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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 *** ，则是反倒退，拔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关键词：王船山；评法批儒；儒家；法家
一、船山学术被当成“匕首、投枪”为人所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掀起“评法批儒” *** ，王船山被带上法家代表高帽子，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一阵王船山“研究热”。工厂的工人、军队的战士、工农兵学员、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被当成船山研究的生力军。他们从王船山的著作里查找出儒法斗争时用得较多的词汇，摘取王船山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深文周纳，连缀成章，纷纷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关于这时期的这些文章我们暂且不作内容上和学术上的分析。只要看看它们的标题，就可以窥见当时情况之一斑。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可将这些文章标题为如下三类：
１、与复辟、倒退有关的：《王夫之批评孔孟的历史倒退论》（文汇报１９７４。６。２４）、《法家进步思想评价——王夫之》（吉林日报１９７４。７。１６）、《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王夫之《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读后》（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７４。３）、《王夫之反复古倒退》（河南日报１９７４。１２。２５）、《反复辟、反倒退的战斗篇章——从《读通鉴论·秦始皇》看王夫之法家思想》（湖北日报１９７５。１。１３）、《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观的批评》（光明日报１９７６。４。２９）。
２、与统一、分裂有关的：《王夫之的《秦始皇》》（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７４。４）、《论王夫之对秦始皇的肯定评价——谈《读通鉴论》》（文汇报１９７４。６）、《实行郡县制势所必然——谈王夫之的《秦始皇》》（安徽日报１９７４。８。１５）、《《读通鉴论》注释和语译》（旅大日报——１９７４。８。２）、《读王夫之《秦始皇》》（安徽日报１９７４。８。１５）、《坚持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读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南昌日报１９７４。８。２４）、《王船山是怎么样评价秦始皇的》（北京日报１９７４。３。８）、《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读王夫之《秦始皇》》（天津日报１９７４。６。２）、《王夫之《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福建师大学报——１９７４。４）、《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读王船山《读通鉴论·秦始皇》》（西安日报一１９７４。４）、（西安日报——１９７５。５。２０）。
３、直接冠以儒、法家名称的：《历史上法家人物简介与王夫之》（南方日报１９７４。６。１７）、《明末清初的法家思想家——王夫之》（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７４。３）、《儒法斗争和王夫之的物质不灭原理》（科学通报——１９７４。１１）、《王夫之文艺思想与儒法文艺斗争》（武汉师院学报１９７４。３）《王夫之对宋明儒家思想的批判》（四川大学学报一１９７５。１１）。
这些标题给人直接感受就不是学术研究的选题，而是一篇篇用意卑劣的命题作文。把那个时代叫得最响的词句：复辟、倒退、儒法、斗争等最时髦的词汇任意用在船山学术这个充满哲理、庄严、肃穆的圣殿之上，使船山学术遭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亵渎。
一批在六十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王船山研究小有成就的学者如肖楚父、周一良、冯憬远、杨荣国等，在这场评法反儒的闹剧中也写出一些王船山研究文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肖蓬夫《农民革命风雷对王夫之思想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１９７５。１——２），该文的论点就是：王船山是一个从农民革命风雷中由儒家转向法家的代表人物。周一良的《王船山是怎么评价秦始皇的》（北京日报１９７４。３），把王夫之说成是与秦始皇一样的反儒斗士，冯憬远的《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史观的批判》（郑州大学学报报·哲社·１９７５。４），更是将王夫之拔高到法家集大成者。孰知这些“知名人士”的大手笔，如此毫无党性原则，学术屈从于政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杨荣国先生在这场尊法反儒斗争的戏剧性表演。本来杨先生在解放前就致力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出版过《中国思想简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对于王船山，他也有过许多独到研究结果。他六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一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及对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斗争》文章，对当时的船山研究影响很大。但是在“四人帮”发起的“评法反儒”的运动中，他却迷失了方向，上了贼船，充当了爪牙，一失足成千古恨。杨先生于１９７３年７月主编了《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时杨先生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看成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与唯心主义斗争，也具有自己发展的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儒法斗争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得较为突出。