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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冠服
通天冠服仅次于冕服，冠用北珠卷结于冠上，有二十四梁，冠前有金博山加蝉为饰，与织成云龙纹绛色纱袍，白纱中单、方心曲领（宋代的方心曲领是一个上圆下方，形似锁片的装饰，套在项间起压贴作用，防止衣领雍起，寓天圆地方之意）、绛纱裙（裳）相配，腰束金玉带，前系蔽膝，旁系佩绶，白袜黑舄。通天冠的形式，《三礼图》所画极简陋，与实际相差甚远，北宋武宗元所作朝元仙仗图中的东华天帝君戴的通天冠，比较接近实际，和敦煌石室唐咸通九年刊本《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卷首画王者所戴通天冠形制相似，但宋代加了簪导和〓纩充耳。远游冠形状与通天冠相同，只是在前面的金博山上没有蝉纹了。
远游冠十八梁、金博山不附蝉纹、余同通天冠，为皇太子所用。
（三）朝服
由绯色罗袍裙、衬以白花罗中单，束以大带，再以革带系绯罗蔽膝，方心曲领，白綾袜黑皮履。六品以上官员挂玉剑、玉佩。另在腰旁挂锦绶，用不同的花纹作官品的区别。着朝服时戴进贤冠、貂蝉冠（即笼巾，宋代笼巾已演变成方顶形，后垂披幅至肩，冠顶一侧插有鹏羽）或獬豸冠。并在冠后簪白笔。手执笏板。北朝至唐的方心曲领是在中单上衬起一半圆形的硬衬，使领部凸起，宋代是以白罗做成上圆下方（即做成一个圆形领圈，下面连属一个方形）的饰件压在领部。
（四）公服（即常服）
基本承袭唐代的款式曲领（圆领）大袖，下裾加横襴，腰间束以革带，头上戴幞头，脚登靴或革履。公服三品以上用紫，五品以上用朱，七品以上绿色，九品以上青色。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至1085年）改为四品以上紫色，六品以上绯色，九品以上绿色。凡绯紫服色者都加佩鱼袋。
（五）时服
在每年季节或皇五圣节，按前代制度赏赐文武群臣及将校的袍、袄、衫、袍肚（抱肚）、勒帛、裤等，用天下乐晕锦（灯笼纹锦）、簇四盘雕（将圆形作十字中分，填充对称式盘旋飞翔的雕纹的团花）细锦、黄狮子大锦、翠毛细锦（用孔雀羽线织出花纹）、宜男、云雁细锦、狮子、练雀、宝照大锦（以团花为基础，填充其他几何纹的大中型几何填花纹）、宝照中锦、御仙花（荔枝）锦等作面料，其中以天下乐晕锦最高贵。
（六）幞头形制的变化
幞头是宋代常服的首服，戴用非常广泛，宋代的幞头内衬木骨，或以藤草编成巾子为里，外罩漆纱，做成可以随意脱戴的幞头帽子，不像唐初那种以巾帕系裹的软脚幞头，后来索性废去藤草，专衬木骨，平整美观。《梦溪笔谈》卷一说：“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直脚又名平脚或展脚，即两脚平直向外伸展的幞头。局脚是两脚弯曲的，《东京梦华录》卷九称为卷脚幞头，幞头角向上卷起，白沙宋墓壁画上有这种幞头的样式。交脚是两脚翘起于帽后相交成为交叉形的幞头，河北宣化辽墓壁画有此样式。朝天是两脚自帽后两旁直接翘起而不相交，在山西高平开化寺宋代壁画有此样式。顺风幞头的两脚顺向一侧倾斜，呈平衡动势，西安唐韦泂墓有此种样式。此外，在萧照《中兴帧应图》中差役头上戴一种近似介帻与宋式巾子的幞头，名为曲翅幞头。另有不带翅的幞头，为一般劳动人民所戴。南宋时，太上两宫寿礼赐宴及新进士喜宴，则在幞头上赐插红、黄、银红三色或二色的插戴，以示恩宠。江苏金檀南宋周瑀墓出土一件圆顶硬脚幞头，脚用竹条为骨，表面两层纱，表纱涂黑漆，后缘开口施带。山东曲阜孔府有宋式漆纱帽传世，两脚平施，以铁为骨，固定于帽上不能脱卸，藏于仿照纱帽式样藤编的帽盒内，帽的尺寸较小，为幼年人所戴。
（七）宋代文人的巾帽
