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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货币推翻了满清！？晚清最后救危图存的币制改革 也说道光的「败由俭」 中国有一句名言：成由俭，败由奢。 农耕民族，因为一年有四季，偶然还会有水旱蝗灾，节俭不但可以越冬，而且可以保证在灾难来临时，有抵御灾难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这种「俭」只...
货币推翻了满清！？晚清最后救危图存的币制改革
也说道光的「败由俭」
中国有一句名言：成由俭，败由奢。
农耕民族，因为一年有四季，偶然还会有水旱蝗灾，节俭不但可以越冬，而且可以保证在灾难来临时，有抵御灾难的能力，这本无可厚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这种「俭」只是一种持家的原则，而不是治国的理念。我们知道，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是万万不能「俭」的，在不该省钱的地方省钱，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道光皇帝，就是这样一个人。
嘉庆帝驾崩后，道光帝即位。此时的大清王朝，已经在诸列强面前显示其落后、孱弱的一面。在治国理政方面，他盲目推崇「节俭」之风，甚至连军费开支都大大缩减。造成举国上下一片积贫积弱的景象。朝野上下表示出了严重的不满：乾隆皇帝时，东伐西征，兵强马壮，耗费银两无数，相反还是太平盛世。而如今崇尚节俭，老百姓却越过越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可笑的是，道光帝到了国家生死关头时还想着「节俭」二字。当时林则徐奉命查禁英国商人的鸦片，英商允诺，他们的鸦片也是从批发商处抵购的，因此，只要清 *** 以茶叶来抵扣这些鸦片，让他们对自己的批发商有个交代，他们就立刻回国，并保证不再往中国销售鸦片。且不论这些商人是否在扯谎，但清 *** 只要马上拿出足够的茶叶，并把这些商人驱逐出境，至少为「鸦片战争」的爆发争取到控制局势的主动权。
面对这个消息，林则徐满心欢喜以为道光帝会答应，结果道光帝看到奏折之后，心头不悦，竟然不准──此时英国商人已经等得不耐烦。林则徐无可奈何，情急之下只好让地方筹措经费，迅速礼送这些商业侵略者出境。结果，等林则徐筹措到了经费之后，英商们的求援电报早已发到伦敦，英国议会已经决定派军舰前来。
历史地看，道光帝的节俭反映了他不自信的内心世界。到了道光一朝，清王朝虽然还是大清王朝，但世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世界。不知名的小国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接踵而至，道光帝自己也不明白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笔者认为，在殖民与被殖民的世界格局下，以及源源不断的鸦片交易，中国的白银不断外流，而且，当时的中国人还沉浸在昔日的「康干盛世」的大梦中，道光帝的祖父乾隆皇帝所开创的「千古伟业」，还不足五十年就快到他手上一败涂地，国库入不敷出。因此，在这样的局面下，道光帝想不节约都不行。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道光帝陷入了「越穷越俭，越俭越穷」的恶性循环。他没有跳出简单的、对于自身道德的叩问，走向世界、人类与历史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这个国家，而是不断在礼仪伦理上做过度的阐释。
作为一位来自于金戈铁马游牧民族的皇帝，道光帝的身上显示出了近似于晚明诸帝一般的无能与懦弱，这是非常遗憾的。历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光帝是从中国古代跨向近代时期的执政者，因此，他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性遇到世界性、现代性时的尴尬。笔者以为，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十年前，康奈尔大学教授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曾写过一本书，叫《遥控：道光皇帝对大运河危机的治理，一八二四——一八二六》（Controlling from a 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 *** crisis, 1824-1826），里面就提到道光帝既想节约，又想办事的两难尴尬，导致大运河的漕运危机贻患后世。而清史泰斗蔡东藩先生对道光帝有更为客观的评价：「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我收藏了一枚「道光通宝」，轻薄质朴，犹如道光帝本人的执政风格。比起「康熙通宝」与「乾隆通宝」的厚重来说，「道光通宝」确实逊色一筹。据野史记载，道光帝为了贯彻其「俭风」，甚至要求铸币局要减少用铜量，结果导致「道光通宝」成为了清史上最轻薄的钱币之一。无怪乎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曾以「庸暗」来评价道光帝执政时的中国，窃以为，此两字虽不中听，但却贴切。
咸丰重宝：晚清危局自此始
历史学界有个词，叫晚清。
这些年，这个词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与全球化、世界性与现代性关系的重要时代。但是，「晚清」却不是一个好听的词汇，意味着大清国的基业摇摇欲坠，「晚」即「末」也，反映了清王朝江河日下、走向衰颓的历史必然。
笔者认为，「晚清」之「晚」，应从咸丰皇帝说起。
自咸丰帝开始，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一批汉族知识份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李鸿章及其后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开始大量进入朝廷中枢机构与地方 *** 。与此同时，清廷开始进行「洋务运动」，这些汉族知识份子又成为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心骨。
清朝建立后，从来未曾忽略过汉族知识份子的重用，但与此同时的是，一批满族贵族却因为政权的建立，而疏于个人素质的提升。因此，到了咸丰年间，八旗、绿营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与治国参政的能力，汉族知识份子成为了晚清历史舞台的主力军。
这当然是好事，见证了汉族知识份子的能力，也反映了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大历史观。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暴露出「晚清」的历史特征：即对于满族这个
民族精神、文化的戕害。自道光以降，满族贵族多半吸食鸦片或狎妓、酗酒，甚至盗卖家当以换来鸦片，早已失去了「马背上的民族」这一彪悍的秉性，而是沦为了卧榻上吞云吐雾的浪荡公子。无怪乎一位历史学家曾感叹：「亡清者，非革命党也，乃满（族贵族）也」。
