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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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羲之评传　　一、生活的时代　　王羲之的「人生长途」跨越了两个朝代，经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这样的历史大动荡。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位晋武帝登基之初，清廉、简朴，两年后，就迫使东吴孙皓投降，结　　束三国鼎立局面，使...

王羲之评传

　　一、生活的时代

　　王羲之的「人生长途」跨越了两个朝代，经历了西晋的灭亡和东晋的建立这样的历史大动荡。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让位，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这位晋武帝登基之初，清廉、简朴，两年后，就迫使东吴孙皓投降，结

　　束三国鼎立局面，使全国得到了统一，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晋武帝开始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热衷于享乐，宫中的美女就有一万余人。上行下效，他的

　　文武官员也奢侈腐败，草营人命。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两人斗富，公然把人命当儿戏。王恺请客吃饭时叫美女吹笛，吹错一个节拍立即处死。石

　　崇叫美女在席间劝酒，客人不喝酒，立即将美女杀死，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晋武帝很会玩弄权术，但太子司马衷却愚庸至极。有一次司马衷在华林园听到一阵蛤蟆的叫声，问侍郎贾胤「此鸣者为官乎？为私呼」？问蛤蟆是官的？还是私的？原来很精明的晋武帝，后来变得非常昏庸，在张泓等人的

　　欺骗下，竟让司马衷继承了皇位，史称惠帝。有一年四处灾荒，饿殍遍野，这位 *** 皇帝得知后竟说：这些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力何不吃肉粥呢？这些

　　都是历史笑话。惠帝妃子贾南风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与太医令程据、洛阳小吏荒淫共寝，臭名远扬，让这些人治理国家，情况可想而知。汝南上

　　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工颖、长沙王义和东海王越等八王，为了中央统治权，你争我夺，长期混战。他们甚至勾结少数民族首领，互相残杀，搞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惠帝当政十九年，公元

　　307年被毒死。司马炽即位，这就是晋怀帝，他做了不到七年的皇帝，永嘉七年

　　（公元313年）匈奴贵族刘曜攻破了洛阳，他就当了俘虏，天子之尊丧失殆尽。后来他也被毒死，年仅三十岁。同年，十四岁的太子司马邺继位，这位

　　晋愍帝他的下场并不比他父亲好。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军队不堪一击，西晋王朝已摇摇欲坠。公元316年愍帝在兵

　　临城下的形势下投降了刘曜。过了几天愍帝被解送到平阳，他见到了汉主刘聪连忙下跪叩头，从此他成了刘聪的阶下囚。西晋传了四主、历时五十二年，

　　就灭亡了。司马邺在被俘期间受尽了 *** ，刘聪率百官打猎，司马邺手执长干为其开路。在宴会上为客人斟酒，雨天为客人撑伞，清洗杯盘，连刘聪上

　　厕所也叫这位昔日的皇上拿马桶盖，最后被迫喝药酒自杀身亡，结束了屈辱的被俘生活。

　　愍帝死后，镇守在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称帝，重建晋政权，改建邺为建康，史称东晋。

　　东晋得以建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原伦陷，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世家豪族辗转逃到南方，他们之间原有的矛盾转变为次要矛盾。为了加强地主阶级的力量，他们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以维

　　护他们共同的利益。

　　在建立东晋王朝时，王导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西晋「八王之乱」时，王导与司马睿「素相亲善」、「雅相器重，契同友挚」。1王导深知司马睿在

　　1 《晋书·王导传》。

　　江南政绩平平，「不显的然之迹」，再加上他不是司马炎的嫡系后代，「名论犹轻」，故更缺乏影响和威望。南渡的士族对他能否抵御外族侵扰、光复

　　中原缺乏信心。鉴于上述原因，王导请握有军权的堂兄扬州刺史王敦共商定国安邦大计，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司马睿的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

　　农历三月初三上已观禊，王敦奉司马睿乘肩舆出巡，王导和北方迁来的一些名士等有身份的人骑马尾随其后，队伍浩荡，声势□赫。此举惊动了建邺城内外。原来江南士族首领纪瞻。顾荣等对司马睿是不同一顾的，现在，

　　见他这般威风，大力震惊，便刮目相看了。他们「相率拜于道左」，后来包括贺循在内的许多名士也都归附司马睿了。有一次北方来的士族首领在长江

　　边聚会、饮酒，大家面对滔滔江水无不触景生情，对中原失守感叹优伤。这时王导慷慨陈辞，号召大家全力扶助司马睿，以期收复中原。他的一席话得

　　到与会者的赞同。王导又劝司马睿「宾礼故老，存问风俗」，宠络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由于得到江北南迁士族的支持和江南土著土族

　　的拥护，司马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愍帝被杀后，他立即登基成了东晋第一个皇帝——晋元帝。

　　司马睿心里很明白，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得力于王导的支持，他拉着王导去接受百官朝拜，王导坚决推让不肯。晋元帝任命王导为丞相、骠骑将军、封武冈侯，任王敦力大将军、都督荆。江、扬。湘、交、广六州军事。这种

　　由王氏兄弟掌握东晋军政大权与司马睿共同治理东晋的局面，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局面被后世称之为「门阀政治」。这种中国历史上仅存在于

　　东晋一朝的政治形态，是当时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这一现实决定的。晋室在北方已失去生存之地，司马睿系旁支弱藩，既无法统、实力，又无功劳影响，

　　他无法控制士族这一强大的社会阶层，由于北方流民南来，补充兵源，当时武将（流民帅）也随之而来，组成了由士族掌握指挥权的军队，这使士族专

　　兵成为可能。「王与马，共天下」，后来变成「瘐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门阀政治一直沿续到淝水之战前，对东晋的经济、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晋王朝建立以后，「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问题。权衡结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而这

　　样势必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郡县划小，官府增多，每个官府人员增加，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吴

　　兴郡、会稽郡首当其冲，吴郡有户二万五千，但设置了十一个县，每具二千余户;吴兴有户二万四千，设县十个，每县亦两千余户;只有会稽郡户数三

　　万，设县十，每具平均三千户，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有的郡户不过二千。1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

　　史便足统之。」2机构、郡、县增多，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仍以郡、县为例：据《晋书·职官志》：「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

　　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者，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县一级，「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

　　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

　　1 《晋书·地理志》。

　　2 《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任会稽内吏时，谢安尚未出世，原作给谢安的信，应是结谢尚的，故改。

　　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门，征、镇、安、平诸将军幕府，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这么多的官吏，他们不

　　是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到处扰民，搜刮钱财。据王羲之说：「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

　　可知，□□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动费万计。」各官府之间「为法不一，牵制者众」。

　　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法」，起初是「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3,后来徒有虚名，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任人唯亲愈演愈烈，逐渐发

　　展成「门阀专政」。

　　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东

　　晋政权建立后，形成了「北方大族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局面。它的

　　特点是重视「门资」。没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

　　的，「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1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

　　昏庸、无能之辈。东晋之初，风雨飘摇，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南北

　　土族、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强藩，形势十分复杂。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庚、桓、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威望也

　　最高。他们联合南方士族，实行集体议政方式，初定国家大事，尔后经皇帝

　　（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决定，诏令实施，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

　　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明帝大宁三年诏：「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

　　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这些都足以说明并

　　不是所谓「政出多门」。

　　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辅政的重要人物

　　尚能以大局为重，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后来

　　又经历了明帝、成帝，「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善

　　处兴废」。成帝五岁时继位，「主幼时艰」，年轻的庚亮辅政，不少人为此

　　忧心忡忡，然而庚亮「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1康帝时，庚亮的弟弟庚

　　冰辅政，「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

　　野注心，咸曰贤相。」2孝武初年由王坦之与谢安辅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

　　谢安，但反对他狎妓奢华的作风。王坦之临终时致信谢安、桓冲，没有涉及

　　自己的一点私事，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这些人物传记的记载难免有些溢美之

　　词，但基本上是事实。

　　东晋初期如何安置南迁的侨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西晋永嘉之乱

　　起，江北的「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帅过江淮」，以后「及

　　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3,总计人口达一百多万。当时东晋草创，经济

　　3 《宋书·恩幸传序》。

　　1 《廿二史·札记·九品中正》。

　　1 《建康实录》卷七。

　　2 《晋书·庚亮庚冰传》。

　　3 《晋书·地理志下》。

　　上根本无力救济，如此庞大的流民队伍，在王导主持下东晋朝廷制订了侨寄法，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借助大族力量垦荒务农，对流民免其赋

　　役，这不但对安定人心，减少社会混乱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农

　　作物的生长，但人口稀少，农业技术远不如中原地区先进。大批流民进入这一地区，为这里的农业增添了充足的劳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

　　术和农作物品种。侨居农民「区种寂麦」，他们与当地原来农民和睦相处，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时进行。随着「京洛倾覆」，门阀士族相率南渡

　　过江，他们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将书法艺术等带到江南，使晋代的文化艺术延续发展下去。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南北士族之间和南迁侨民与上着之间的种种矛盾，所以出现了「君臣和睦」、「君臣戮力」、「上下同心」的政治局面。这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是就东晋初期的整

　　体而言的，同部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东晋南北大族地主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实行联合专政的门阀政治。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按丁课田」，强制每一个成年农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按一定的田地数量收取租赋，就是所谓的「课田」。世家大

　　族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没有课田。当时的王氏家族经济势力强大，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他们「汽山封水，保为家利」。东晋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

　　为东晋政治上的统治创造了物质条件，北方大族在江南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复失地，他们很明白「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

　　之危。」1离开苦心经营的江南沃土、产业，冒着很大的风险北伐，去收复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对于北伐，虽然在一些北方来的将领中

　　表现出强烈愿望，并付之于行动，但结果都失败了。这中间，除了他们个人的、客观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客观上说，这一阶段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1 《晋书·孙楚附孙绰传》。

　　二、家世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1,小字阿菟。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南）。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卒于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年），2享

　　年五十九岁，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大王」。

　　玉羲之出身名门望族，琅邪王姓原本出自姬姓，其家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根据记载：「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

　　家，因以为氏。」3王羲之十七世祖王元为避秦乱由咸阳迁至琅邪。从太子晋算起，到王羲之曾祖父王览已有二十六世。4王览和王祥是同父异母弟兄，他

　　们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一年冬天寒风凛冽，大地冰封，一位青年正脱去上身的衣服，俯卧在河面的冰上，不多时他胸下的冰冻化成一

　　个窟窿，忽然一条鲤鱼从中跳了出来，那青年用双手捉住，兴冲冲地向家奔去。因为这个青年的继母，身患疾病，想吃鲜鱼，这便是家喻户晓的「二十

　　四孝」里的「卧冰求鲤」的故事。那位青年就是有名的孝子王祥。王祥常受继母的打骂虐待，从不记恨在心，他与同父异母的弟弟王览感情甚好，弟弟在母亲毒打哥哥时经常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

　　这些动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美谈。王祥受聘出任徐州别驾时，管辖沂海地带，其间「教化大行」，故而在临沂流传「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歌谣。后来王祥官职很高，为大司农，晋武帝时拜太保，

　　晋爵为公。王览亦官至光禄大夫，他共有六个儿子，排行第四是王正，他就是王羹之的祖父。父亲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永兴二年（接上页注）「少而好兵」，在赞扬他的武功时批评了他缺乏文治之才）

　　王贲（秦统一六国的功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附载「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王离（《史记》载：「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宗谱》说王离「字文明，封武城侯」。上离生二子元、威、王威为太原王氏始祖）王元《秦末大乱，国

　　破之后由秦都咸阳迁居琅邪皋虞城（即今山东墨城）王谆王渊（「字光杰，仕汉至吏部侍郎」）—王吉（「字子阳，汉宣帝时为博士，后至谏议大

　　夫，自即墨迁琅邪临沂都乡南仁里」，《汉书》卷七二有传。）王骏（《汉书》说：「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