宋代文人平时喜爱戴造型高而方正的巾帽，身穿宽博的衣衫，以为高雅。宋人称为“高装巾子”，并且常以著名的文人名字命名，如“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等。也有以含义命名的，如逍遥巾、高士巾等。《米芾画史》曾说到文士先用紫罗作无顶的头巾，叫作额子，后来中了举人的，用紫纱罗作长顶头巾，以区别于庶人。庶人则由花顶头巾，幅巾发展到逍遥巾。其与东坡巾相似的高装巾子在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已经出现，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会昌九老图》，描绘唐会昌年间李元爽、僧如满、胡杲、吉顼、刘爽、郑璩、卢真、张诨、白居易等九位老人在东都履道场相聚的情形，九位老人中，李元爽已136岁，白居易最小，也已74岁。衣服装束为宋人野老闲居服式，与故宫博物院藏元赵孟钏臻癫嶂械慕碜右轮嗤碜游咚实某し叫危魇彼蠼嵌宰徘岸钫校饧右徊闱懊婵娴拿鼻剑炖涫笨梢苑吕幢ＥＫ斩滤┑木褪侵瘪郑臁⒁F、襈、裾均有宽襴，极为宽博，腰束丝绦，系宋人拟仿古代深衣及相传“逢掖之衣”而成的服装。（八）宋代的甲冑
我国甲冑在五代时型式已规范化，北宋曾公亮著《武经总要》记载，甲冑形成定制，以甲身掩护胸背，用带子从肩上系联。腰部用带子从后向前束，腰下垂有左右两片膝裙，甲上身缀披膊（掩膊）。兜鍪呈圆形复钵形，后缀防护颈部的顿项。顶部突起，缀一丛长缨以壮威严。《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记宋代铁甲，用冷锻法制甲片联缀而成，在五十步外用强弩射之不能射穿。
（九）宋代命妇的服装
宋代命妇随男子官服而厘分等级，各内外命妇有袆衣、褕翟、鞠衣、朱衣、钿钗礼衣和常服。皇后受册、朝谒景灵宫、朝会及诸大事服袆衣。妃及皇太子妃受册，朝会服褕翟。皇后亲蚕服鞠衣。命妇朝谒皇帝及垂辇服朱衣。宴见宾客服钿钗礼衣。命妇服除皇后袆衣戴九龙四凤冠，冠有大小花枝各12枝，并加左右各二博鬓（即冠旁左右如两叶状的饰物，后世谓之掩鬓），青罗绣翟（文雉）12等（即十二重行）外。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至1117年）规定命妇首饰为花钗冠，冠有两博鬓加宝钿饰，服翟衣，青罗绣为翟，编次之于衣裳。一品花钗9株，宝钿数同花数，绣翟9等；二品花钗8株，翟8等；三品花钗7株，翟7等；四品花钗6株，翟6等；五品花钗5株，翟5等，翟衣内衬素纱中单，黼领，朱褾（袖）、襈（衣缘），通用罗彀，蔽膝同裳色，以緅（深红光青色）为缘加绣纹重翟。大带、革带、青袜舄，加佩绶，受册、从蚕典礼时服之。
内外命妇的常服均为真红大袖衣，以红生色花（即写生形的花）罗为领，红罗长裙。红霞帔，药玉（即玻璃料器）为坠子。红罗背子，黄、红纱衫，白纱裆裤，服黄色裙，粉红色纱短衫。
男服服饰
包括官员在平时和私下场所，或致仕还家及平民百姓一般穿用的服装。
冕服：宋朝开始减少冕服的种类，大典礼穿非冕服的情形，就经常出现。
朝服：宋代在劲下加上特别的装饰谓之「方心曲领」。
公服：宋代以常服为公服。
女服服饰：
礼服：其服色大致与唐代相同。
常服：均以大袖上衣，长裙、霞帔为常服。
宋代妇女的一般服饰
包括贵族妇女及富商大贾眷属和附属于社会上层的歌舞青楼女子平时所穿的服装。
（一）襦、袄
宋代妇女的襦、袄，都较短小，颜色以红、紫为主，黄者次之，质地有锦、罗或加刺绣。常与裙子相配套。
（二）衫
北宋宋代妇女的一般上衣，质地常用罗。
（三）袍
宋代妇女一般 *** 袍，仅在宫廷歌乐女子中间，于宴舞歌乐中穿之。
（四）褙子
又名绰子，宋代男子从皇帝，官吏、士人、商贾、仪卫等都穿。妇女从后、妃、公主到一般妇女都穿。但男子一般把褙子当做便服或衬在礼服里面的衣服来穿。而妇女则可以当做常服（公服）及次于大礼服的常礼服来穿。褙子虽则是隋唐时期就已流行的服装，但隋唐时期的褙子袖子是半节的，衣身不长。宋代的褙子为长袖、长衣身，腋下开胯，即衣服前后襟不缝合，而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这腋下的双带本来可以把前后两片衣襟系住，可是宋代的褙子并不用它系结，而是垂挂着作装饰用，意义是模仿古代中单（内衣）交带的形式，表示'好古存旧'。穿褙子时，却在腰间用勒帛系住。宋代褙子的领型有直领对襟式、斜领交襟式、盘领交襟式三种，以直领式为多。斜领和盘领二式只是在男子穿在公服里面时所穿，妇女都穿直领对襟式。关于褙子的名称，宋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褙子本是婢妾之服，因为婢妾一般都侍立于主妇的背后，故称褙子。有身份的主妇则穿大袖衣。婢妾穿腋下开胯的衣服，行走也较方便。宋代女子所穿褙子，初期短小，后来加长，发展为袖大于衫、长与裙齐的标准格式。
（五）半臂
半袖长衣，为隋唐以来的传统服装，宋代男女均穿用。