这种令人惋惜、忿恨与不甘衰退，从咸丰始，一直延续到清朝覆灭。「八旗子弟」从曾经令人惧怕的金戈铁马，沦为了后人用来形容纨绔浪荡破落户的代名词，这不但是一个王朝、时代的悲哀，也是满族这个民族的无奈。
在这种语境下，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汉族官员主张革新、改良、兴洋务，除却恭亲王奕欣等少数改良派官员之外，大多数满族贵族都是顽固守旧派。主张固守「祖宗成法」，对于舶来的商品、文化与思想可谓恨之入骨。甚至明里暗里对汉族洋务派官员指指点点，或是背后「打小报告」，他们逐渐构成了束缚整个晚清走出困局的最大障碍。
满汉冲突爆发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咸丰年间的严重通货膨胀，这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前面说过，康熙年间， *** 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开始允许各省铸币，用来平衡省内通货。这本是一个创举，但到了咸丰年间，局势发生逆转，东南沿海战事不断，割地赔款是家常便饭，太平天国风起云涌，白银哗哗外流，国内税赋难以为继。而且，国内铜矿的铜都优先供给军需。国内铸币的铜不但不够用，而且原来的面额也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满族贵族、大理寺卿恒春提了一个方案：铸造大钱「咸丰重宝」。
所谓大钱，就是比原来的钱要大一些，但是背后所标注的面额却吓死人。不但有「当十」而且还有「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五种，甚至用铁和铅来冒充铜，成为了全天下的大笑话。这样滥发钞票的货币政策虽然可以节省不少贵重金属，但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通胀灾难。
这种做工粗糙，没有丝毫审美价值的「咸丰重宝」，让中国农村市场的米价大跌，使得咸丰一朝民不聊生，但却大大促进了白银的外流，构成了「宁与外邦，不给家奴」的真实写照。分管粮税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先后向咸丰帝递交了《条议钞折》与《再议钞法折》，意图叫停大钱铸造，改发行国家信用的纸钞，采取强制性的「良币驱逐劣币」措施，进以平衡白银外流这一问题。果不其然，这条折子引起了满族贵族的集体 *** 。
王茂荫无可奈何，只有向咸丰帝求饶。「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当然，咸丰帝也没有惩处王茂荫，但大钱还在铸造，仅咸丰一朝，中国经济就从康干盛世打下的老底子，跌落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朝廷上的满汉之争还在持续，形成了蔓延晚清半个世纪的「党争」，这为今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打下了政治基础。
「咸丰重宝」反映了咸丰年间的时代变革与政治乱象，是晚清中国社会的缩影。我有不少枚「咸丰重宝」，刚开始收藏古币时，我总怀疑这样粗糙的钱币是后世仿造的赝品。但当我读到这段历史时，对于「咸丰重宝」的这种粗糙做工，亦不再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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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的「币制改革」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的钱币有过几种形态。一种是原始社会的贝币，即用贝壳代替货币，进行交易；到了奴隶社会，根据日常生活的农用器具如刀、铲的样子，铸造出了刀币、铲币（又名布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始铸方孔圆币的「半两钱」。这样的方孔圆币，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
终于，它们在光绪年间，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只是这种退出的样态，有点悲壮。
晚清洋务运动愈演愈烈，到了光绪年间，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一席之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改良时局、呼吁君主立宪的声音不绝于耳。为了与「国际」接轨，一八九八年，光绪帝终于决定币制改革，在全国推行英国机器铸造的「铜元」和「银元」，逐步替代流传几千年的方孔圆币。当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方孔圆币也照常发行，只是数量大不如前。
为什么光绪帝会进行币制改革呢？
前面我们说过，咸丰朝做过一次荒唐的「币制改革」，在满族贵族王公大臣的推动下，发行「咸丰重宝」大钱，导致银价上涨，米价下跌，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到了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年），祸国殃民的「咸丰重宝」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 *** 。因此，同治年间又恢复小面值方孔圆币制钱的使用。但是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租界经济的繁盛，大量白银外流，国民经济始终在崩溃的边缘游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建、广东两省曾在铸钱时减少铜的添加，铸造「光绪通宝」小制钱，但这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危机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铸了几年后，不得已，相继关闭了铸钱炉。
如何平衡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流通，提高官方货币的购买力，进而缓和社会矛盾？这个问题不但困扰着光绪帝，也困扰着朝堂上所有的满汉大臣。他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重新改革币制，以实现这一目的。
二十世纪末，福建、广东与江苏三省又走到了币制改革的前面。当代的地方官员认为，与其铸小钱或粗劣的「重宝」，不如与国际接轨，铸造精美的机铸铜元。果然，精美的机铸钱「光绪元宝」铸成之后，在当地流通甚广，民众也相当认可。光绪帝遂下诏：「近来各省制钱缺少，不敷周转，前经福建、广东两省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今日江苏仿照办理，亦极便利，并可杜私铸私销之弊。着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至京师制钱亦应照办」。
