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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近300万。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缘由。>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 >作为一部篇幅长达294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 >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400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60卷篇幅，唐朝不到300年，却占据了81卷篇幅。 >但尝试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却又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 >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便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因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不是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 >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近300万。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1400余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54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6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9年，每卷不超过2万字。 >我们全面抗战打了8年，试想，若规定用2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即便是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2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2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9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不过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煌煌300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300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 >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19部，从《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19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1500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5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 ... 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做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缘由。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赋》《上林赋》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相中。 >- END - >责任编辑：亚闻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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