（六）背心、裲裆
半臂缺袖即为背心，宋代杭州人又称背褡。背心短的称为裲裆。男女均穿。
（七）对襟旋袄
对襟，长过膝下，窄袖，袖不过肘，比男子穿的旋袄长。
（八）围腰
宋代妇女常在腰间围一幅围腰，色彩以鹅黄为尚，称'腰上黄'。形式与男武士所着捍腰有相近之处。
（九）抹胸、裹肚
都是贴身的内衣。
（十）裙
宋代裙子有6幅、8幅、12幅。多褶裥，福州南宋黄昇墓曾出土1件褶裙，6幅除两侧2幅不打褶外，其余4幅每幅打15褶，共60褶。宋代还有一种前后开胯的裙式，称为旋裙。裙子的纹饰，或作彩绘，或作染缬，或作销金刺绣，或缀真珠为饰。色彩以郁金香根染的黄色为贵，红色则为歌舞伎乐所穿，以石榴裙最为鲜丽，多为诗人吟诵。青、绿色裙多为老年妇女或农村妇女所穿。
（十一）裤、裈（裩）
宋代由于家具的发展，太师椅、椅子、凳子、梳妆台等的使用，人们从过去坐席、坐榻演变到垂足而坐，出门则由乘马、乘轿发展到乘牛车、独轮车、串车、太平车、平头车，轿子也由大轿发展到不垂帘幕的小轿，生活的节奏比已往更快了，在服装款式方面的反映便是裤子造型的改变。古代裤子没有裤裆，有裆的是小短裤叫做裈；这两种裤按封建伦理观念女子是不能穿了露在外面的。宋代上层社会的妇女穿裤子，外面要用长裙掩盖，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裤脚外侧缝不加缝缀的开片裤，就是穿在长裙里面的裤子。次等的女妓穿衫子，着有裆裤而不系裙，这种裤子在使用功能上是一大进步。
（十二）足履
北宋宋代有地位的妇女已经实行缠足，使妇女生理形态畸形化，这是封建社会审美心理的异化现象。当时的女鞋小而尖翘，以红帮作鞋面，鞋尖往往作成凤头样子。南方劳动妇女因下地耕作而不缠足，穿平头、圆头鞋或蒲草鞋。又宫中歌 *** 子亦有大足穿靴的。
宋代的首饰佩饰
宋代首饰品出土实物，根据目前已掌握的情况来看，不如前代丰富。
（一）发饰
1．银梳
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墓曾出土半月形卷草狮子纹浮雕花银梳，主花上下另有繁缛的边饰陪衬，下层由花瓣纹连接成花边，与梳齿相连接，精工富丽，依然保持唐代风格。从敦煌莫高窟98窟北宋初期壁画供养人的装扮来看，河西地区贵族妇女头上盛插花钗梳篦，佩戴珠宝项链的风气，甚至比唐、五代更盛。
2．玉钗、镀金银钗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县长沟峪北宋石椁墓出土玉双股钗1件，长15厘米，宽1.7厘米，从弯钩形的钗头分叉成为两股相并，钗尾逐渐收细，末端圆钝。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镀金银钗数件，有钗头分双股浮雕花的，有素面无纹的。
3．簪
①玻璃簪：湖南省长沙市出土1支长7.9厘米，簪头呈钉帽形，头径1.2厘米的南宋玻璃簪，通体透明。
②金簪：浙江永嘉北宋遗址出土1支镂花金簪，簪头呈扁橄榄形，上有高浮雕穿花戏珠龙纹，下衬镂空卷草纹地，簪尾收细呈尖锥形，制作极为精美。
③银簪：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银钗，有的在簪头雕镂花饰或镶嵌宝石，有的素面无纹。福州南宋黄升墓曾经出土鎏金顶部空心雕花银钗：3件（长9.9厘米至16.8厘米），出土时插于发髻上。
（二）耳饰
1972年3月在江西省彭泽县湖西村北宋易氏墓出土浮雕纹金耳环1对，环下连接月牙形装饰，上有浮雕菊花纹，以菊花为中心，枝叶向左右两方铺展，工艺精美。
（三）颈饰
出土宋代项饰中，有2件金项链坠，极为精美。
1.胆形金坠：1980年2月在南京市幕府山北宋墓出土的1件胆形金坠，高8.5厘米，宽5.7厘米，坠身镂雕繁美的鸂鶒穿花纹，周边有卷草纹边围绕，顶端如意头中央有穿孔可与链条相接，工技精湛。
2.娃娃形金坠：1974年1月在浙江省衢州市郊瓜园村史绳组墓出土1件俯地爬行的金娃娃，娃娃面容丰满，神情欢快，前伸的右手中紧握一个活动的方环，可与项链相接，设计制作极为精巧。
（四）腕饰
1972年3月江西省彭泽县湖西村北宋易氏墓出土银镯1对，直径6.9厘米，镯身扁宽，向两端收细，镯面正中间以双道突线纹为饰，与两边的突起边线相呼应，简洁大方。两端相接处留有缺口，可以调节松紧。
（五）腰带