　　光禄勋匡衡亦举骏有专对材，迁谏大夫，迁越内史□□」）王崇（「字安庆，

　　1据浙江嵊县《金庭王氏族谱》。

　　2王羲之生卒年学术界有多说，本书采用303年生一说，其他说详见本书《有关争论的问题》章节。

　　3根据《宗谱》所载：周灵王泄心公元前571年即位，公元前545年逝世。其子景王贵不是灵王泄心的长子，是在周灵王废太子晋为庶人的情况下登上

　　王位的。太子晋改名为王侨。王侨生一子，名敬宗，据此王敬宗为王羲之的第二世祖。王羲之的世祖依次列如下：王侨（原为太子晋）—王敬宗（曾为周朝司徒）

　　—一王森。（「多智略，任上卿，封平安公」）—王斌（东周中军大夫）—王升。（「以文学著名，隐居不仕」）—王昱（官任大司徒，退居后作《道义论》）—王硕（「勇力过人，力能举鼎。仕魏，赠广武

　　君。」）—王错（「官任上军大夫」）—王谕（「仕秦为大将军」）——王息（在秦国「官任司寇，敬陈条策，封忠烈侯」） —王恢。（「仕秦封侯阳君」）—王永（官任中军大夫，后恬退，屡召不就」）—王

　　颐（「善承先志，累征不仕」）一王翦（秦代名将，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说他（转下页注）

　　4同上

　　又字德礼，以父任为郎，历刺史、郡守、治有能，上擢为大司徒，封平阳侯，三世并以清廉

　　著名□□」〕王遵（字伯儿为后汉中大夫，封义乡侯）王书（「名音，字少元，官至大将。」）—王融（字巨伟，官至散骑侍郎）。王羲之二十五世祖。元配姜氏，生一子王祥。

　　继配朱氏，生一子王览。王览为王羲之自祖父。（305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反叛，攻秣陵，王旷弃官逃归淮北。司马睿过江称晋王，他「首创

　　其议」。文献载：「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诸人在此时（王汝涛按，指公元307年春夏之交）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

　　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在建立东晋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1永嘉三年（公元309

　　年），任淮南内史的王旷奉命与刘聪在「长平之间」交战，部下施融将军主张利用河水以阻刘聪，王旷不但不听，反而认为施融焕散军心，削弱斗志，故而一意孤行，致使施融与另一将军阵亡。上党之役惨

　　败后，王旷情况如何，特别是在318年司马睿称帝后，历史缺乏记述，故后人有很多猜测。

　　王羲之有一胞兄王籍之，在《晋书·王羲之传》及其他史籍中均无记载。王羲之在《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

　　鞠育，得渐庶几。按他自己所述，他有个胞兄，在他少年丧父以后全靠母兄抚育成人。晚清鲁一同在撰写《右军年谱》时，也未指出《誓墓文》中的「兄」

　　是何许人。王羲之叔父王彬传中记有「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王彬有两个长兄，一是王旷，另一人是王廙，王廙子中没有籍之，推测应为王旷之子即王羲之胞兄。王籍之在「敦平」（即公元

　　324年）任安城太守，王玉池根据王羲之《建安》、《灵柩垂至》、《硬安和》等帖认为「似籍之后又曾任建安太守，卒葬其地，至羲之晚年才迁会稽」。

　　伯父王廙1（276—322），字世将，晋室过江之前他的书法号为独步：「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芝）、卫（瓘）遗法□□其飞白志气极古，世将

　　书独为最。垂雕鹗之翅羽，类施旗之卷舒□□」2他同时也是文学家、画家、音乐家，精通史籍、美术、音乐、杂技等。3「羲之少朗拔」，幼年丧父，很

　　受王厚的赏识与栽培，在书法和绘画上得到王廙的悉心指导。王羲是晋元帝姨表兄，曾是晋明帝少年时代的绘画老师，王廖逝世时，「帝犹以亲故，深

　　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4王廙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和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对王羲之的成长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王羲之族伯王敦（266—324），字处仲，小字阿黑。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据记载，他甚喜颠草，「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

　　1 《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裴启《语林》。

　　1旧说王旷为王正的长子，王廙为王正次子，推之王廙为王羲之叔父。据《王氏谱》、陈直《摹庐丛着·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王廙系王正长子，是王旷胞兄，故应是王羲之的伯父。

　　2 〔唐〕张怀瓘：《书断》。

　　3 《晋书·王廙传》云：「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

　　4 《晋书·王廙传》。

　　王羲之从伯王导（276—339），字茂弘，官至太傅，拜丞相，封武冈侯，谥文献。工行，草书，「晋元、明二帝并攻书，皆推难于导，故当世尤所贵

　　重」。东晋初期，王、谢、郗、庚（又称王、谢、袁、萧）为四大家族。后来「四家」的说法虽有不同，但王、谢总在其中，王、谢两家集中皇室朝廷

　　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 「山 *** 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

　　氏、谢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王羲之随父母迁至建康后，住在繁华街市夫子庙附近的一个巷内。因为王、谢两家多芽皂衣，后来此巷索性改称为「乌

　　衣巷」。此巷那时非同一般，轿起轿槔，车水马龙，达官显贵，络绎不绝，然而历史的风云驱散王公贵胄们的宴席，这里也由盛而衰，故而唐代诗入刘

　　禹锡在《金陵怀古》中这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宣和书谱·草书二》。（撰人不详，有人认为是元代延陵吴文贵所撰。）

　　6 《宣和书谱·草书二》。

　　三、少有美誉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匈奴首领刘聪命刘曜、石勒攻克了西晋都城洛阳，怀帝被俘，这位阶下囚于永嘉七年（313年）死于平阳（今山西临汾

　　西）。这段时间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加之司马睿在江南招揽人才，北方士族大批南迁。书法与文化教育联系在一起，当时的平民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

　　会，缺少文化，更谈不上有什么书法家。而士族中的人文化程度较高，自然书法家全集中在他们中间。北方士族南迁，北方的书法也随之带到了江左。

　　这就是书法史上常说的「渡江」。由于交通等原因形成的两大书派，这次得到了会合与交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并为书法新秀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王羲之家于313

　　年随琅邪王氏家族迁居建康。1

　　王羲之自小求知欲很强，善于思考，对什么事都想弄个究竟。他十二岁的时候发现父亲经常一人待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阅读，神态极其虔诚和认真，然后磨墨写字，最后小心翼翼地将那本书放在枕中。王羲之乘父亲外

　　出的机会，偷偷地溜进卧室，将那本书拿了出来。此书原是卫夫人所藏的蔡邕的《笔论》2,先由王旷存放，等王羲之年龄稍大一些以后，便作为教科书学习之用。

　　蔡邕，东汉陈留园（今河南杞县）人，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蔡邕飞白得华艳飘荡之极，字之逸越，不复

　　过此。」1《笔论》是他的著作之一，是一本传授笔诀，进以书法启蒙教育的学习真书、行书的好教材。

　　王羲之看到这本《笔论》后，按图索骥，不断地临习，纠正自己的笔法错误，在书法上大有长进。作为父亲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喜出望外，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父亲仔细察看儿子的书法时，突然警觉起来，终于发现了秘

　　密：断定儿子对于枕中《笔论》必「窃而读之」。2王旷直接了当地提问儿子

　　1根据《临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诸王南迁，舍宅为寺」。此寺几经更名，金皇统四年（1144

　　年）修建时。觉海和尚集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墨迹面成的「集柳碑」碑文，以记盛况。碑文云：「其地盖东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故宅也。昔晋祚中缺，元帝渡江，临沂诸王去乱南迁。」「晋祚中缺」是抬两

　　晋怀帝从311年被俘到313年「驾崩」一段皇位空缺时间。《晋书·王舒传》云： 「及元帝镇建康，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王舒系王导的弟弟，王氏家族的

　　南迁是在元帝改建邺为建康后，正式改名的时间是313年，故王羲之南迁为313年。此注参照唐士文《王羲之生卒年和南渡时间》一文。

　　2 [东汉]蔡邕的《笔论》流传于后世颇为神奇，首先得到密传的是他的女儿蔡文姬，其次是韦诞，后来钟繇「苦求巨法，诞不与」。韦诞死后将《笔论》带进了坟墓，钟繇无奈之下密令将韦诞的坟墓掘开，得到

　　了《笔论》。钟繇从书中得知，「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其朽法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钟繇并未将密传的《笔论》公开，他死后将此书也带进了棺材里。公元230年，钟繇死后五十五年（公元

　　285年），他的学生宋翼用他老师的方法破了钟繇墓。将蔡邕密传的《笔论》抢救出来。宋翼遵循书中的笔法进行创作，名声大振，并写了续集。宋翼是钟繇的学生，钟繇死后五十五年墓方被打开，这时宋翼至

　　少七十岁多了。卫夫人十二岁左右，大约过三十年才传到了大王手中。起初是王旷得到《笔论》，后交给卫夫人以授王羲之，这就是所谓的「枕中秘」。

　　1 〔唐〕张怀瓘《书断》。

　　2 《笔势传》称：「羲之年十二，见前代《笔论》于旷枕中，窃而读之。旷曰『汝何来吾所教也。』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笔法未能晓解，纵获父教，恐复不能秘借。』旷乃语羲之曰，『待汝

　　《笔论》从何而来，儿子笑而不答。王羲之父母认为羲之年纪幼小，「看用笔法未能解晓」，准备待儿长大以后将《笔论》向他传授。这时王羲之向父

　　亲恳求道：「今借而用之，侍成人晚矣」，父亲感到孩儿言之有理，就答应儿子的要求。王羲之拿「笔论」整天如痴如醉地临摩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启蒙老师卫夫人看到羲之在书法上超乎寻常的进步，更是万分欣慰。

　　据《世说新语》和《晋书》记载，王羲之幼年时言语不畅，有「涩讷」之疾，长大以后却变得「辩赡」，即能言善辩了。王羲之机敏过人，才华横

　　溢，与一般纨裤子弟绝然不同。他十三岁时曾去拜谒当时的名士周。周老先生官拜礼部尚书，德高望重，赢得很多的人敬仰。他识才、爱才，竭尽全

　　力推举人才。由于他在朝廷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所以经他褒奖、推荐得到重用的人数很多。当时的文人学士，群趋而至，都想得到他的品题。

　　王羲之到周府上，只见华堂满座，他老人家设宴款待宾客，经过仆人引见，周接见了王羲之，「察而异之」，通过交谈感到这位少年才学超群，将来必成大器。普希金小时候在皇村学校读书，有一次他当众念完他

　　写的一首诗歌时，他的老师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俄罗斯未来的伟大诗人就在这里，这位伟大诗人非普希金莫属，结果是一语中的。而周对

　　王羲之的预言也是准确无误的。当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学术高度的人才能发现。也许是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

　　或许是缘于某种刁俗，炙牛心为一种名贵的菜肴，宋代虞侍诗云：「客来愧乏牛心炙，茶罢空堆马乳盘。」炙牛心待客，具有礼仪的性质。据说这道菜主人请谁先尝谁就是最高贵的客人。周

　　在众多客人没有动箸之前，首先割中心炙给王羲之品尝，这一举动震惊了满堂宾客，大家对面前这位外表普通的孩于顿时刮目相看了。

　　王羲之受到如此的殊荣和礼遇，一时名声大播。周因王羲之的关系与王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周认为：王导有管仲遗风，王羲之有廉颇、蔺相如的气度。