而且事实上这种斗争很快就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所融化。杨先生曾说过汉以后没有儒法斗争的话。这些观点都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但是就在杨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位先生就匆匆将该大作进行大修改，以《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出版。修订本将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发展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简单地分成儒家、法家两大阵营，王船山为明、清时的法家代表人物。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评价王船山说：“王夫之一生的经历，基本上是敌视农民群众的。”而后不到一年的《修改本》为突出“法家爱人民”的主题，没有了这句话，反而说“他（王船山）同情农民疾苦，主张‘宽以养民’，主张‘均平’”。读来真让人扼腕叹息，啼笑皆非。
二、船山学术传播形式创新与影响面扩大
在那个荒唐的时代，学术被嘲弄，不足为怪。奇怪的是某种学术越被嘲弄，越具影响力。如王船山学术就是这样。虽然王船山这个名字在这场评法反儒斗争被作为武器滥用，但是从当时出版界在学术著作出版一片空白的条件下，出版的一些作为供批判用的法家著作选之类的船山著作来看，这些著作的编辑者诸如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理论小组等，为了使工、农、兵、学、商们都能读懂，有的重写前言，对其中的一些背景、典故、词语都做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有些还进行全文白话翻译。客观上对扩大船山研究在影响，促进船山学术广泛传播起到积极影响。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十年动乱中船山学术活动不幸中之幸事。
这时期整理船山著作，主要是中华书局在进行。首先，他们继以前采用全新标点和版式，出版了许多船山著作。１９７５年又出版了《读四书大全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三种。三者都是采用清同治年曾氏金陵节署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其中《读四书大全论》作有校记二十一条。《读通鉴论》参照了衡阳刘氏和邵阳曾氏藏的王嘉怡两种抄本，作了校勘补记。并将金陵节署本比抄本少了的五篇文章，补印在书中适当处，另附注加以说明。同时，还将清人刘毓崧的校勘记对史实的一些订正，附在有关各论后，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前言》。《张子正蒙注》由古籍出版１９５６出版过。此三种船山著作，中华书局首次采用简化字出版，为工、农、兵阅读提供了极大方便。其次，重印以前出版过的船山著作。１９７６年出版《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均在１９６２年出版过，这次重新排印，对一些错误进行改正，并重新加了新写的《前言》，全用简体字直排的版式，使其更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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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这个时期出版的这些船山著作，在编辑、校勘、标点、版式等方式和程序原则与６０年代的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有两点：一是这批书都有一个带浓厚时代特色的政治宣言的前言。这些前言一般都很长，主要是说明该书的革命性。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家言论。写作者均为集体。有些还有专门的《前言》写作班子，如《清四书大全说》的《前言》撰写者，落款就是“北京清河毛纺厂、中国人民 *** ４５１３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前言写作组”；二是这些书如是属于老版本重印的，均保留原竖排版式样，但把繁体字全部改为简体，此举不失为一项非常有助于普通阅读者顺利读懂原著的有效途经。
除上述的中华书局印行的船山著作，１９７５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华书局的《楚辞通释》重新以简体字排版印行的，称为新１版。印刷时，照例重新组织班子写了一个长长的政治宣言似的《出版说明》附在书里。
为了适应当时全国性评法批儒的需要，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班子编写法家著作。王船山既然被定为法家代表人物，当然就有专门的王船山法家著作的编写组之类的写作机构。特别是湖南、湖北两省成立的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仅就其组成部分来看，就算得上一道文革代风景线。
１９７５年７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夫之著作选注》。该书前后分别有湖北省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共同撰写的《前言》和《后记》。该书主要内容包括《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等政论十三篇、《论气》等哲学评论十八篇、《郑风与齐风》、《袱楔赋》《自题墓石》和文论及诗、文、等。这个选注小组由武汉钢铁公司、中国人民 *** 八一九九部队、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八单位十人组成，此书选文以通行的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和太平洋书局排印本的《船山遗书》为底本，并同道光间王氏守遗经刻本及嘉恺抄本，衡阳刘氏抄本重新校对。其格式：首为前言，次为目录，而后正文，正文每篇选文首列篇名，依次为说明、原文、注释、译文。未尾有个后记，其《后记》说：“王夫之遗书。卷帙浩繁，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读一点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需要，我们选注了其中一小部分，汇编成此书。”