自五代以后，革带已不流行悬挂鞢〓，带〓也演变成双銙式，这样，带鞓（tīng音汀）束在腰部之后，前后均可加装銙牌，成为衣服的突出装饰。1972年8月在陕西省扶风县柳家村宋代窑藏出土革带银质大銙1副，由9块方形浮雕戏婴纹银銙组成。戏婴是宋代工艺装饰中非常流行的题材。
宋代流行的服饰纹样
宋代的服装面料，讲究的以丝织品为主，品种有织锦、花绫、纱、罗、绢、缂丝等。宋代织锦以成都蜀锦最有名，花纹有组合型几何纹的八搭晕、六搭晕、盘毯等。几何填花的葵花、簇四金雕，大窠马打毯，雪花毯路、双窠云雁等。器物题材的天下乐（灯笼锦，是文彦博在成都为谄媚仁宗张贵妃而创制）。人物题材的宜男百花等。穿枝花鸟题材的真红穿花凤、真红大百花孔雀、青绿瑞草云鹤等。花卉题材的如意牡丹、芙蓉、重莲、真红樱桃、真红水林檎等。动物题材的狮子、云雁、天马、金鱼、鸂鶒、翔鸾等。几何纹的龟纹、曲水、回纹、方胜、波纹、柿蒂、枣花等。宋代服饰纹样受画院写生花鸟画的影响，纹样造型趋向写实，构图严密。宋代的纹样风格与唐代截然不同，而对明清时期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从题材到造型手法，几乎都形成了一种程式。
宋代由于国力衰弱，财力空虚，大量织锦用于向异族纳贡或贸易，国内统治者服装面料大部分以绫纱为主，湖南衡阳何家皂北宋墓、江苏金坛茅麓南宋周瑀墓、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出土的实物都如此。北宋初年，宋朝皇家仪仗队都穿锦绣的服装，后来就改用印花代替，印花工艺禁止民间使用。但宋代官僚地主唐仲友就违禁在家乡婺州开彩帛铺，套用公款雕制印花版印染斑缬。洛阳贤相坊民间也有著名的李姓印花刻版艺人，被称为“李装花”。《图书集成》卷六百八十一《苏州纺织物名目》讲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至1224年），嘉定安亭镇有归姓者创始药斑布，“以布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药斑布又名浇花布，就是现今民间的蓝印花布的前身。这种印花布，是民间妇女重要的服装面料。
宋代刺绣工艺已经高度发展，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衣服，一般都用刺绣花边沿边。题材以写生花卉为主，并将一年四季的各种花卉组合成“一年景”的花饰，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流行的服饰纹样
宋代的服装面料，讲究的以丝织品为主，品种有织锦、花绫、纱、罗、绢、缂丝等。宋代织锦以成都蜀锦最有名，花纹有组合型几何纹的八搭晕、六搭晕、盘毯等。几何填花的葵花、簇四金雕，大窠马打毯，雪花毯路、双窠云雁等。器物题材的天下乐（灯笼锦，是文彦博在成都为谄媚仁宗张贵妃而创制）。人物题材的宜男百花等。穿枝花鸟题材的真红穿花凤、真红大百花孔雀、青绿瑞草云鹤等。花卉题材的如意牡丹、芙蓉、重莲、真红樱桃、真红水林檎等。动物题材的狮子、云雁、天马、金鱼、鸂鶒、翔鸾等。几何纹的龟纹、曲水、回纹、方胜、波纹、柿蒂、枣花等。宋代服饰纹样受画院写生花鸟画的影响，纹样造型趋向写实，构图严密。宋代的纹样风格与唐代截然不同，而对明清时期的影响非常明显，无论从题材到造型手法，几乎都形成了一种程式。
宋代由于国力衰弱，财力空虚，大量织锦用于向异族纳贡或贸易，国内统治者服装面料大部分以绫纱为主，湖南衡阳何家皂北宋墓、江苏金坛茅麓南宋周瑀墓、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出土的实物都如此。北宋初年，宋朝皇家仪仗队都穿锦绣的服装，后来就改用印花代替，印花工艺禁止民间使用。但宋代官僚地主唐仲友就违禁在家乡婺州开彩帛铺，套用公款雕制印花版印染斑缬。洛阳贤相坊民间也有著名的李姓印花刻版艺人，被称为“李装花”。《图书集成》卷六百八十一《苏州纺织物名目》讲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至1224年），嘉定安亭镇有归姓者创始药斑布，“以布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药斑布又名浇花布，就是现今民间的蓝印花布的前身。这种印花布，是民间妇女重要的服装面料。