　　少年王羲之还深为从伯王导、族伯王敦器重。当时阮裕有重名，为王羲

　　主薄。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薄。」

　　阮裕字思旷，是一位博学多才、仗义豪爽、「兼有诸人之美」而很有作

　　为的青年，在王敦的眼中，阮裕是一代典范。可是王羲之与其相比，却没有

　　任何逊色之处，当时阮裕已是青年，羲之却是一个少年，羲之经过一个阶段

　　的成长，在才智方面超过阮主薄是无庸置疑的。王敦对羲之不但宠爱而且寄

　　予厚望。阮主薄对王羲之更是推崇备至，他将王羲之、王承、王悦并列称为「三少」。

　　1成人，吾当授汝。』羲之拜曰： 『愿早授之，使得成人已为暮学。』旷语大纲，羲之学功日进。」

　　1 《晋书·王羲之传》所指「王氏三年少」为王羲之、王承、王悦三人。《世说新语·赏誉》所指王氏三少年为：右军、安期、长豫。右军、长豫分别是王羲之，王悦的别称，安期是谁的别称呢？安期同是王应

　　的别称、王承的表字。王应是王含的儿子。后过继给王敦。王悦是王导的儿子，他们是同辈人，年岁相差不大。而王承根据《晋书·王湛列传》」王承，字安期」。又说「寻去官，东渡江，□□及至建邺，为元

　　帝镇东府从事中郎，甚见优礼」、「承少有重誉，而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咸亲爱焉。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可见王承是王羲之伯父王导的同一代人，故相提

　　四、婚姻佳话

　　王羲之的妻子名璇，字子房。书法卓然独秀，被称为「女中笔仙」2.她熟读经书，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与王羲之结为夫妻，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有一段佳话传颂至今。

　　官至太尉、为人正直的郗鉴（269—339）虽年逾半百，但家中还有一个掌上明珠、年已及升的女儿尚未出嫁，他想物色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婿，以解

　　决女儿的婚事。在上层社会，婚姻总是带有政治色彩，「先求族，后择人」，是都鉴选婿的最佳方案。当时王氏家族可谓是门第显赫，人才济济。王导丞

　　相子、侄有十余人，考虑从中遴选一位，作为乘龙快婿，岂不美哉！故「使门生求女婿于导」。门生到王导家，王导请他去东厢去挑选。消息不胫而走，

　　都知道郗家派人前来选婿，听说那位千金小姐相貌端庄，性情温柔，谁都想接往抛悬在头顾上空的「彩球」，与这位京城少有的窈窕淑女匹配成婚。他

　　们一个个衣冠楚楚，谦恭有礼，温文尔雅地在大厅等候。唯独王羲之若无其事，袒露着肚皮，躺在床上大啖大嚼胡饼，他对选婿毫不在意，给门生极深

　　刻的印象。门生回到主人家中向郗鉴享报：「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郗鉴慧眼识人才。「『正此佳

　　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1,从此「坦腹东床」成了女婿的美称，「妙选东床」传为美谈。郗鉴之所以选中羲之为婿，王羲之不矫揉造

　　作，纯真直率，风神潇洒，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这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不光如此，更主要的是王羲之那时已有很好的名声在外，他满腹经纶，学

　　识渊博，特别是他的书法已崭露头角。郗鉴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女儿及两个儿子（郗惟、郗昙）在书法上很有成就，他平时很重名节，羲之在许多方面符合他要求的标准，成为理想的女婿人选，是不足为怪的。

　　东晋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审美标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崇尚个性自由，特别重视人格和人的价值，讲究潇洒、傲岸、放诞的风度美，蒙以「骨鲠」著称的名士王羲之，被选中也反映了一种时代趣尚。

　　郗璇确是一位很有教养的贤淑女子，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郗鉴为了教育好子女晚辈含辛茹苦，关怀备至。西晋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加上天灾，乡野树皮、草根都被吃得一干二净，郗鉴所在的乡间也不例

　　外，郗鉴是高平金乡入（今山东金乡），儒雅德高，平时不薄百姓，所以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乡亲们仍千方百计地照顾其兄于郗迈、外甥周翼。

　　据《晋书·郗鉴传》记载：「初，鉴值水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后来粮绝，菜

　　尽，乡亲们只好直言相告：「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鉴于是独往，食讫，以饭着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

　　过江，」到了江左，郗鉴呕心沥血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一个个抚养成人。东晋时郗迈官至护军，周翼为剡县县令。

　　并论，他不可能与王羲之、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年。《晋书·王羲之传》之所以造成错误是引《世说新语·赏

　　誉》时在「安期」是指谁的问题上张冠李戴了。综上所述，王氏三少年是指王羲之、王悦和王应，他们不但年龄相当，而且同为琅邪王氏，而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太原王氏的王承不属此列。

　　2马宗霍《书林纪事·闺阁名媛》： 「王羲之妻郗氏，鉴之女也。甚工书。兄愔与昙谓之『女中笔仙』。」

　　1 《晋书·王羲之传》。

　　婚后郗璇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对王羲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书法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一生生了八个子女：玄之、凝之、官奴（女儿）、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不幸的是玄之、官奴先后夭折。中年丧子，

　　「黄梅不落，青梅落」，作为做父亲的「祠庶子哀摧」，是悲痛欲绝的。王羲之寿命不长，妻子郗璇却享有九十多岁的高龄。

　　五、经历两次叛乱

　　王氏家族因在建立东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司马与王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日益兴盛强大，握有军政大权，这对朝廷构成威胁，皇帝很

　　是忌恨。王氏家族的势力成了皇帝的心患，对王导「亦渐疏外」。皇帝将刘隗、刁协视作心腹，想用他们的权势钳抑王氏家族。

　　刘隗是一个势利人物，又精通文史，常引经据典为其所用，侵毁公卿，弹劾他人。而刁协性情刚悍，与刘狼狈为奸，两人常密谋策划，投皇帝所好，

　　谄上骄下，他们做官经商大发其财，农田万顷奴婢数千，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刘隗、刁协专权用事在皇帝面前疏间王氏，王敦、王导气愤不平，曾多次上疏，皇帝由于偏听偏信不加采纳。王敦在酒后曾经吟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加深了皇帝的戒心。王敦对刘隗曾直

　　言不讳地数落：「邦佞谄媚，谮惑忠良，疑惑圣德，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

　　制」，「倾尽帑藏，以自资奉，赋役不均，百姓嗟怨」，「自从信隗以来，刑罚不中，街谈巷议，皆云如吴之将亡。闻之惶惑，精魂飞散，不觉胸臆摧

　　破，泣血横流。陛下当全祖宗之业，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后所启，奈何弃忽忠言，遂信奸佞，谁不痛心！愿出臣表，咨之朝臣，介石之几，不俟终日，

　　令诸军早还，不至虚扰。」1王敦与刘隗、刁协之间矛盾冲突发展到白炽化程度。永昌元年王敦再次上表，皇帝勃然大怒：「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

　　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2就在这一年，王敦于武昌举兵想用武力消灭刘、刁

　　之党。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发生这样的事件，王氏家族可谓是大祸临头，很可能株连全族所有人员。王导脱下朝服带领土氏子弟二十余人（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日夜伫立宫门前请罪，听候发落。

　　刘隗、刁协平时专横跋扈，现在更是认为消灭王家势力的时机已经成熟，曾多次连续上奏皇上要求将王氏满门杀绝，斩草除根。元帝面临这复杂的局

　　面，考虑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平时尽忠职守，此时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万一王敦得势，威胁到朝廷和他本人的安全时，还可

　　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王导为人宽厚，说不定在大动乱中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元帝对王导说：「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最后以「大义灭亲」为名，免诛其族。王敦的军队从四处进入京城，宫中大小官员逃之夭夭，元帝身边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元帝被迫只好当场封王敦为丞相、江州牧等要职。使王退守武昌。

　　在王敦到了石头城后，元帝召集百官见王敦，王敦问刘、刁党羽戴渊： 「前日之战（王师败绩），有余力乎？」渊回答说：「岂敢，但力不足耳！」

　　敦又问：「吾今此举，天下以为如何？」渊回说：「见形者为之逆，体诚者为之忠。」王敦冷笑了一声说：「卿可谓能言。」尔后又对王导曰：「不从吾言，几至覆族。」元帝因受不了王敦的污辱，忧郁而死。公元

　　323年明帝即位，当时王敦已移往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虽身患疾病，仍再次威胁朝廷，明帝乘机派兵讨伐，王敦因病已不能带兵，故指派他的哥哥王含应战，

　　1 《晋书·王敦传》。

　　2 《晋书·王敦传》。

　　结果大败。王敦也因忧愤使病情加剧而去世。历时两年的「王敦之乱」就此结束。王羲之当时已经成年，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士族的分裂，特别是周

　　被王敦所杀，对他 *** 很大。他深深感到当时官场的黑暗和无情，战争的残酷，政治舞台风云的突变，时局动荡，前景令人难测，王羲之曾在以后的兰亭诗中发出「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的叹息。

　　咸和三年（328年）二月发生了苏峻、祖约叛乱。苏峻出身北方坞主，

　　以军功为历阳内史，因恃功「骄溢自负」，又以「单家聚众」发迹，对门阀

　　大族心怀不满，他们以诛庚亮为借口南渡长江，攻占南京，纵兵大掠，驱役

　　百姓。王羲之的叔父王彬等，还被勒令负担登钟山。叛军甚至剥去女性衣衫，

　　裸暴于众，无恶不作。这次叛乱使建康「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大

　　库内藏损大惨重。当年九月，陶侃、温峤、庚亮等起兵讨伐苏峻，苏峻很快

　　败死，祖约失败后投奔北方石勒，最终亦被杀。

　　王敦叛反与苏峻反晋，均属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叛乱平息了，但当时

　　的政局没有丝毫变化，人们认为：庚亮以外戚辅政，引发了危及国家存亡的

　　大祸，他当时窜身苟免，晋室内争权夺利;皇帝幼小，听人摆布，无能为力。

　　王敦和苏峻的两次叛乱，王羲之虽然未曾遭祸，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官场的腐败和朝廷的无能。

　　六、仕途

　　王羲之步入政界，最初的官职是秘书郎，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校阅宫中文库中的图书。究竟是何年担任这一职务，《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起

　　家秘书郎」，没有说明年代。在东晋，秘书郎、著作郎是贵胄子弟初选之职，如是过早、较晚出仕则标明「弱冠」或说明具体年龄，如庚亮少有美誉，其

　　传曰：「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王羲之妻弟郗昙较晚出仕，故本传称： 「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王羲之出仕不称「弱冠」又未指出初次任职年龄，再综合其他材料推断任秘书郎为太宁三年（325

　　年），王羲之当时二十三岁。

　　东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年龄很小就获得官衔进入仕途了，例如王导、王含诸子都弱冠出仕，唯独王羲之在他二十三岁左右才任秘书郎之职，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古往今来学术界多有猜测，有人认为正如王羲之自己所

　　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他不想过早地进入仕途;也有人认为，他伯父王导在掌握东晋大权时推行「愦愦之政」的政治纲领，王羲之持不同政见，不

　　愿意与其伯父合作，所以出什的时间一拖再拖。还有一部分学者把王羲之的出仕与他父亲王旷联系起来分析，也不无道理。

　　王旷是晋元帝过江首创其议的重要人物，他这房与琅邪王司马睿最亲，兄弟三人（廙、旷、彬）是睿的姨大弟，《晋书》为王廙、王彬立传，但就是不给王旷立传。很多文献对王旷特别是对他晚年避而不谈，即使有记载也

　　是若明若昧，似有隐情。王旷最后的官职是淮南内史，根据文献记载，公元

　　309年，王旷受命救援上党之役失败，便无下文了。故有人推测他没有战死，也没有逃回而是像他的堂兄王衍降于石勒一样，投降刘聪了。1由于亲戚关

　　系，琅邪王司马睿将王旷的真情隐匿起来，不许别人提起此事。但世界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当时知道此事的人甚多，为防止朝野疑议，所以朝廷以至

　　王导迟迟不让王羲之出仕。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下边的事实就不好解释：王羲之「于父母墓前自誓」，可见他父母死后是合葬的。王旷如真的投降了

