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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瑞典乡村...的投票权是按照居民的收入课税价值和土地课税价值分配的，两者分别按1%、3%的比例折算，这就导致地主精英在地方事务上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图2不同类型地区的教育支出针对前一个现象的解释是，19世纪瑞典的下层阶级通常反对大规模学校教育，因为他们不想分担相应的税费，而且家庭还需要依赖子女工作来维持生计。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瑞典尽管在19世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却能够保持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独特历史现象。
工业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体从马尔萨斯陷阱解脱出来，开启了现代增长模式。大量受过基础教育训练的劳动力是推动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在前工业时代，各国的大众受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对此有一支文献解释，只要选举权利受到限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就会使精英阶层阻止教育传播；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和农业互补性低，二是能限制农民流动，避免底层人民诉求更多话语权。另一派研究则指出，许多国家学校教育的普及远在选举权之先，并非是广泛的民主政治权利推动了基础教育发展，而是强有力的精英阶层促进了学校投资；因为教育有利于巩固国家认同，维持旧有的社会秩序，以及可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收益。 到底哪一方的解释更符合历史史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Jens Anderson和Thor Berger整理了1871年和1874年瑞典2000多个乡村 ... 的基础教育支出、投票权分布以及收入、农业水平等相关数据，深入研究了地方 ... 决策投票权分布与小学教育支出的关系。 瑞典乡村 ... 的投票权是按照居民的收入课税价值和土地课税价值分配的，两者分别按1%、3%的比例折算，这就导致地主精英在地方事务上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只有10.34%的群众拥有投票权，他们的投票权超过81%是凭借土地获得的。根据已有研究，如果单个精英拥有超过10%的投票权，就会对地方事务决策产生显著影响。按照这一标准，文章将地区分为地主精英主导、资本精英主导和民主地区三类。为了反映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作者根据投票权分布数据构造出投票权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并对纳税人人均教育支出做量化分析。 结果显示（见图1），投票权不平等程度越大，即政治权力分配越不平均的地方，纳税人人均教育支出越高。在排除了系列相关因素、郡级固定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区级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抑或是将被解释的对象换成人均教育支出后，统计结果依然成立。 图1 投票分配不平等程度与教育支出 这是否证明教育支出增加是精英集中投票推动呢？有没有可能是分散的小民联合起来推动呢？作者进一步提高精英主导地区的判定条件，将精英控制投票比例提升到25%和50%，结果发现，权力集中促进了教育支出，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越高反而减少了教育支出。此外，统计分析还显示，地主精英地区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资本精英主导地区（见图2）。 图2 不同类型地区的教育支出 针对前一个现象的解释是，19世纪瑞典的下层阶级通常反对大规模学校教育，因为他们不想分担相应的税费，而且家庭还需要依赖子女工作来维持生计。相比之下，穷人通常更喜欢对其收入有直接影响的公共投资。对于后者，文章进一步考察两类精英主导地区在公共支出总量、支出结构上有何异同。 表1 地方公共支出与主导精英类型 研究发现，地主精英主导地区并未显著增加 ... 公共开支，其教育投入的增加是从贫困救济、宗教支出等其他项目转移而来的。这一结论得到BiSOS数据1874年报告的支撑，其宣称与教会有关的支出不足，而学校教育支出则无此情况。 最后，文章总结指出，工业化前，地主精英群体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既是旧有特权阶级文化传统的延续，又是受国家建设和社会控制的现代化理念影响的结果。地主精英阶层推动大众教育普及，是他们作为地方统治者历史角色的一部分，也是面对农村人口日益无产阶级化，为了减少社会动荡而采取的应对方式。这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瑞典尽管在19世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却能够保持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独特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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