宋代刺绣工艺已经高度发展，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衣服，一般都用刺绣花边沿边。题材以写生花卉为主，并将一年四季的各种花卉组合成“一年景”的花饰，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丝绸
宋代丝织品主要是：自然生动的折枝花、以及大量花鸟纹，其色彩淡雅柔和，纹样更趋写实。宋代丝织品花鸟纹样的流行，与同一时期花鸟画的兴起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从福州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周氏墓出土的实物来看，牡丹、芙蓉、山茶、月季、海棠、竹、梅花、宜男（萱草）等植物是这一时期纹样的主流。其形式一般用大朵的牡丹、芙蓉为主体，配以梅花、海棠这类较小的花蕾，并在叶中填以各类碎花，形成花叶相套的奇特效果。
宋代丝绸纹样的配色，也深受时代审美思想的影响，与写实化的纹样形式相协调。总体色彩倾向于清淡柔和、典雅庄重。唐代常用的朱红、鲜蓝、桔黄等鲜艳色彩已不再流行，代之以茶色、褐色、棕色、藕色等间色或复色为基调，配上白色，极为淡雅。
宋代织造的品种也与唐代有所区别，轻薄透气的罗织物是当时流行的丝织物。中国的罗织物生产在宋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在南方，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高级丝织品。1975年在江苏金坛县周瑀墓中出土的50多件衣物中，大多数为提花罗制品。同年，在福州黄升墓中又出土了200余件不同品种的罗织物，其罗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绞不起花的素罗，还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各类花罗。四经绞罗是中国古代织罗技术的最高峰，这种罗织物的织造技术早已失传，成为中国丝绸技术的历史之谜。
写实生动的纹样，清淡柔和的色调，织制在轻薄如云的纱罗织物上，使宋代丝绸呈现出一派鸟语花香的怡人气息。
宋代妇女缠足了，
宋代的农民生活
能维持日食2升或日进百钱以下的是乡村户中的贫困层；十口之家，能维持口日食2升，月用钱15缗的是乡村户中的自足层；十口之家，能维持口日食2升，日用钱1贯以上的是是乡村户中的小康层或富裕层。乡村中的第三等户的生活水平估计一般是：十口之家，口日食2升，月用钱15贯—30贯之间。宋代乡村的第三等户可算做是标准的自耕农吧，①标准是所产粮食一般只能自给自足，这样的家庭尽管略有余粮，②但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到市场上卖的。依王叟的话讲，河北安喜一带，第四等之户的家产“仅能二十四缗”③，那么第三等户的家产为多少呢?这从第三等户是富与贫的界限和纳役钱的下限可以推知。《长编》卷299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戊寅条载：“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续诏，乡村合随逐县民户家业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举司言：乡村下等
我们对宋代乡村第三等户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十口左右的家庭，百亩左右的土地，相对自足的生活。在风调雨顺、没有天灾人祸的环境下，这部分人过着还算是安居乐业的日子。下面两个例子就是乡村第三等户现实生活的反映。《夷坚三志》壬志卷6《黄陂红衣妇》载：“黄州黄陂县太公村民李氏，门外有栗木一本。初夏之日，其家男妇女子皆出莳，惟一二少女守舍供。”看来这家劳还算充足，农忙时节能干活的全下田，年少不能从事重活的姑娘也不闲着，留守在家为家人做饭。而对于劳力少的，要保证不误农时播种或抢收，就只有雇短工了。如“绍熙二年春，金溪民吴廿九将种稻，从其母假所著帛绨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①。这个例子原意是讲吴廿九不孝的故事，实际并非吴家穷得到当衣典钱的地步了。因为典钱雇工于理不合。其家田估计不算太少，否则吴廿九也不会打算雇工。另外，其家还有“桑十余株”，应该算是足食足用的第三等户家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以为雇短工是因为主家富到不用亲自劳动的地步了，而是因为家里劳力少所致。主家家人也要一起劳动。