　　刘聪，他又怎能与妻子合葬？这些疑问很难说清。以上仅是一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王羲之咸和三年任会稽王（昱）友官职。咸和九年上羲之应西征将军庚亮召请，赴武昌任参军、长史，咸康二年（336

　　年）任临川太守。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永和四年（348年）殷浩参综朝政，委任王羲之为护将军。

　　羲之既少有美誊，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经过殷浩劝说，他最后还是担任了这一重要官职。

　　护军将军权力很大，不但有一支保护皇帝和京师的军队，而且其下有属官，若受命出怔，还可以设参军。王羲之恪尽职守，关心士卒的疾苦，他任护军将军时发了题为《临护军教》的第一道命令：

　　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

　　1王汝涛：《有关王羲之生平家世几个问题的考辨》，载《王羲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版。

　　1 《晋书·王羲之传》。

　　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专详其宜。其大意是：现在的军营里要公役均平，我委派忠于职守、谨慎公平的太史到各营，

　　对于所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如军营中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的，都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安置。

　　护军之职流动性很大，有时去江州，有时去到吴国（苏、浙）。经常疲于奔命，也许是这种原因，于永和六年（350年）王羲之「苦求于宣城郡」。

　　2朝廷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力右军、会稽内史，赴任会稽山阴。《晋书·王羲之传》载：「（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羲之代述。」据推断，王

　　羲之于永和七年（351）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朝廷可能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当时西藩桓温势力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会

　　稽是宰辅司马昱的封国，属中央的势力范围，会稽是三吴腹地，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许多豪门士族栖居这里，它对于重镇扬州和都城建康无论在

　　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平息苏峻叛乱之后，曾有人要求迁都于此。二、王羲之是东晋第一大族杰出人才，在王述守丧造成职务空缺时，

　　他是最适合的补缺入选。三、王羲之「不乐在京师」，自然对这一职务会感到满意。王羲之初到会稽，通过旧友孙绰结识了一批名士新友，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仕途生涯。

　　王羲之对管理国家，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不少改革弊政的措施，是一位热爱人民，同情百姓，政绩显著的父母官。

　　1 《太平御览》卷二四○。

　　2 《晋书·王羲之传》。

　　七、告誓辞官

　　穆帝永和十一年（355 年），三月初九这个吉日，王羲之独自走到那杂草丛生的他父母的墓地，向双亲亡灵陈词告誓，他将离开官场，绝禄退隐， 他说：

　　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儿。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

　　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

　　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皎日！后来王羲之把上述的一番话书写下来，这就是后

　　世流传的《告誓文》，《告誓文》情感真挚，诚恳动人，在自谦自责的背后

　　隐藏一种无可奈何、十分忧伤的情绪。王羲之从秘书郎起家到弃官退隐，经

　　历了政坛的风风雨雨，怎不感慨万千呢？

　　对于王羲之辞官，史家、研究家多有分析，见仁见智，但不外乎以下几

　　方面：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

　　其形势极为不利。当时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攻克了成都，一举打败

　　了成汉国，一时名声大振，其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荆、扬是当时的两大重镇，

　　荆州位居长江上游，对长江下游的扬州、建康威胁很大，皇帝惶惶不可终日，

　　故将殷浩拉做自己的亲信，并委以重任，让他掌握扬、豫、徐、兖、青五州

　　的军事大权，以防桓温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殷、桓矛盾日渐尖锐，桓温原

　　来与王羲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由于上述矛盾，桓温视王为殷浩的亲信、党

　　羽，这对王羲之是非常不利的。

　　桓温军事力量的强大对殷浩触动很大，殷浩求功心切，不顾主客观条件

　　先后北伐，每次北伐，王羲之都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会

　　以失败告终。可是殷浩根本不加理会，王羲之预感到「常恐伍员之忧，不独

　　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结果都被王羲之言中，特别是最后一

　　次，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大败而回。此时恒温乘机上去弹劾殷浩，结果殷

　　浩被贬为庶人，告老还乡，整天在家书写「咄咄怪事」四字。王羲之在《与

　　孔彭祖帖》叹息：「殷废责事便行也，令人叹怅无也。」《增运帖》云：「吾

　　于时地甚疏卑，致言诚不易。」他深深地感到人微言轻。「皆谓尽当今事，

　　宜称，好仗义直言，朝廷自然不喜欢他。

　　王羲之辞官一个直接的、公认的原因是与王述的矛盾。关于王述，《中

　　兴书》曰：「述清贵简政，少所推屈，唯以性急为累。」《世说新语·忿狷》

　　说：

　　1 《晋书·王羲之传》。

　　1 《晋书·王羲之传》。

　　王蓝田（述）性急。尝食鸡子，以害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

　　未止，仍下地以履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述父）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可见王羲之是很瞧不起王述的。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在王羲之为临川太守时，王述只是一位县令（宛

　　陵令），然而，现今王述成了扬州刺史，扬州不但是个大郡，而且是京城所在地，此地的刺史非同一般，其官位大大高于王羲之。会稽属王述管辖，王

　　述来检查会稽刑政，竭尽苛求，王羲之疲于课对，甚为、满，引为奇耻大辱。他曾要求朝廷将会稽改为越州，与扬州并列而不在王述权威之下，结果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给他人以笑柄。王羲之气愤之极，甚至拿儿子出气：

　　吾不减怀祖（王述），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坦之为王述子，当时被誉为「江东独出」）

　　关于王羲之与王述的关系，《世说新语·仇隙》作了这样的记述：王右军素轻蓝田（王述）。

　　蓝田晚节论誊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

　　蓝田临扬川，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至终。

　　王羲之本来对仕途并不感兴趣，但既然入仕总想为人民办点实事，然而存在不少难处，他在《此郡帖》中写道：

　　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所济。吾无故，舍逸而就劳，叹恨无所复及耳。夏人事请托，亦所未见。小都冀得小差，顷日当何理。

　　会稽郡拖欠的朝廷征纳的税赋（即所谓逋滞）无法上交，「舍逸而就劳，

　　叹恨无所复及耳」，从中可知王羲之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从而表现出他厌

　　恶仕途官场的思想。

　　王羲之政治上不得志，现在又屈于王述的管辖之下，引起许多人的耻笑，

　　其心境可想而知。羲之毕竟是位艺术家，他热爱会稽的山山水水，「从山阴

　　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神仙般的生活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信奉道教，

　　他经常接触的亲朋好友不少是信道入迷的名士，和他们一起浪迹山水，风流

　　自赏，脱离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些均使他下决心辞官退隐。

　　1 刘涛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荣宝斋1991 年第1 版。

　　八、隐居的晚年

　　王羲之辞官后，则以游观山水弋钓为乐。他不像一些隐居的名士，「被发佯狂」、「污身秽迹」，在当时走这样的道路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会有人认为他不同流俗，不合时尚，朝廷也会生出许多狐疑。辞官后他也不可能

　　像兰亭聚会那样流觞赋诗，兴会无前，所以他说，「可谓艰矣」，然而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天赐」，为之庆幸。

　　王羲之去官以后，隐居养真，「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乐。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1他游遍了东土诸郡山山水水，

　　感叹道：「我卒当以乐死！」王羲之早就爱慕蜀中的山水之奇，与谢安书云： 「蜀中山水，如峨嵋山，夏含霜雹，碑版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

　　在幽美的大自然里，王羲之沉潜玩味其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再也不愿意重返官场参与政治角逐了。王羲之辞官以后，好友谢万曾经致书于他，要他再次出仕，他写了《与吏部郎谢万书》婉然谢绝。此文说：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免，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

　　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旷，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怀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

　　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土，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矣。2

　　王羲之过着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享受人间的天伦之乐。王羲之辞官后

　　隐居于浙江剡县（今嵊县）金庭。这是在他任会稽内史时，遣人行视选定的。

　　这当然不是随意确定的，因为剡多名山，被称为福地。「入判经金庭，见五

　　老、香炉、卓剑、放鹤诸峰，以为奇丽幽缈，隔绝世尘，眷恋不能已！遂筑

　　馆居焉。从之者夫人郗氏、乳母毕氏、中子操之。」1唐代裴通说：「越中山

　　水奇丽判中为最，剡中山水奇丽全庭为最。」白居易亦说：「越有桐柏之金

　　庭，养真之福地，神仙之灵墟，亦三十六洞天之一。」传说山上有灵芝，「尝

　　闻异香，泉则石髓金精，清馨甘冽，时值仙人，从古下死，真天之绝境也。」

　　王羲之迷恋山水，信仰道教，判之金庭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金庭白云洞，

　　传说是王羲之始祖王子晋吹笙处。出于对祖先的崇敬，这也是王羲之择金庭

　　而居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辞官后没有繁琐的政务纠缠，用不着在官场朝廷间周旋，更不要

　　在枯躁无味的案犊疏奏上劳神。显然在精神上是得到了解放。然而他未能实

　　现自己的愿望，这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

　　于哀乐，与亲人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说：「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

　　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2王羲之当时他已到五十三岁

　　的暮年，「衰老之弊日至」，伤心痛苦的事接踵而来。其一是两个孙女夭折，

　　1 《晋书·王羲之传》。

　　1浙江嵊具《金庭王氏族谱》。

　　2 《晋书·王羲之传》。

　　心灵巨创;其二是病魔缠身。痛苦不堪。王羲之是一位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延期的女儿「四岁暴疾不救」，另

　　一个孙女即官奴的女儿玉润，也是幼年因急病而亡。王羲之在《延期官奴帖》中说：「十日之中，二孙夭命」1,他还在《二孙女夭殇帖》中称「二孙至此」

　　2.对于两个孙女的夭折极度哀痛，他曾说：「吾已西夕，情愿所钟，唯在此等。（指儿孙）。」3自己已到夕阳西下之年，把感情、心愿凝聚在儿孙身上，

　　目前是老者未去，幼者先亡，使王羲之「伤惋之甚，不能已已。」王羲之信奉道教，认为服食可以成仙得道，延年益寿。所以早就养成服食习惯，到了

　　晚年有更多的时间到深山中采集药石，加之挚友周抚经常送些「胡桃」、「青李」、「来禽」等眼食所须之品，服食从不间断。

　　药石并没有使王羲之长生不老，相反损害了他的健康，其晚年的病痛，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述：

　　鄙疾进退，忧之甚深。仆进下数日，勿勿肿剧，数尔进迟，忧之转深。亦不知当复何治。得散力，烦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经日。吾肿，得此霖雨转遽。吾遂沉滞兼下，如近数日，兮无复理。

　　吾昨暮复大吐，小啖物便尔。吾此日极不快，不得眠，食殊顿。吾胛痛剧灸不得力，至患之。1五六日来小差，尚甚虚劣，且风大动，举体急痛。仆下连连不断，无所一欲。啖辄不消化，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

　　王羲之少患癫痫，一二年辄发一次。晚年多病，这是他长期服药行散产

　　生的恶劣后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吾服食久，犹为劣劣」3,服药短暂的

　　 *** 换来的终日病痛。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年仅五十九岁就与世长逝了。

　　随后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先旨，固让不受。王羲之死后葬于

　　浙江省剡县（今嵊县）金庭瀑布山南麓。4现今该地还留有「晋王右军墓道」

　　石牌坊及「晋王右军墓」碑亭。5

　　王羲之在他逝世前给周抚的信中曾说：「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

　　已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晋

　　书·王羲之传》也说：「有七子，知名者五人」。长子玄之，英年早逝;次

　　子凝子，字叔平，亦工草隶，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为孙恩所

　　害，妻谢道温，为谢安侄女，聪慧有才辩，是东晋著名女诗人、书法家;徽

　　1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2 《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3 《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4 《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5王羲之《杂帖》，《全晋文》卷二四。

