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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纣王称号及罪状的来历 《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三是登用小人; 四是听信妇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是“原始罪名”，照这些罪名，商周无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于“暴君”。...
商纣王称号及罪状的来历
《尚书》有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一是酗酒;
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三是登用小人;
四是听信妇言;
五是信有命在天;
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是“原始罪名”，照这些罪名，商周无非是“昏庸”而已，似乎不至于“暴君”。
到了春秋时期，纣王的罪状却又增加了一条，即
七、“比干谏而死”，而且到了战国时期，对于比干的死也有了不同的说法。
《史记“九侯女不意淫，纣怒，杀之”等等。从此，历代史家说起暴君必数夏桀、商纣。到晋朝，商纣王又多了
八、“解剖孕妇让苏妲己看胎儿模样”的罪状，还有其他离奇的情节。
这时，商纣王已变为毫无人性的暴君。明朝虚构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奠定了商纣王“衣冠禽兽”的民间印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暴君”形象是逐渐累加形成的。
商纣王、殷纣王，是周人对商代末代君主侮辱、蔑视性的称呼。
《说文解字》中对谥法的解释是：“残忍捐义曰纣”。而现有《逸周书》的“谥法”篇，却恰恰没有这一句。纣字，在《古文尚书》中通受，故帝辛又被受辛，就是坏蛋辛的意思。王，是周人对国君的称呼。这里面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周人从未达到商人那样的强力统治。周人灭商，是纠集所谓的“八百诸侯”的共同行为。而这些诸侯，只是同盟军，而非蕃属，对于周王室的认同和忠心是有限的，周王室对其的控制力和约束力也是有限的，文王、武王只是和他们相安无事，根本指挥不动。因此，终西周一朝，与这些诸侯的战争贯穿始终，并最终灭于诸侯。而周人本身，虽是诸侯中武力强盛的，却与煌煌大商相差甚远。
所以，在未灭商之前，周称之为“天邑商”、“天裔商”、“大邑商”，而灭商之后，亦称之为“大邦殷”、“大国”，而自称“小邦”。
周武王灭商后，因殷人众多，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而彻夜难眠。周人不可能、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祖先捧为天下共尊的上帝。商王朝神权、王权的激烈的党争，使人对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的“神道设教”作用和效能不无怀疑。周人既不能、亦不肯重创此类宗教，故而只能居诸侯之王的位置，而不能称帝。周王朝自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武王发所延续下来的称王的习惯，被其不自觉地用到了帝辛的身上，因而才出现商纣王、帝纣这些滑稽的称谓。周王称为天子，是后世的事，至少在西周尚无此类证据。
商周之际的独特存在的同一段历史出现两种正史，是西周以小博大带来的后遗症，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势力相当的结果： 西周官方意识形态在长期成为主流，成为正史，但商人记录的历史却并没有在西周的封杀和围剿下消失。历史上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层累地选成”的结果：
首先是他的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武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后来拘周侯昌，囚之羑里，并杀之。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而帝辛积威甚重，使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其次是商代内部叛徒、内奸，贬毁帝辛：一、神棍们，他们制造出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二、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
帝辛重用费中，飞廉、恶米一班人，他们几个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引起了公愤。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再有先秦诸子为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顾颉刚发表过《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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