这篇篇幅不长的圣旨，却在中国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意味着方孔圆币即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国将采取西方的标有面额的现代金属铸币模式，与国际接轨。虽然这难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的通货膨胀，但是这却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变革中缓慢前行的趋势。
「币制改革」是以「洋务运动」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也是西方工业文明、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投影。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年间，全国各省铸造的铜元、银元累计百万枚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白银的外流，提高了货币的兑换率，也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历史地看，铜元对于制钱的替代，反映了中国的货币体系从古代进入到了现代，「面额」这一概念首次真正地引入到了中国，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负责督办这件事情的，恰是一代名臣张之洞。他既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汉族知识份子的杰出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之洞不但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有着深谋远虑的经济学家──「铜元」这一新生事物一直沿用至今，即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硬币。
在光绪年间，除了币制改革之外，也有许多其他可圈可点的现代变革，譬如废除科举考试，实行「预备立宪」，建立员警制度等等，这些都为后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丰富而又切实的经验，如果我们跳开单纯的王朝历史，而是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大历史来看的话，这些都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
不信汉，并不信满
宣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看过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或电影《末代皇帝》的人，对于这个年号，应不陌生。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被抱上了金銮殿，皇位坐了刚满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小孩子，也在人生中经历了张勋复辟、驱逐出宫、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变革之后，终于洗心革面，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从皇帝到公民」，既是溥仪的转变，也见证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风云变幻。但是宣统帝在位的三年里，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不少变革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变革。无论是各地的「革命党起事」，还是「皇族内阁」，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种现代化的尝试。
我们知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以来，清王朝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但是可惜的是，经历了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军事确实有了现代化的影子，但在甲午海战中，依然一触即溃，沦为「三岛倭奴」日本的手下败将。对于朝野上下而言，这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
因此，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了当时清王朝不少有识之士的主张。尤其是日本通过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与内阁制一系列政治革新，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的经验，为清王朝所钦羡。
早在光绪年间，清王朝就逐步实现了一系列的「立宪运动」。包括「五大臣出洋考察」、「下诏预备立宪」并颁布《宪法大纲》等等，到了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开始选举，资政院也开始「开院」，全国一片要求「开国会」之声，一切有模有样，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到了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宣统三年，清 *** 决定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按照日本、德国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立宪探索。从准备至实施，一共仅六年时间。内阁学士文海与内阁中书王宝田就共同认为，中西风俗、国情不一样，如果照搬照抄，必然会引起排异现象。对于「立宪」是否能救国家于危难，应从长计议。
裁撤军机处之后，清廷慌不择路地宣布了「内阁名单」，其中十三名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四人，而且其中还有总理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海军大臣等七人实权者是皇亲国戚，消息传出后，举国公愤。舆论称其为「皇族内阁」，认为此内阁的「立宪」有名无实，与当年的军机处无异。譬如《申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
平心而论，这些官员也尽非颟顸无用之人，譬如司法大臣爱新觉罗‧载昌是积极的立宪推行者。但清廷这样的人事布局，却在社会矛盾高度激烈的当时激起了共愤。这反映了，清廷到了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家天下」的思想，关键时机仍以「宗室」为主，不但排斥了汉族知识份子，甚至对满族知识份子也是「谨慎使用」。这无疑失去了全国各阶层的信任与认可。