崭新形式的《王夫之著作选注》的问世，在王船山学术研究和船山著作出版史具有独特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王船山著作因作者处在一个独特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政治、民族等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在其思想里都有反映，但是王船山思想深刻性与其不得面对现实而采取的隐晦性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体系，甚至很多地方自相矛盾，就其某一篇，某一章里的某一观点来确定他的某种思想往往很不准确，也是最不可取的。所以。历来许多专家、学者、大师对此都以为条件尚未成熟，不敢轻易对待。如王孝鱼专研船山的顶级大师，当年采用新式标点分段、点校那么多船山著作，都不敢轻言为船山著作做注。即使１９６２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编写《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选了王船山一些哲学著作，并做了注释，也只作为参考资料而行世。何况从浩帙繁卷的船山遗书里摘取零星章节。支离破碎地谈论船山思想，更是研究者之大忌。这就是长期来船山著作稀有注解本和选本的根本原因。湖北省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蔑视权威、反抗传统，以人海战术，发挥集体智慧，一扫王船山学术的神秘，岸然，短短几个月，将《王夫之著作选注》从选文、注释、付印一气呵成。创下船山研究史上几个第一：第一以集体名义选编船山著作；第一个选注本；第一个文言白话对照本；第一个简体字横排本。凭着这几个第一的革命精神，湖北省王夫之著作选注小组为儒法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湖北的王夫之著选注工作的“成功”，仿效这种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王夫之著作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了出版由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王夫之《读通鉴论》选注组选注的《读通鉴论》选注本。这个版本的选注工作在湖南省委和当时的衡阳地委领导下、按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干部、老中青组合原则成选注组。参选单位有：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衡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衡阳军分区政治部，国营二七二厂、长沙曙光电子管厂、衡阳县曲兰公社等十九个单位，历时一年多，使得第一个文言白话对照选注本《读通鉴论》应运而生。
上述情况基本上反映了七十年代中期，王船山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
三、对船山研究的拨乱反正与新突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垮台，由他们发起的儒法斗争闹剧戛而止，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期王船山研究“辉煌”历史，成为七十年代中后期，船山研究界的中心议题。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疾风暴雨的船山热都是为着一个中心——儒法斗争而开展。所有的研究统一在王船山是法家代表人物这个不许争辩的基调上。因此，评价这个时期这场活动的得失，判断它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倒退，就必须弄清楚王夫之到底是不是法家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不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斗争。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刚刚解除禁锢的学术界，开始拔乱反正。从学术上探讨有关船山思想与儒法斗争的真实情况，澄清被评法批儒活动糟蹋了的王夫之的思想的事实。恢复王船山真实面目，成为了七十年中、后期船山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９７７年湖南人民出版了由湖南省王夫之哲学著作注释组选注了《王夫之哲学著作选注》。这个选本是以选注组集体选编船山著作这种独特形式的最后一个选本。这个选本的前言已经没有如法家人物、儒法斗争等词汇。在给王船山的总评的《前言》说：“总之，王夫之是一个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比较明显的两重性历史人物，但他的进步思想占主导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他在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清算反动宋明道学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但没有可能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始终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个与七十年代中期叫喊着法家代表，进步人物王夫之几年之久截然相反的结论，给读者透露着一个重要信息：恢复王船山学术的本来面目，清除四人帮加在王船山名字上不实之词的行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著名学者侯外庐在６０年代，针对当时有人武断王船山是中国封建思想的代表，愤愤地说：“有人为王夫之戴上封建思想帽子，这种做法是很粗暴”。而面对“评法批儒”公然颠倒黑白地污蔑和践踏船山思想的行径，一些良知尚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骨梗在喉，有话要说。
在六十年代与侯外庐先生合著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并单独发表论文《论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在人民日报上的著名学者张岂之，１９７７年连发论文《王夫之是法家吗？——中国思想史考察的一个侧面》（西北大学学报）、《一个反法的“法家”——王夫之》（历史研究７７。３）、《王夫之对（道德经）的批判的改造——中国哲学史党性原则的探讨》、《评王夫之的历史观：中国思想探讨之一》四篇。对“王夫之是法家”这一虚假命题，从政治、哲学、历史观等层面进行彻底探讨。全面揭露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主观唯心主义的真实本质。
