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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65年代魏建晋，在东吴衰弱之时一举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局面。晋武帝执政之初花费十多年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此时的晋朝已经具备了长期发展的基础，司马氏也得到士族阶层的普遍支持。从晋武帝称帝以后到东吴灭亡之前这16年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充实国家的举措。
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65年代魏建晋，在东吴衰弱之时一举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局面。晋武帝执政之初花费十多年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此时的晋朝已经具备了长期发展的基础，司马氏也得到士族阶层的普遍支持。西晋的统一可以说是顺应了分久必合的历史趋势，完全可以建立起一段可以汉朝比肩的朝代，然而西晋王朝却只维系了短短51年就分崩离析了，单从表面上看西晋是灭亡于晋慧帝时期的皇室内斗，实际上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晋武帝后期执政混乱，西晋奢靡之风四起，外戚专权、宗室乱政导致的。 一、居安忘危，纵奢贪逸 晋武帝在位25年，搜史君以公元280年为界，在平定东吴前，晋武帝时励精图治、勤勉理政。从晋武帝称帝以后到东吴灭亡之前这16年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充实国家的举措。《晋纪总论》记载：「 ”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 ”天下无穷人”之谚。” 但是东吴被平定以后，晋武帝看着在自己手下四海归一，形式一片大好，就失去了勤勉执政之心，执政举措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书·卷三·帝纪第三》记载：「 ”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平吴后的晋武帝怠于政事，转投于游玩猎色的富贵温之乡，并决定要扩充自己的后宫。《晋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一》记载：「 ”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晋武帝的各种迹象表面现在的他早已远离了英明神武的形象，很多倒行逆施的政措为这个年轻的朝代蒙上了一层「 ”暮色”。 《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记载：「 ”（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何）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 《晋书》借何遵之口说出了西晋灭亡的前兆，描述了一番末世的特征，事实也确是如此，何家在西晋后期的永嘉之乱中无一存活。 搜史君认为晋武帝过于宽松平和的执政风格，导致了贵族阶层们相互攀比，再加上魏晋时期的玄学影响，渐渐导致国家政事荒废、法度败坏，奢靡的风气在全国范围里广泛传播。就像历史上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的丑闻。就连以贤能闻名的何曾也留下「 ”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的记载，而他的子何劭也有「 ”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 晋武帝的的纵容，再加上士族阶层因为门阀制度而享有的的政治经济优势，这些因素一同催生了统治阶层过度奢华糜烂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恶果就是造成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并进一步导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不平衡。中国古代社会所固有的小农经济模式在晋武帝后期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阶级的贫富差距长期存在，势必激发矛盾，这也是导致西晋迅速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纵容士族，法度无常 起初晋武帝十分重视法度的建设，在泰始三年（267年）还亲自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立法工作，修订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法律典范《泰始律》，使晋朝有了依法治国的良好开端。但是到了晋武帝后期，他本人都忽视法度，纵容士族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在《晋书》和《资治通鉴·晋纪》中搜史君找到了一些史料可以发现，晋武帝以君主之尊袒护士族、肆意破坏法律的行为，下面就拿两件事为例来带大家看看。 案例一：泰始三年山涛侵田案 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尚书仆射武陔还有立进县令刘友被司隶校尉李 弹劾侵占官田。在这四位被告中，山涛的身份是高级官员兼当代名士；司马睦是诸侯王；武陔曾经担任尚书，也是高级官员；里面只有刘友是下级官员。在古代侵占良田土地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李憙建议晋武帝罢免山涛、司马睦等人的官职。但是晋武帝是怎么做的呢？ 《晋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十一》记载晋武帝下诏： 「 ”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 「 ”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佞。” 「 ”涛等不贰其过者，皆勿有所问。” 搜史君带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几句话，第一句是表明我大晋朝的法律不避亲贵是公正严明的。第二句是说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县令刘友，对他要重罚。第三句是说除了这罪魁祸首刘友以外其他人可以免责。 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吧，晋武帝在没有任何理由下就赦免了贵族高官，背锅的就是一个低级官员刘友。搜史君认为在晋武帝的观念中贵族的不法行为可以不被法律约束，所谓的「 ”法律”也可以根据皇权肆意改变。 案例二：羊琇犯宪案 羊琇出身名门望族，历任左卫将军、中护军，身兼外戚、名士、高级官员三种身份，但这羊琇品行不端，《晋书·卷九十三·列传第六十三》对他的记载就是「 ”凭宠灵而逞欲，恃势位而骄陵，屡犯 ... ，频干国纪。”司隶校尉刘毅弹劾羊琇触犯宪法，建议晋武帝将羊琇处死。 但是晋武帝是怎么做的？ 他派齐王司马攸为羊琇向刘毅说情，即使羊琇犯法的证据确凿而且朝中支持处死羊琇的呼声很高，但是最后晋武帝对羊琇的处罚也仅仅是免去官职，在风头过后立马又官复原职。羊琇的出身、官位以及与武帝的旧谊，都是他轻易脱罪的部分原因，但搜史君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晋武帝对法令轻视的态度。 管子云：「 ”法者，天下之仪也。”在我国古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法度是否能畅通实施，需要的不仅仅是立法更需要的是统治阶级的自我约束和严格的监管制度。 晋武帝对任意破坏法律的态度到最后一定会将法律体系在贵族阶级中架空，使法令在西晋贵族中没有一点约束力，所以搜史君认为晋武帝对法的态度，和法制体系在贵族阶层的崩溃也是西晋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放纵外患，偃武息兵 自东汉末年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都在不断地向内地迁徙，到了晋初就已经到达八百七十万人口了，《晋书·卷三·帝纪第三》记载「 ”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而晋武帝时期，长期的优抚政策又使向内地迁徙的人口进一步增加。《晋书·四夷传》记载：「 ”抚旧怀新……凡四夷入贡者，有二十三国。”从晋武帝即位到太康七年，短短21年间共施行抚纳少数民族的政策4次，至少内迁人口16万人次。 在晋武帝这样的政策之下，各个少数民族内迁造成了西晋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话新迁入的人和原住民之间由于社会利益、生存空间等各个方面产生严重矛盾，这给西晋帝国的稳定会带来很大的隐患。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记载：侍御史郭钦上书「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但是晋武帝对这种直指时弊的建议的回应就是「 ”不纳”，也可惜了郭钦的一片苦心了。那些表面上臣服的少数民族始有着自己的算计，他们利用西晋「 ”八王之乱”时期国家力量被强力打击后的绝佳时机，集体发难叛晋，最终导致了大一统西晋王朝的迅速覆灭。不可否认的是晋武帝的种种不作为应该对西晋的迅速灭亡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西晋是在晋武帝手中正式建立起来的，而最终使西晋从煊赫一时的大一统帝国迅速坍塌为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王朝也是他，西晋的灭亡拉开了我国历史上长达近300年大分裂局面的序幕，但是这不仅仅是晋武帝的悲剧，它更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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