　　6王羲之《杂帖》，《全晋文》卷二五。

　　1未注引文均出自《右军书记》。

　　2引自《右军书记》。

　　3王羲之：《服食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4浙江嵊县《金庭王氏族谱》。

　　5王羲之卒葬之地还有两说，一据《嘉泰会稽志》记载葬于诸暨苎萝山;二据《智永传》记载葬于会稽云门山。

　　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以卓荦不羁著称;操之，字子重，历任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献之，是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为知名者，关于其他两子说

　　法不一，宋人黄长睿在《东观余论》中以涣之为王羲之之子，《全晋文》将其列入第三子;鲁一同引《王氏谱》加了肃之，其长幼次序为：玄之。凝之、

　　肃之、涣之、徽之、操之、献之;《金庭王氏族谱》以璠之、穆之为二子，并排在献之后面，此说与献之最小之说有矛盾。王羲之的两个女儿何名，史

　　无记载，仅知一女嫁给刘畅，生子瑾，官职尚书、太常卿;另一女，嫁给谢殃，生著名诗人谢灵运。

　　九、轶事

　　（一）写经换鹅

　　民间有王羲之有爱鹅的传说。鹅，洁白的羽毛，红冠红爪，煞是好看，加上它迈着笨拙的步子，或引项高歌，或张开双翅翩翩起舞，也许给王羲之的书法有启迪作用，从中领悟到点画运笔技法，执笔时食指应如鹅头那样昂

　　扬微曲，运笔时则像鹅掌拨水，这样才能将精力集中于笔端。清代书法家包世臣将这种情势用诗表达出来：「全身精力到毫端，定台先将两足安;悟入

　　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王羲之爱鹅常画鹅，出于写生的需要，他买鹅养鹅在情理之中。从分析的角度看以下的两则轶事，却是有根据的，《晋书·王羲之传》也作了记载。

　　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婆婆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白鹅，很逗人喜爱，王羲之叫人去买来，不料老人不肯出售。无奈，上羲之只好经常去看这只鹅，使老人百思不解。后来王羲之又派人前去说服老婆婆割爱，老人还是不答应。

　　那人只好开诚布公地告诉老人说，那是王羲之所要。当时王羲之是妇幼皆知，享有美誉的大书法家了，老人喜出望外，又听说王羲之要亲自拜访她，更是

　　高兴。第二天，王羲之带了不少礼品去登门求鹅，不料老人为了招待这位大人把鹅宰了，当王羲之不见白鹅，并得知鹅已被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伤心地离开了农舍。以致回家后「叹息弥日」。

　　山阴有一位道土，养了许多白鹅，王羲之看见了非常喜爱，向道士购买。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应为《黄庭经》），当举相赠耳。」要王羲之

　　抄写经文作为交换条件。王羲之爱鹅成癖，又是道教的忠实信徒，故欣然同意。他怀着虔减之心花了半天的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了经文，十分高兴地

　　「笼鹅而归」。唐代大诗人李白根据这一传说，先后写了两首诗。一首题为

　　《王右军》的诗：

　　右军本 *** ，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滨。扫素写《道经》，笔妙精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后来又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的诗：

　　镜湖流水漾清波， 狂客归舟逸兴多。山 *** 士若相见， 应写《黄庭》换白鹅。

　　《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的主要经典，《黄庭经》是道教一种经的经名，两者是不能混同的。然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将《黄庭经》误写成《道德经》了。

　　《晋书·王羲之传》也有此错误，1李白在两首诗中都写换鹅，一首是「扫

　　1 [宋]程大昌《演繁露》：《换鹅是黄庭经》条。

　　素写《道经》，一首是「《黄庭》换白鹅」。李白于天宝元年游会稽时所写的《王右军》，当时可能是根据传说，写成「道经」。后来也许看到了换鹅

　　的书法作品，知道这是《黄庭经》，所以天宝三年正月送贺知章时所写的诗中写成了「黄庭换白鹅」，以示更正。《黄庭经》是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

　　如今每当我们欣赏这幅名作时，尤感其气韵高逸，笔致婉丽，李白「笔妙精入神」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辞。

　　（二）书扇济贫

　　王羲之为官期间经常深入底层贫苦百姓中，体察民情。有一次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卖六角扇2,这种扇子是用竹蔑编成的，为了制作和使用的方便呈

　　六边形，现在绍兴一带山村里仍有用这种扇子扇风纳凉。由于当地百姓普遍贫穷，虽然这种扇子非常便宜也无人问津，老妇忧心忡忡满面愁容，王羲之

　　看到这种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找来笔墨在老妇出售的所有六角扇上都写上五个大字。王羲之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了，虽不能说是一字

　　千金，但想求他的字也是不容易的，老妇人由于孤陋寡闻，有眼不识泰山，她被这位官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目瞪口呆。羲之便向她说明「言是王右军

　　书，以求百钱邪」。老妇半信半疑照此办理，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六角扇销售一空。第二天老妇又掮了一批竹扇来，再求羲之书写其扇，羲之只好笑而

　　不答了。民间传说老妇还找到羲之家中要他继续为她写扇，羲之哭笑不得只好东躲 *** ，传说如今绍兴市的「躲婆巷」就是他躲藏的地方。

　　蕺山南麓的戒珠寺，相传寺址为王羲之别业，寺前有他的养鹅池和洗砚池。王羲之喜欢玩明珠，一天明珠不见，他怀疑是与他关系甚好的老僧所窃，

　　老僧含冤而死。后来一只鹅死了，宰杀后发现了那颗明珠，王羲之后悔莫及，决定舍宅为寺，以戒玩珠之癖。

　　（三）入木三分

　　传说王羲之有一次走访一门生家，不巧门生外出未能见到，此时羲之在门生的书房里看到一张桌子，台面光滑如镜，洁白如纸，书案上还有一砚新墨，于是王羲之信手拿来一支毛笔，舐蘸了墨在桌面上急书挥写，不一会字

　　迹满桌，王羲之便停笔归去。门生的父亲回到家中看到台面上墨迹斑斑，火冒三丈，便责问木工谁敢如此放肆，木工只好照直说来。门生的父亲令木工

　　将台面刨去一层，结果刨掉了三分还清晰地看到字迹。从此「入木三分」用来形容书法笔力遒劲雄健，比喻见解、议论深刻。

　　对于「入木三分」，还有另外一种传说：王羲之曾经写过祭北郊祝版（古代祭祀时写祝文的版），晋成帝时决定更改原有况文，故请工人将版面刨去

　　三分厚度，不料王羲之的字迹仍然可见□□有人认为，「入木三分」显示了字在垂直方向上的延伸，字的笔画打破了平面局限而具有立体感。这种论点

　　未免太「现代化」了，当时的中国人尚未有追求立体感的审美意识。「入木三分」与「力透纸背」在古代都是对字的骨力形象的一种夸张与形容。

　　《晋书·王羲之传》原来是这样记述的：「尝诣门生家，见棐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

　　上面的两种传说很可能源于此，《晋书》作为史书，绝大多数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后世人对王氏书法艺术的酷爱与推崇，故在《晋书》记述

　　2蕺山：位于绍兴市东北隅。根据《山阴县志》记载：「山多产蕺，蔓生。茎紫，叶青，其味苦，」越王

　　勾践常到这里采集这种植物充饥，以不忘报仇雪耻，故名蕺。

　　的基础上演绎出许多富有夸张色彩的情节来。

　　第二章政治思想

　　王羲之自二十二岁任秘书郎至五十三岁辞官退隐，他的政治生涯达三十一年之久，其间政局多变，矛盾错综复杂，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王羲之为官期间对民情了如指掌，深知人民的疾苦。朝廷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忍

　　受，他同情百姓，主张改革弊政，减轻人民负担。他曾指出：「任国钧者」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1

　　王羲之身体力行，忠于职守，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北伐是东晋朝野关心的重大举措，王羲之「审量彼我」，决定支持或是反对。他曾指出殷浩北伐必

　　败，其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他虽然未曾亲自指挥和参加任何战争和战役，然而他的真知灼见足以证明他有鉴裁之能，显示了政治上的成熟。军事

　　是政治的延伸，故笔者将北伐问题放入政治思想一章里一并评述。王羲之作为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伟大的目标始终在驱动着他，那就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一、重民爱民思想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史期间，针对东晋当时存在的弊端，发表了一系列的政治见解，向朝廷和某些当权者提出了许多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政方针到具体实施的正确的建议。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内，采取了许多切

　　实可行的措施，不辞辛劳，不避风险，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实事，为稳定时局作出了很大贡献，政治业绩斐然。他胸怀宽大，一身正气，勤政廉政，表

　　现了一种忘我的精神，他在《深情帖》中说：「古人云：『行其道忘其力身，真。』卿今日之谓，政自当豁其胸怀，然得公平正直耳。」1王羲之引古人的

　　话说明当今，行政必须豁其胸怀，然后才能公平正直，事事、时时顾及自己的得夫，这样的人是不能行政的。王羲之在任职期间，是一位为古人所说的

　　行道忘其为身者。王羲之正如宗自华所说他是一位「浓于热情」的人，他以艺术家的胸怀热爱人民，对人民一往深情。

　　（一）开仓赈贷

　　王羲之曾对朋友说，有的官员不肯多为人民做事，敷衍了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任期一到就拍拍 *** 一走了之，这叫什么父母官？王羲之为官清正廉洁，十分体恤人民的疾苦。就在他任会稽内史期间，有一年在他管辖

　　的地域之内发生了灾荒，老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不少人贫病交加在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一严重灾难，羲之心急如焚，这时有人提出：由官府

　　拿出一点钱、粮来攸济灾民，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有人提出，从外地运粮到会稽来，但当时其他地方也没有粮食，更何况远水救不了

　　近火，难以解决燃眉之急。这时王羲之巡视郡境五百里，断然决定打开城南几座大粮仓赈济灾民。当时主管补给业务的刘平急忙提出：那些仓库听存粮

　　食是百姓交给朝廷的赋税，动用不得！擅分税粮轻则罢官，重则杀头！王羲之向刘平和其他官员解释，粮是百姓缴的，如果百姓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又有谁来交粮纳税呢！救命如救人，至于后果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1 《晋书·王羲之传》。

　　1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事后朝廷、皇上并没有对王羲之兴师问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关头开仓赈贷，救活了很多人，他们来年可以交纳税赋。在执行

　　这一举措时，官员都没有营私舞弊行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关心大众，在会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东晋皇权不振，东晋的皇帝不比其他朝

　　代皇帝至高无上，一呼百应，他对权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权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亲六戚二十余人，掌握实权，东晋政权依赖他们支撑，皇帝也不能随意降罪于王羲之。

　　《晋书·王羲之传》云：

　　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 「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

　　作为父母官的王羲之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鉴

　　于上述种种原因，往往获准。在这之中，谢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

　　谢安的信中，表达了感激之情，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如没有他的鼎力相助，

　　会稽一带早就蹈入东海不复存在了。

　　（二）禁酒节粮

　　东晋时期饮酒成风，特别是那些风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疯疯癫癫地大发议论。这种风气自然也波及到民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们被当地百姓宴请，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许他会痛饮一番，然

　　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儿，踌躇了半天没有喝，众人都纳闷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问手下的官员，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酿酒的米、麦、高粱等粮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上。过了好一会刘平才说：「属下不知道具体数量，不过百姓都会人工酿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艰难大

　　家借酒浇愁。每年酿酒所用的粮食，其数量相当可观。」

　　王羲之这才说明自己的意图：这些年灾荒不断，年景不好，粮 *** 贵，酒不饮无妨，没有粮食就会饿死。粮食从播种到收获要好几十月时间，来之不易，我们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储备起来，以作度日之须。现在下令，本郡

　　在一年之内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禁酒这一举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实行过，那是为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更多军饷用于战争。而王羲之则

　　是为了「救民命」，其意义是不同的。「禁酒节粮」实施以后，果然节约了谷物，使粮食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1