宋代的第三等户的家业钱(即包括土地、房产的不动产值)贫乡当在50贯以上，富乡当在200贯以上。
宋代第三等户的自足经济是相当脆弱的，不妨作一计算。十口百亩之家，一年两熟计，主要农作物不外是小麦、栗和水稻，尽管水稻亩产量比小麦略高一些，但由于南方人均土地拥有量大多少于北方，故可均按亩产一石计，则年收获量为200石，其中交税、留籽种等约占去一半，剩余100石；食用以温饱计，壮者6人日食2升，幼者4人日食1升，年消费约60石，可余半年粮。这是在理想状态，即风调雨顺、没有天灾人祸、百亩田均为良田、亩产相同的条件下的结果。如考虑一些实际情况，如6个壮者尽为健啖者的话，每人一顿饭就能吃掉通常人一天的饭食；①另外像婚丧嫁娶也消费大量的粮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作为中农的乡村第三等户来说，要想有积蓄，必须靠节俭。像前文幕官所述的“早食肉，晚食羹，日用一千”的生活，恐怕只有在过年那天。其实，在乡村中不惟中等户，即便一般的上等户
也不敢大手大脚放开消费。他们尽管家业大，但人口多，在亩产量难有大的提高的情况下，人的消费量是远大于食物的生产量的。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宋代，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的前近代社会都一直存在。如明代吕坤《实政录》卷2载：“且如今百姓们过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粮，吃穿使用泼手大脚，也只够过了一年，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吃穿使用挪上攒下少不得过了一年。试相那挪上攒下也不曾少了吃穿使用，只是不得风光宽绰耳”。显然这是上等农的情况：吃饱穿暖尚可，如果想“风光宽绰”其家业就难以长久了。另外，前文我们讲述的20世纪30年代河北张北县的情况：“地主之家，土地虽多，门户较大，花费颇巨，故有疲弊之状。”①地主之家尚且如此，中等农家来说更不敢奢侈了，至于那些贫农，别说奢侈，恐怕能每天填饱肚子就算是大过年了。诚如黄宗智先生所言，这是“糊口农业”的典型表现。如此脆弱的家庭经济，且不论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单就人自身因素来考虑，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患上一场大病，足可以把一个足食足衣的家庭摧跨。无疑，这样的家庭即使没有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富裕”或“足衣足食”也难长久。我们注意到在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总是新一拨富人刚站起来旧一拨富人却倒下去，如此反复不已。这种现象过去不少学者用商品经济的冲击、政治制度的缺陷、经济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来解释，固然有其可信的一面，但笔者觉得所有这些可能都不是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对于出身于农民家庭、熟知农村社会情况、有着切身体验的笔者这个“准农民”而言，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当代部分农民家庭的脆弱性依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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