御史胡思敬曾批评「皇族内阁」的虚伪：「其小人无知者，疑皇上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物，不信汉，并不信满，各怀一自外之私心，由是国家渐成孤立之势」。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大批满族知识份子、官员与有识之士也都对宣统帝离心离德，认为这种「内阁」连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汉一体」的内阁都不如。
错误的民族政策与狭隘的民族观，导致了「皇族内阁」的迅速破产。就在「皇族内阁」粉墨登场不久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王朝走向了末路。起义军攻城克地一路，「满洲世仆望风而逃，弃城守如敝履，视朝命如弁髦」，可见清廷离心离德到了何种地步。
「不信汉，并不信满」是「皇族内阁」的本质，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特征。晚清是汉族知识份子唱主角的时代，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汉族官员，为延缓清政权的垮台，确实殚精竭虑，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清廷的皇亲国戚对他们并不信任，而且更有什之，连满族官员也受到保守派皇亲国戚的排挤，这不得不说是清廷的悲哀。
我曾经有幸获得一枚「宣统通宝」的机铸钱，好端端的方孔被图方便凿成了圆孔，结果成了一枚看起来有些滑稽的货币，如当时的「皇族内阁」一般不伦不类。
「五族共和」开新面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告别了封建王朝，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虽然成立得非常仓促，但却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新的中华民国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和国，首次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面有这样一段：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这样的论调，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包括孙中山自己。早年孙中山发动革命时，曾因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一度提出过大汉族主义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随着自身革命阅历的增长，孙中山不但不再主张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复仇口号，相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还主动表示与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决裂。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五族共和」是由孙中山提出的、全新的民族主义观，深刻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对晚清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的一次清算。意味着孙中山从狭隘的暴力革命与大汉族主义转向了国家建设的「三民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并没有「五族共和」一说，只有「华夷之辨」，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既与人类学、人种学与民族学等现代科学传入有着必然联系，也与西方列强的入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英、法、美、日等列强的进入，使得中国人不再纠结于狭小的「民族」区分，而是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整体，集体向列强发出「东方醒狮」的怒吼。
在这样的政治理念上，中华民国 *** 破天荒地成立了「蒙藏事务局」（后更名为「蒙藏委员会」），相对于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而言，「蒙藏事务局」则在法理上与科学上更进一步，反映出了中华民国 *** 对于民族问题更加具有现代意识。
而且，蒙藏事务局刚一成立时，班子成员就体现出了「五族共和」的特点。其中包括蒙古族的「总裁」贡桑诺尔布、汉族的「署理副总裁」姚锡光与满族的「副总裁」荣勋。虽然他们三位都是清廷的旧官僚出身，但是都是「五族共和」的拥护者。以「总裁」贡桑诺尔布为例，他做了十六年的「蒙藏事务局」的总裁，期间做了不少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工作，不但身体力行团结蒙古族、藏族的佛教领袖，而且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了白话报，在基层民众中宣传「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拙友刘大先博士对贡桑诺尔布的历史功绩有过专门的考证，早在一九二○年代，贡桑诺尔布就在西单石虎胡同兴办了「北京蒙藏学校」，自任校长。期间，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 *** 人曾在此学校授课，而乌兰夫、李裕智等进步学生，也是该校的杰出校友。从这点来看，「蒙藏事务局」的历史功绩，理应被后世所铭记。
当然，相对于「五十六个民族」来说，「五族共和」显然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这却是对于自身民族的先进认识。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直在努力践行「五族共和」的理念，并且对于清朝王室，一直采取优待政策。
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上，「五色旗」意味着「五族共和」。在政权初肇的一九一二年，民国 *** 发行了一套「开国纪念币」，钱币的正面就是「五色旗」。「五族共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学、政治学专有名词的范畴，成为当时举国上下念兹在兹的一个概念。
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颇为有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专程去了清廷「摄政王」载沣家中，拜访载沣。这让载沣受宠若惊，而且孙中山还赠给载沣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据说，一九五一年载沣去世前，床头书桌上一直摆放着这张照片。
本文节录自《读钱记──谁把历史藏在钱币里》，作者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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