必须提拔一部分自有平民和低级别的贵族来组成官僚集团，以统治整个国家，实现其集权于一身的目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通过提拔士人的方式，来作为自己官僚机构的骨干。这样一来贵族的政治势力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所谓的世卿就被弱化了，严格集中制的官僚体系也就从此形成了，在两汉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布衣卿相的说法，其实就是这种严格集中的官僚体系建立背景下的产物。 秦汉时期，伴随着国家的开疆拓土，需要管理的对象变得众多而复杂，因此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复杂和庞大。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官吏来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 ... 选拔官吏的方式，从汉武帝开始，因为对外推崇儒术，因此官僚们也多是以经术起家，他们不仅授徒讲学，注册在籍的门生成千上万，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而且往往由于他们的子孙会继承自己的家学，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累积世代公卿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 ”血脉传承、家业永固”。回到现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来，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族发展，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更好，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保障，更需要能够传承的家学，从世家大族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启示。 这里先纠正一个概念，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对于袁绍家族的认识一直是「 ”四世三公”，而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袁绍不是「 ”四世三公”而是「 ”四世五公”，其家世背景就源于其汝南袁氏，其中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的儿子也官至司空，到了袁安的孙子辈袁汤也做到了司空、太尉，袁汤的儿子袁逢也是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又为太傅，因此臧洪称袁氏为「 ”四世五公”。与汝南袁氏相比，我们做熟知的杨修则来自于东汉弘农杨氏，其中杨震官至太尉，他的儿子杨秉也做到了太尉，杨秉的儿子被赐官位至司空、司徒，到了杨修的父亲杨彪也官至司空、司徒、太尉，从杨震开始到杨彪，四代人皆为三公，因此弘农杨氏可以称之为「 ”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望族，因此他们才对于「 ”阉宦出身”的曹操嗤之以鼻。 这些世族门阀在东汉中叶以后就逐渐出现了，到了曹魏初期，由于九品官人之法的实行，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的世家大族来担任，九品的评定之权自然就掌握在了他们手中，于是官员的选拔和提升，都是凭借着资历，久而久之朝堂之上的人皆出自与世家大族，这对于世族的势力发展来讲自然是好事，他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对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维护，但是对于皇权来讲却不是件好事，世族势力的壮大，直接削弱了皇权。这就为曹魏后期，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司马懿联合世家大族势力消灭以曹爽为代表的曹氏宗室势力埋下了祸根。 提到三国时期的谋士，就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地名：颍川。很多著名的谋士就出自于颍川，这是有其背后原因的。颍川最著名的世家大族荀氏，荀彧、荀攸皆为曹操手下重要的谋士，其祖上就官至司空，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基础，因此荀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能成为累世不衰的名门望族；陈群这个曹丕的托孤重臣，他也是颍川人，他的父亲陈纪官至九卿，他的爷爷官至太丘长，所以到了陈群这一辈就官至司空了，这和其父辈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我们仅仅通过曹魏的重臣家庭背景分析，就可以看出世家大族几乎垄断了朝堂，由于曹丕对世家大族的妥协和九品中正制的持续推行，这些世家大族累世富贵，长盛不衰也就成为了客观情况，因为他们既有家族的传承又有国家层面制度上的倾斜。 世家大族的第二种出身是由商人转化来的。 提到成功的商人，很多人会想到「 ”奇货可居”的吕不韦，却是吕不韦通过一场政治投资，让自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是和世家大族相比，他还仅仅停留在战国四公子养士自立的程度，因为没有传承，导致吕不韦的荣耀一世而衰，而不是像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一样，历经几世风雨飘摇而不衰，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和左右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从汉武帝以后，国家将盐铁等重要的生产事业收归官府运营之后，商人们就无法插手这些暴利行业了，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那么商人们手里的资金投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聚焦到了土地上，既然国家推行「 ”重农抑商”的策略，我们就顺应形势，转换下观念，做土地的买卖尽管和盐铁买卖相比算不上暴利，但总归是有利可图，且可以上其持有。于是商人们通过土地的兼并，把他们的财富最后集中在了土地上，这些商人在取得了大量的土地之后，他们就不是原来的商人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 提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人物糜竺，这位为刘备提供了创业的大量经济资助的人就是商人出身，他具体富裕到了什么程度呢？ 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 后来糜竺做了徐州牧陶谦的别驾从事，后台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并且为了帮助自己的妹夫，给予了大量的物质资助，在糜竺的身上，我依稀看到了吕不韦的影子，糜氏家族在蜀汉也成为了世家大族，完成了从商人到世家大族的身份转化过程。 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三国志·蜀志·糜竺传》 后来刘备夺取荆州，又从荆州入蜀，都把糜竺做为上宾对待，并不是因为谋略或者武勇，而是因为糜竺是自己的财神爷，没有糜竺的支持，自己连个起兵的家底都没有。由此我想到了糜竺之弟糜芳投降东吴之事，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投降，对于糜芳而言，他并不是什么重臣或者奸臣，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商人的特性之一就是逐利，依据利益来做出判断是他们的本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糜芳没有救援关羽，也没有坚守待援，而是选择缴械投降了。 对于世家大族的发展，作为皇帝是有所觉察和警惕的，汉高祖刘邦就曾经下令让六国的旧氏族贵族迁徙到关中之地，汉武帝也曾经下令让这些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不得群居，并将他们迁徙到茂陵一带，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人口充实，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从而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世家大族和皇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触怒了皇权而被灭族的人士中也不乏世家大族，如被曹操诛 ... 的孔融、杨修就是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代表。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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