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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伍文”壶看长沙窑的创烧年代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重要窑场之一，它生产的高温彩釉瓷器打破了“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几件壶上标明了价格，一种标明了“伍文”，收录在由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长沙窑》一书中。“伍文”壶制造工艺是较成熟的，麟德年距唐朝建立不过40余年。结合器形及其他考古资料分析，长沙窑创烧年代可能在唐朝建立前后。
从“伍文”壶看长沙窑的创烧年代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重要窑场之一，它生产的高温彩釉瓷器打破了“南青北白”的单调格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长沙窑产品在当时远销海外，考古学家在日本、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埃及、伊朗、伊拉克、阿曼、也门直至非洲的坦桑尼亚等许多国家都发现有长沙窑的器物，仅近年在印尼沿海打捞的“黑石号”古代沉船上，就有长沙窑瓷器5万多件。
在研究和鉴赏这些瑰宝时，其创烧、兴衰的年代自然为人们所关注。
经过考古学家多年的努力，从一块长沙窑遗存的模子上找到了元和三年（808年）的铭文，这成为研究长沙窑绝对年限上限的重要依据，当然这并不是创烧年代，创烧年代应当还要更早。
长沙窑器物上留有许多文字，这些宝贵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考证的依据。有几件壶上标明了价格，一种标明了“伍文”，收录在由长沙窑课题组编写的《长沙窑》一书中。另一件标明“三千文”，还有会昌六年（846年）年款，收录在李效伟《长沙窑珍品新考》一书中。这两种价格相差600倍，显然不是生产于同一年代。“三千文”伟会昌六年（846年）生产，那么“伍文”壶是什么年代生产的呢？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唐朝物价变化情况。
“民以食为天”，中国历代记录物价都以一斗米的价格为参数。查敦煌遗存文献、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我们得知爆发“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755年）是唐朝物价的转折点，这之前100多年间唐朝正当“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物价值虽有增长，但只有几倍之差。“安史之乱”之后，物价猛增了数百倍，从此再也没有回落到以前的水平。
查《资治通鉴》得知，会昌六年（846年）前后直至唐朝灭亡的几十年间，每一斗米售三千文钱，这与上述会昌六年的“三千文”壶售价正好相同。当时的一斗米折现行公制约5公斤重。
既然“三千文”的壶可以换取一斗米，“伍文”壶也应当与一斗米的价值相近。查《旧唐书》卷4，在麟德二年（665年）“米斗五钱”，于是“伍文”壶终于找到了生产年代的时间坐标。
麟德二年（665年）早于会昌六年（846年）181年，是两把壶生产年代的差距。但这仅仅是从有关文献数据得出的理论计算结果，实际情况要受当时许多具体因素影响。“伍文”壶制造工艺是较成熟的，麟德年距唐朝建立不过40余年。结合器形及其他考古资料分析，长沙窑创烧年代可能在唐朝建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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