　　然而，王羲之却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好友谢安阐明下令禁酒是为节约粮食，防止百姓被饿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他说：「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庚赈之，因断酒以救民

　　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2王羲之万分感慨，他愤怒异常地写道：「处世不易，岂惟公道」。3

　　二、进言改革

　　（一）复开漕运

　　1 《断酒帖》，《汉魂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2 《断酒帖·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3 《方轨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汉桓宽《盐铁论·刺复》云：「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事实正是如

　　此，汉代「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浚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

　　偏安洛阳，然犹任邓艾，广开漕渠以达江准□□」历史进入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到北伐之时一切军需只好转运供给，

　　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应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难，故「流亡日众」。更重要的是东土饥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移民就食」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

　　河东。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移民就食」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

　　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

　　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

　　极难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

　　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

　　至大台治罪。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

　　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耗」，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

　　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

　　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 「诛翦一人」起到「杀一人儆百」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其后便断」。

　　（三）改进征役修改刑法

　　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宽众息役，惠益百姓」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

　　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

　　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覆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

　　1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

　　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

　　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

　　1

　　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

　　「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2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补代」，结果是「上命所差，上道多叛」3,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

　　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同伍」，同样要受「课捕」，与此同时对

　　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4,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

　　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

　　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5

　　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

　　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

　　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

　　王羲之巨识深邃，先觉于人，很多主张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未能实施。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其操履识见，议论闹卓，当世亦少其比。

　　誠然，這樣的評論是符合實際的。然而一個人的功名成就，除了有符合 客觀實際的正確思想之外，還要有許多條件，其中機遇也是必不可少的。諸 葛亮才華橫溢，謀略超群，如果沒有劉備「三顧茅廬」及群雄逐鹿的歷史舞

　　台等客觀條件與機遇，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就無法施展，更談不上有偉大的功 名與光輝的業績。

　　王羲之的許多政治主張均未被當權者所接受，內心是非常憂憤的，特別 是伯父王導、工敦，岳父郗鑒亡故以後，他更加無能為力。王羲之的思想主 張並非紙上談兵沒有價值。歷史是一面鏡子，他的主張對南北朝也產生過積

　　極影響。南朝北朝對峙，特別是南朝偏安一隅與東晉相似，他的許多政治主 張被當時的政治家所「移植」採用，都產生了積極的有益的效果，這些都斑 斑可考。

　　1 《晉書·王羲之傳》。

　　2 《晉書·王羲之傳》。

　　3 《晉書·王羲之傳》。

　　4 《晉書·王羲之傳》。

　　5 百工，各種手工業工人的總稱。《論語·子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例如，劉宋政權曾下令嚴禁地方官吏濫徵賦役，減少部分雜役、謠役; 宋文帝採取獎勵農桑、興修水利、減輕農民負擔以及賑濟災民等許多措施。 元嘉十二年（435

　　年）丹陽、淮南等地淫雨成災， *** 除詔免災區一切租役 外，還從徐、豫、會稽等地調大米萬斛以賑濟災民;還規定「凡欲附農而糧 種匱乏者，並加給貸」;在元嘉年間，對江漢漕河進行修鑿，以廣漕運。《南

　　齊書·明帝紀》載建武元年（494 年）詔曰：「細作中署、村官、車府，凡 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也就是說工匠在上番服役之外，可以有自己

　　支配的勞動時間。這些都說明，王羲之曾經提出的政治主張在南朝實行以後， 對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曾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羲之是作為一個名垂歷史的書法家，對政治、軍事、經濟、法律有如 此精闢的見解，古往今來委實是不多見。

　　三、反對憒憒之政

　　王羲之「少有美誉」，是王氏望族的的骄傲。作为三朝辅政掌有实权的伯父王导，对他有不少赞扬之词，非常器重他。王导要他到朝廷任侍中、吏部尚书一类要职，他总是推托谢绝：「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

　　吾，誓不许之，□□」1后来投入了王导的政敌庚亮的幕中，充当了参军。王羲之弃高官当幕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原因的。古代文献虽然对此没有专门的记述，但我们分析这一方面的原因，从

　　中可以了解王羲之的政治主张。

　　在王导辅政期间，豪强横行，贪赃枉法，人民大众苦不堪言。王导对此则采取容忍宽恕的态度，有时仅惩办下级人员，以此敷衍塞责。人们对此非

　　常愤慨。庾翼在给庾冰的信中，表示了他对王导的不满情绪。「大较江东政，以伛舞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使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

　　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逻作余姚半年，而为官出二千户，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而辟共驱之，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

　　昏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1「前宰」王导的昏谬是当时朝野议论的话题，人们对王导的治国方略称之为「愦愦之政」。「愦愦」是贬意同，糊涂、

　　昏乱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导施行的是昏乱之政。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2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

　　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果然如此，后人对他的「愦愦之政」大加赞赏。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历任元、明、成三帝，

　　是权重位高的三朝元老，历史上的评价很高，《王导传》六千余字，几乎全是溢美之辞。他在建立东晋时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务存大纲、不拘细

　　目」的执政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初立，需要安定的现实要求，但此政治方略不能全盘肯定，特别是在后期有较为恶劣的后果。据《晋书·顾

　　和传》载：「既而导遣八部从事之部，和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和独无言。导问和：『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

　　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导咨嗟称善。」既然可以网漏吞舟，何须「察察为政」？细致了解治理情况岂不是多此一举？在当时由于

　　1 《晋书·王羲之传》。

　　1 《晋书·庾翼传》。

　　2 《世说新语·政事》。

　　王导的愦愦之政，对贪官污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门阀豪强更是宽容放任。「时王寻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

　　将，井下奉法，大臣患之。」1鉴于这种情况，陶侃和瘦亮都曾想起兵废黜王导，由于郗鉴的劝阻，未曾行动。王羲之对在王导政治统治下的时局极为不

　　满，尤其对「仓督监耗盗官米」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主张惩办贪官污吏和不称职的官员。王羲之反对「网漏吞舟」、反对王导的「愦愦之政」是不言而喻的。

　　四、政治理想

　　王羲之被后人称为「拔萃国举」，在他一生中不乏救国匡时之志。他给殷浩的书信中曾表示：

　　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2

　　当时关陇由苻秦王国统治，已蜀是由成汉王国霸占，他们都很强大，经

　　常侵扰东晋，构成外患。王羲之立志要「宣国家威德」，收复关陇、巴蜀，

　　在边疆艰苦奋战、建功立业。但事实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顺利，后来他做殷

　　浩的护军将军和会稽内史，在《恭命帖》中云：「寻复逼，或谓不可以不恭

　　命，遂不获已，处世之道尽矣！」他的政治抱负并未实现。

　　王羲之认为力争武功，作非所当，主张文治为上，政以道胜，宽和为本。

　　宜虚己求贤，与有识之士共谋国家大事。

　　王羲之希望自己成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自然他想有一个像刘备一样的君

　　主「三顾茅庐」。他非常赞赏诸葛亮对刘备的建言。诸葛亮在隆中长期观察

　　天下形势，精心谋划统一中国的策略。与刘备的这番谈话就是所谓的「隆中

　　对」。

　　上羲之在《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中均站在比较客观的主场，对

　　「彼」、「我」的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提出了「保江」战略策略，从中

　　不难看出他吸收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诸葛亮不同，刘备

　　按照诸葛亮的政治纲领行事，而殷浩拒绝接受他的战略对策。

　　王羲之敬慕诸葛亮，他与诸葛亮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山东临沂人，

　　都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任过职;他们唇枪舌剑，都有辩才。王羲之赞赏诸

　　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联合孙权、内修政理，以夺取中原，完成统一

　　大业的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策略。

　　王羲之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他反对党同伐异，主张协和共处，

　　维护政局安定。为了统一大业，要效法廉颇、蔺相如，一致对外，他劝殷浩

　　把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画在屏风上，以示训导。文献上这样说：

　　殷洪源与桓温不协，王逸少移书苦谏，欲画廉蔺于屏风□□□王羲之曾在谢万

　　的信中说，「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陆贾是汉初政论家，辞赋家，

　　官至大中大夫，他认为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单靠它来维持政权。所以

　　1 《晋书·庾亮传》。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他向汉高祖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2王羲之依陆贾处世，即依陆贾的政见处世。

　　东晋建立不久，其政权需要进一步巩固，使用武力是不适当的，政以道胜，其道者就是儒家、黄老之道，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评述。

　　五、审量彼我的决策思想

　　战争中有一系列的决策问题，王羲之认为要「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这与「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者认

　　为「审量彼我」的军事思想更加深刻。这里有精审、审时度势的内涵，对「彼此」有量的分析，这一点无论是对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都非常重要，没有

　　对各种军事要素「量」的掌握与分析对比，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量」不仅限于数的概念，还有衡量权衡之意，通过「审量彼我」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对待北伐的基本态度

　　东晋虽然在江南建立了政权，但北方的中原大片领土被胡人占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北伐是当时政治、军事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不能离开当时双方的形势，简单地用支持或是反对北伐来判定是否正

　　确。东晋初建时期，南渡的百姓，他们饱尝了家破人亡离乡背井之苦，怀念故土。而北方的士族迁至江南，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且惊魂未定，何去何从，

　　如何对待残酷现实？存在着两种精神状态和情绪。《世说新语·言语》作了这样的记述：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竹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止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这里的周侯是王蓑之的延誉者周颌，他对江叹息代表了一部分过江士族的思想感情。而王导「愀然变色」，慷慨陈辞：「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显然是另一种精神状态。王导的这一政治纲领，团结了朝野一批人，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拥护。他们以上述纲领作为精神支柱，盼望有朝一日光复中

　　原大地。第一次发动北伐的是祖逖，他是中原沦陷后移居京口的一位将领，当时王导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敢对北伐提出异议，怕夫去民心丢掉具有号召力

　　的「克复神州」的旗帜，故提出「使白招募」组织北伐，只给祖逖调拨一千人的粮食、布三千匹，不给铠仗兵器。建兴元年（313年），祖逖带领一批

　　人马渡江，当船行驶到江心时，祖逖击揖而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祖逖在淮阴铸造兵器招募士兵，收

　　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失地，晋元帝怕他势力太大，派怔西将军戴渊总领北方六州军事，阻止祖逖北伐活动。此时祖逖感到深受掣时，缺乏有力的支援，北伐成功无望，优愤而死，使收复的领土再次失去。

　　诚然，东晋政权建立不」，立足不稳，政治上尚下强大，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统治阶级不肯支持是主要的。王导虽然慷慨激昂地表示

　　2 《史记·陆贾传》。

　　要「克复神州」，但这纯属是一种策略，拢络人心而已。吕思勉论及《王导传》时说：「此传颇能道出东晋建国之由。三言蔽之曰：『能调和南方人士，

　　收用北来上大夫，不竭民力而已。□ □帝之本志盖仅在保全江表而不间北方，即王导之志亦如此。故能志同道台。东晋之所以能立国江东者以此，其终不能恢复北方者亦以此。 」1这种评论分析确实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有经纶大略的军事将领庾翼「以石虎衰暴屡表北伐」，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他移屯襄阳，征发六州内车牛驴马和地主的奴仆当兵组织力量，

　　命庾冰镇守武昌，为翼的后援，准备大举进攻后赵和成汉。当时蔡谟认为「若弃江远去，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实际上，东晋士族地主

　　和多数朝臣偏安江左，不肯冒「累卵」之险，害怕失去自己的安乐窝，所以反对这次北伐。而王羲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

　　进镇，想克定有期」。王羲之盛赞如此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东晋统治集团内部虽有矛盾还不是太尖锐，更重要的是北方石虎继位，他暴虐成性，任

　　意残害百姓，「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 *** 女，十万盈宫」1.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一触即发。这些都为北伐提供了