１９７７年６月光明日报刊载了评论员文章《王夫之是法家吗？》，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评法批儒”中写过《王夫之对儒家复辟倒退历史观的批判》的冯憬远先生，１９７７年发表了《王夫之对颠倒主、客观关系的唯心主义谬论的批判》，这篇文章不象前面所提的他的那篇文章那样，一开始就给王夫之带上一个法家帽子，而是客观地评价了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始终坚持认识论上唯物主义原则，客观决定主观。批判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主观决定客观。表明在哲学领域里贯穿始终的只有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根本不存在所谓儒法斗争贯穿论。
１９７８，赖永海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王船山哲学思想与政治态度的矛盾统一》，评价王船山政治思想时，文章说“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尤为值得探讨，是他反对宋明的酷政，反对严刑峻法。人们清楚记得，在‘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的时候，王船山曾被戴上‘法家’的帽子。对于这项桂冠，王船山如果地下有灵看来也未必领受。道理很简单，王船山的思想和生活实践，对‘法治’很有保留意见的”。１９７９年，曾经违心地王夫之完为法家代表的肖筵父，又发表论文《略论王夫之的矛盾观中的“分一为二“与”分二为一”》，继续为探讨船山哲学思想贡献力量。
总之。这个时期国内外各主要媒体刊载了大量与儒法斗争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专门批判“四人帮”尊法反儒，对王船山的歪曲和污蔑，但其中大都把王船山是法家这一命题作为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实际上也是从不同角度洗刷了王船山因尊法反儒而蒙受的冤屈和侮辱。
四，“评法批儒”中的船山研究简评
综观七十年代前中期，学术界噤若寒蝉，王船山却名声鹊起，稍有经验的人们都会觉得不正常，因此，事后许多船山研究者对这段历史采取回避态度，甚至不屑于谈及。如湖南师大的陶懋炳等四教授在１９８２年发表在湖南师范学院报上的《船山研究综述》，谈及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船山研究时称：“然而，“左”的 *** 开始出现，十年内乱接踵而来，船山学术研究陷于中断”。仅仅二十八个字。显然，他们认为评法批儒时出现的有关王船山的文章与活动不属于船山研究范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因为其性质如何，或我们对其的评价如何而改变。当年出现的那些文章，专著还会流传下去，以证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其次，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问题，尽管历史在特定阶段人了歧途，出现倒退，毕竟还能给人们提供经验教训和借鉴，承认其存在比否定有益无害。更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在客观上确实扩大了王船山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同时也在一些以前忽视的研究领域，比方说法家对王夫之的影响等，给研究者以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讲船山学史，应正视这段历史，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记载，否则我们就会犯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
基于本文史实与分析。这段时期的王船山研究实际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从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由“四人帮”发起的尊法反儒法运动，完全一场含沙射影，有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卑劣行径。他们的理论——儒法斗争贯穿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纯属胡编乱造。因此，这期间将王船山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而进行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本质上就是宣扬虚假的、反动的东西，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大倒退的活动。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船山学界奋起揭批加在王船山身上的不实之词的一些活动和大量文章，是对船山学术研究的拔乱反正，是船山研究上的一次反倒退活动。所以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正确结论，就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王船山研究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与反倒退运动。王船山学说在反倒退中得到了发展。换一句话来说，就可以表达为七十年代中后期的船山研究是船山学史上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到七十年代末期，理论界基本上澄清关于王船山与儒法斗争的一些事实。纠正了王船山是法家代表的这种别有用心的错误观点。澄清了“四人帮”之流在船山研究中留下的种种余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船山学术研究与全国各行业一样，获得了再一次新生，又开始回到六十年代以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 *** 为标志的船山研究正确的轨道。从此船山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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