　　准得的良机。王羲之支持庾翼北伐还基于对庾翼为人的深刻了解。庾翼「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翁然，称其才干。由是自河

　　以南，皆还归附。」2他早有「复兴」的雄心壮志，以「灭 *** 蜀为己任」，对北伐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基于敌我双方的形势分析，王羲之决定支持这次北伐。

　　（二）反对殷浩北伐

　　对殷浩发动的北伐，王羲之竭力反对。殷浩、桓温都是握有兵权的大将，他们为权力之争水人不容。殷浩将颖川荀羡作为羽翼以对付桓温。王羲之密

　　说殷浩、荀羡应以大局为重，他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睦，不宜内构嫌隙。可是殷浩、荀羡怎么也听不进去。当王羲之知道殷浩要冒然进行北伐时，立

　　即以书劝阻，但没有奏效。殷浩仍整军前行，结果在颖水桥（今河南省许昌县）吃了败仗。殷浩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准备再度北代。王羲之以为必败，

　　并立即致书于殷浩和会稽王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尽怀极言」劝其休养生息，尊贤虚已，不要快意于目前，致生民于涂炭。

　　王羲之在《遗殷浩书》中写道：

　　知安西败丧，公私惋恒，不能须臾去怀，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

　　久矣，而加之败丧，此可熟念。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因循所长，以固大业，想识其由来也。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今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

　　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

　　1,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摩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章第1节。

　　1 《晋书·石季龙载纪上》。

　　2 《晋书·庾翼传》。

　　1 《晋书·王羲之传》原无「若」字，此据《资治通鉴》校补。

　　急。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今亟修德补阙，广延群贤，与之分任，尚未知获济所期。若

　　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执政，然当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尽怀极言。若必亲征，未达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复

　　与众共之。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之所厝。自顷年割剥遣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王羲之首先从上次北伐失败谈起，殷浩第一次北伐是公元352年，就在这一年又准备第二次北伐，阖朝上下正为之「惋怛」，不能忘怀。在这种情

　　况下，应诙认真地总结失败教训，而不能重蹈覆辙。还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从长计议，以期改弦更张，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东晋的江山大业。信中分析

　　了「自寇乱以来」的形势和前几次北伐失败的教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王羲之还从私人的角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关系，「使君

　　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恐阖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谤者。」北代失败，会激起民愤，世态变故，那你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无地自容了！

　　《遗殷浩书》对虚务玄谈而无军事才能的殷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王羲之忧心如焚，便又写信给会稽王司马昱，这就是所谓的《与会稽王笺》。司马昱是辅政亲王，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实权，王羲之在书中论

　　及时事，陈述了不宜北伐的理由，并希望司马显对殷浩再举北伐提出忠告，加以劝阻。

　　《与会稽王笺》云：

　　古人耻其君不为尧舜，北面之道，岂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载一时之运？顾智力屈于当年，何不权轻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欣之会，年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

　　《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已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

　　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功就之日，便当因其众而即其牢。令功未可期，而造黎歼尽，万不幸一。且万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

　　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叫诚。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1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令安徽毫县）、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

　　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于反掌，考之虚实，着于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于一朝也。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朱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于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未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于此，

　　欲后悔之，亦无及也。殿下德冠字内，以公室辅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当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瘤寐长叹，实为殿下惜之。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

　　1据《晋书》本传，羡与王洽齐名，曾拜义兴太守、建成将军、吴国内史。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卒，

　　时年三十八。（公元320年生，晚王羲之十七年而生;早王羲之三年而卒;羡卒年同王洽，生年早洽二年）

　　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

　　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遗殷浩书》和《与会稽王笺》析理透彻，充满 *** ，切中时弊，抨击了朝政，在当时是很危险的。然而，他从大局出发毫不顾忌，「取怨于执政」

　　仍「尽怀极言」，这不但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军政才能，而且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大无畏的精神情怀。

　　王羲之的书札为殷浩所发，可谓仁至意尽，情真意切，「此数札者，诚东晋君臣之良药」1.此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与王羲之持相同意见，也认为殷浩

　　妄动失策，立即上疏：「弱儿等（雷弱儿、梁安）容有诈伪，浩未应轻进。」

　　会稽王司马昱将忠良的建议放置于一旁不论不议，继续支持这劳而无功的北代，而殷浩求胜心切，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于永和九年（353年）将

　　北伐付之于行动，结果在山桑（今安徽省蒙城北）一败涂地，损兵折将，阵亡和被俘者达一万余人。事后会稽王后悔莫及，感慨地说：王彪之是一个不

　　可多得的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要数王羲之。殷浩再次失败给桓温以口实，故桓温上疏列数殷浩之罪状，结果殷浩被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浙江金华）

　　1.古人云，「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2殷浩的最终结局对于王羲之来说，不正如此吗，

　　有人根据王羲之对殷浩北伐的态度得出结论，王羲之对北伐持消极态度，这是值得商榷的，王羲之除了支持过祖逖、庾翼的北伐外，还有一例可证，公元永和十二年（356

　　年）桓温北伐，取得局部胜利，当时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了，他仍十分关切战事，对胜利充满信心和喜悦：

　　恒公以至洛，今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着，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王羲之对几次北伐都审时度势，他不一概反对也不一概支持。他早有收

　　复中原之志，之所以反对殷浩北伐是殷浩动机不良，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一

　　旦条件成熟，在北伐中取得某些战果，他自然兴高采烈。在重大问题面前不

　　凭一时感情冲动做出决策，才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作出了「必败」的结论，最后北伐果然以失败

　　而告终，这预测的准确性，可谓是神机妙算。然而这绝不是偶然的碰巧。战

　　争胜负是冒险、碰运气还是预先可以测知，当然是后者。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一再申述「见胜而战」，「必胜乃战」，「善战者□□见胜如见明;其

　　错（措）胜也，如以水胜火。」作为一个战争的指挥者，开战以前，就能很

　　有把握地测知战争的胜负，就像见到太阳、月亮一样。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像

　　以水灭火一样有把握，善战者总是在看到必胜后再出战，贸然行动其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对北伐的准胜谁负看得很准，他是经过一番调

　　查分析，才得出结论的。他认为北伐战争「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题词》。

　　1 《晋书·殷浩传》。

　　2 [汉]朱孚：《与彭宠书》。

　　3王羲之：《破羌帖》，《中国书法全集19·王羲之王献之二·作品考释》。

　　而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今外不宁，内优已深」，北方中原地带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军事力量不可低估，他们无时无刻不想侵犯江南。「内忧已深」

　　内涵极为深刻，许多事实不能细说，只能心照下宣。「内忧」一般说来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深」。内部矛盾尖锐，问题很多，大有积重难返、病人膏

　　盲之势，军败于外，资竭于内，大臣们担负内外的重任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更谈不止深谋远虑，而国君对忠言嘉谋弃之不用。

　　朝廷争权夺利，桓温与殷浩视为死敌，严重不和，互相牵制。桓温想独揽军政大权，谋取皇位;殷浩想借北伐取胜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他刚愎自用，缺乏军事才能，不善于用兵，第一次北伐损失惨重，「遗黎歼尽，万不

　　余一」，元气尚未恢复，又再度举兵北伐。东晋是进攻的一方，「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不利因素。而北方领土辽阔，进退有很大

　　的余地，相比之下，东晋所占地域就此较狭小，「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1.「因循所长，以固大业」2,这里的「因循所长」，是指的东晋的地理环境，就是说东晋的

　　地理环境仍有优势，江淮是天然屏障，对守势极为有利。

　　在「内忧已深」的情况下，想诉诸于武力，解决「外不宁」是很难实现的，诚然历史上曾有过「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 .但这种情况是有前提的，它不仅在于「独运之明足以迈众」，而且「暂劳之弊，终获

　　永逸者」，现实与历史上的「倾国以济一时之功者」情况不同，岂能「求之与今」。3

　　据此，王羲之认为只能采取权宜之计：「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他提出「保江」（又称「保淮」）的战略计划：以江淮流域为根据地，把徐

　　州、商丘的兵力拉回来，这样可集聚在安徽合肥、焦郡，江苏广陵、河南许昌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保江」策略源于王导的思想，那时很多人

　　都不理解，认为这是置中原于度外，忘仇忍耻。事实证明，不审量彼我，盲目采取军事行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审量彼我就是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客观情

　　况，「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这是许多军事家都懂的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必须对「彼」「我」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只有审量准

　　确，结论才可能正确无误。人的认识正确了，战争的战略才有可能正确。殷浩对王羲之的对敌我双方的分析和建议置若罔闻，失败是理所当然的。王羲之对北伐后果一语中的的分析预测显示了他的正确思想。

　　王羲之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了解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研究得也不够。明代洪应明在《容斋随笔》中列举了王羲之对北伐的真知的见后，不胜感慨

　　他说，「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洪应明的话是符合实际的。

　　1 《晋书·王羲之传》。

　　2 《晋书·王羲之传》。

　　3 《晋书·王羲之传》。

　　第三章哲学观点

　　王羲之不是一个开宗列派的哲学家，他不像郭象、葛洪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和著作，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学者，有丰富的思想，鲜明的观点，他虽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的言论、处世、爱憎等，无不遵循着一种哲

　　学原则，体现出一种哲学思想。

　　一、儒道并综

　　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物」1.商承祚说：「羲之的思想不仅儒、道混合，还或多或少受佛家支遁思想的影响，1支遁是『即

　　色宗』的代表人物，羲之既然对他倾倒而与之交游，在思想感情上自有交融相通之处，因此，可以更确切他说，羲之的思想是儒、释、道三者的混合物。」

　　2证明王羲之受佛家支遁思想影响，主要是根据下面一段文字记载：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拨新领异，胸怀所及乃

　　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

　　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3

　　王羲之初到会稽，对支遁这位好谈玄理的佛家学者不以为然，后来听了他《庄子·逍遥游》，被其「才藻新奇」谦恭之态所折服，所感动，此后才开始交往的。但这里并没有王羲之崇尚他的佛学的迹象，但事物是发展的，

　　后来很可能受到支遁的思想影响，以致晚年信奉佛理。《法书要录·右军书记》收了王羲之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云：

　　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极此。此故荡涤尘垢，研遗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漫如下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正同，但为形迹小异耳。方欲尽心此事，

　　所以重增辞世之笃。今虽形系于俗，诚心终日，常在于此，足下试观其终。

　　王羲之认为就教义而言，佛教与道教大同小异，但佛教说理方面胜过道教，相比之下道教的创始人、做过漆园小吏的庄周「殊诞漫如下言」了。知晓佛理之后，增强了他辞世决心。他虽然「形系于俗」，但心是虔诚的，直

　　到生命的终结。笔者认为王羲之晚年信佛是可能的，但就整体而言，他的佛教思想并非起重要作用的思想。用儒道并综来概括，比较符合实际。

　　「儒玄并综」1这在魏晋时期的许多名士身上体现出来，表面上看讲究任自然，放浪形骸，是道家，而实质上往往是儒家。鲁迅说，高喊「非汤武而

　　薄周、孔」的嵇康、阮籍等「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顽固之

　　1郭沫若：《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文物》1965年第9期。

　　1支遁（公元314年—366年）字道林，东晋佛教学者。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人，二十五岁出家。作

　　《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性空」思想，是般若学六大家之一。

　　2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66年第1期。

　　3 《世说新语·文学》。

　　1 《晋书·江统附子淳传》。

　　极的。」2兼容儒道两家的思想，在东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儒道并兼哲学思想，在王羲之身上是不足为奇的。

　　王羲之弃官之前到父母墓前，跪拜告誓，在叙述他处境时说：「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他还是讲究忠孝的，对名教不一概反对。

　　王羲之的儒家思想在他的两首《兰亭诗》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第一首诗中咏道：「咏彼舞零，异世同流。」他们与哪个时代的人同流呢？显然指孔子。舞雩出于《论语·先进》「（曾哲）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表现了孔子与世无争、心灰意懒的心

　　态，王羲之认为参加兰亭修禊宴集的名士，虽然与孔子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都是志趣高尚的人。可见他把孔子作为追慕的对象。

　　王羲之自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曾祖父王祥、王览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晋书·王祥传》云：「（王祥）疾笃，着遗令训子孙曰：『夫言行可履，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行也;兄弟怡怡，

　　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王览也强调要「服仁履义」。据此，王羲之的儒家思想是有家庭渊源的。

　　王羲之一方面想用世，另一方面又很想遁世，他在《十七帖》里说过这样的话：「吾为逸民之怀久矣」。在《誓墓文》中说：「每仰咏老氏、周任

　　之诫」，「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老氏之诫是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至于周任之诫分明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1同样都是知足的意思。王羲之在《蜀都帖》中写道：

　　省足下别疏，具彼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

　　想足下镇彼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氓岭）、峨嵋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这是王羲之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其大意是：你信中所说的奇异的山川，扬雄的《蜀都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没有记述。那雄奇的山川，只有游览观瞻后才能意足。如可能成行，我当告知，望请迎接，如迟误这一时

　　机，真当以日为岁了。你镇守巴蜀，朝廷没有调动之理。我真想趁你在巴蜀时与你一起登汶岭、峨嵋山而还，那可是一件不朽的盛事。王羲之不仅向往

　　西土山川，而且对巴蜀盐井、火井、秦汉的遗迹、名人的后代十分关心，为何如此？除了他自己所说的「欲广异闻」之外，与他信仰道教有关，五斗米

　　道是东汉张陵在四川鹄鸣山创立的，后传子张衡，张衡死后传其子张鲁。祖孙三代均称「天师」，张鲁在巴蜀布五斗米道达三十余年1,巴蜀是王羲之向

　　2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 《论语·季氏》。

　　1道教各派中创立较早的一派（即正一道），以东汉创始人张道陵为天师。因入道部须交五斗米，故名。西晋后在一部分士大夫中传播，一部分仍在农民中队事秘密活动，东晋时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前

　　后达十余年之久。

　　往的一方乐土。根据道教教义「得道者，上能棘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

　　1.在山川景色的欣赏中会产生「得道升仙」的「移情」，得到「神超形越」

　　美的享受，王羲之是一位虔诚的五斗米道的信奉者，故他有崇拜山岳的观念。

　　所以王羲之喜好游历名山大川，热爱大自然，除了一般文人雅士共有的原因

　　以外，还有宗教信仰的深层次原因。

　　他还说：「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

　　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位领（氓岭），非复常言。 」2年垂耳顺，为五十九

　　岁了，就在这一年他仙逝了，此帖可能是他的绝笔之作，他没有料到自己已

　　不可能赴峨嵋游目，但他曾去过东海。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请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他与道士许

　　迈交往甚密，为其写过传记，他们采药，服药，朝夕相处。《晋书·郗愔传》云：

　　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玄度）， 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榖，修黄老之术。

　　道家与道教是有性质的区别的，一个是学派，一个是宗教的组织，为道不同，然而它们又有密切联系，作为一个学派的道家也带有宗教的色彩。他们都是以老庄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持道家学术观点，又参加道教，在魏晋的

　　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王羲之信奉五斗米教，晚年最为执迷。

　　《官奴帖》云：

　　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未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头痈以溃，尚不足忧。痼病少有差者，忧之燋心，良不可言。顷者，艰疾来之有。良由民为家

　　长，不能勉己惑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唯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以其，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

　　此帖不是书简信礼，它记述的是孙女官奴小女玉润遇疾和他自己的心

　　情，文中不仅充满了焦急和忧虑，而且含有反省自责的意味。孙女发病已有

　　十余天了，然而全然不知，今天她突然病情恶化，头部又发痈疽并开始溃烂，

　　他认为是自己平时不能克己修行，训化上下，多犯科律条诫造成的。他感到

　　上负于道德，下愧对先生，内疚得无话可说。有人认为《官奴帖》很可能是

　　道家的上章，在人们遇到灾病时由家人陈述自己的过失，奏上天曹以度难保

　　安。然而事与愿违，上天并未因为王羲之的虔诚上章使孙女度厄康复，最终

　　还是命断夭折了。

　　王羲之病重时不去求医问药，而去求助于道教名师社子恭，恭曰：「右

　　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真诰·阐幽微》云：「王逸少有事系

　　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1 [東晉]葛洪：《抱朴子·對俗篇》。

　　2 王羲之：《十七帖》（墨跡本），湖南美術出版社 1980 年版。

　　3 《晉書·王羲之傳》。

　　1 《中國書法全集 19·王羲之王獻之二·作品考釋》。

　　在土氏家族中很多人都信道教，王羲之次子凝之因篤信道教而斷送了性 命。凝之「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 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請將佐曰：『吾以請大道，許鬼兵

　　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1王獻之病重時，有術人云： 「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王徽之云：「吾才位不如弟，

　　請以餘年代之。」道術者卻說：「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 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2家人又請道家上章自首悔過，王獻之虔誠地作了

　　懺侮，但沒過多久，就逝世了。這是一種巧合，從中可以看出王獻之與其胞 兄的真摯的情感，以及五斗米教對他們一家人的思想產生的至深的影響。

　　王羲之的《蘭亭詩》許多詩句的句意，來源於老莊的玄理：「悠悠大象 運」來源於《老子》四十一章「大象無形」一語;「大矣造化功」為「造化 功大矣」的倒裝句，此句出於《莊子·大宗師》：「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

　　造化為大冶」;「前識非所期」語出《老子》三十八章，世間的「前識」即 所謂遠見卓識是「愚之始」;「虛室是我宅』』來源於《莊子·人間世》的

　　「虛室生白」一語;「相與無相與」出自《莊子·大宗師》：「相與於無相 與，相為於無相為」;「鑒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語出《莊子·德充符》：

　　「鑒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玄泉有清聲」一句，來自五斗米道的 祖師漢代張衡的《東都賦》：「陰池幽流，玄泉冽清」;「合散固其常，修

　　短無定始」分別來自《莊子·知北遊》：「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莊子·秋水》：「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

　　生」;「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語出《莊子·知北遊》：「萬物一也， 是其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

　　通天下一氣耳。」以上例子說明王羲之用老莊的道家思想去理解自然宇宙、 人的死生。王羲之企圖用玄理來排憂解難，他明確表示「虛室是我宅」，清 心無慾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寄托。

　　二、懷向平之志

　　殷浩致信給王羲之，要他到朝廷任職。王羲之在向平回復中很明白地告 訴他，自己「無廊廟志」，早在王導丞相還健在的時候要他到朝廷做官，就

　　沒有答應，如今（表章的）手跡猶存。為何如此呢？他說他「懷向於平之志」。

　　1向平，即向於平，東漢朝歌人。「隱居不仕，性中和，好通《老（子）》、

　　《易（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1向子平

　　子女婚嫁已畢，即恣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有詩云：「最

　　喜兩家婚嫁畢，一時

　　抽得向平身。」2故有「向平了願」的成語。王羲之雖然入仕做官，然而

　　隱居念頭和想做向子平那樣的人的願望仍在內心跌宕起伏，後來他辭官退隱

　　原因雖比較複雜，但這與他「懷向子平之志」是分不開的。「道本無為」，

　　1 《晉書·王羲之傳》。

　　2 《晉書·王羲之傳》。

　　1 向子平原作「尚子平」，從《後漢書》改。

　　1 見《後漢書》。

　　2 見《白居易集》。

　　不仕，隱居在一個獨立於現實功利之外的消遙自足的無為境地，漫遊山水， 寄情丘林，這不正是老莊玄學的真諦嗎，王羨之曾在一帖中寫道：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嫁已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 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唯一小者」無疑是指王獻

　　之。獻之二十歲左右與表姐郗道茂結婚，即公元 364 年前後，此帖應在此之 前。如果小兒子結了婚，「便得至彼」。子女婚嫁完畢就可以「向平了願」

　　了。在書寫此帖時，孫子、外孫已有十六人，「足慰目前」，可以盡享天倫 之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王羲之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之志。李長路、工玉池 將王羲之的一生歸納為政學陸賈，行道學班嗣，死後效楊王孫。4

　　陸賈提倡儒學，主張「行仁義，法先聖」並輔以黃老的「無為而治」作 為治國之道。他說：「夫道莫大於無為」，「故無為也，乃無不為也」。 1 陸賈的行政思想是儒道並兼的思想。

　　班嗣，東漢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是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 固的從伯，他是老莊的忠實信徒。根據記載：「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老子）

　　嚴（莊子）之術。桓生（桓譚）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莊周）者， 絕聖棄智（反儒家），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

　　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 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

　　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系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 極摯，既系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老莊之道）為自炫耀？昔有學步於邯鄲

　　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 之行已持論如此。」2班嗣雖「言不與其書」，但他的思想還是被《漢書》記

　　載下來。他貴老莊之術，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師友造化，無不 被王羲之所接受，作為自己的處世主張。師造化是繪畫創作中十分重要的理

　　論，它對我國繪畫藝術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美術史論界認為最早提出這一 理論的書籍是南朝陳姚最《續畫品》，唐代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

　　著名論點，從此千古流傳，成為畫家們從事創作所遵循的準則，班嗣早在漢 代就已提出了「師友造化」的理論，這比他們要早得多。師友造化是現實主

　　義的創作理論，王羲之書法繪畫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用這一理論指導自己的 創作極有可能。他眷念、熱愛會稽山水，這不僅僅是單純的山水審美，而是 為了師法造化，服務於自己的創作。

　　楊王孫，西漢學者，學黃老之術。他認為生死是事物的自然變化，人死 後「其屍墣然獨處」毫無知覺，他反對當時的厚葬風氣，而提倡裸葬以身親 土。1

　　王羲之「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2,其根本的原因是與他們的 思想相通，他們主張儒學，又兼容道學，依照儒家、道家的哲學思想處世。

　　3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清]嚴可均：《全晉文》卷二二。

　　1 《新語·無為》。

　　2 《漢書》卷一○○《敘傳》。

　　1 李長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獻之年表與東晉大事記》。

　　2 《晉書·王羲之傳》。

　　三、生死觀

　　王羲之在《蘭亭序》中寫道：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一死生」，「齊彭殤」分別出於莊子的《大宗師》和《齊物論》。《大 宗師》云：「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

　　敦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敦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未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 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道」，後人稱之為本體，是唯心主義者莊子的理論核心，他從道的觀 點闡述一切概括一切。他認為道是一，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它是宇宙萬物 包括人在內的化身，它超越人的感官、時間、空間的，它似無而實有，上述

　　引文中的「大塊」就是道。一個人生前在大塊裡，死後也還原於大塊，生死 只是在大塊中形式不同，這個塊就像一條永恆的河流，人的一切生死存亡就

　　像在這條河流中的激起的小小波紋，河流奔流不息，沒有任何增減的變化。 本體是超越空間的，秋毫之末，人們看來是再小不過的了，泰山在人們 的眼中是很龐大的，但它們都是本體的表相之一，無所謂誰小誰大，可以說

　　秋毫之末大於泰山。本體是超越時間的，殤子一生下來就夭折了，但他是本 體的表相之一，而彭祖活到八百歲，也是本體的表相之一，也是有限的，所

　　以說他們並沒有什麼區別。 「我」的壽命是有限的，佔有空間也是有限的，但從本體的意義上來說：

　　「我」與天地同生，與萬物一體。故人在世界上不要管什麼差別，生什麼是 非，不要動感情，要像生前死後那樣，渾渾沌沌地與本體合二為一。能做到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人」，「真」人。

　　王羲之在《蘭亭序》中，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一生死」是荒誕的， 「齊彭殤」是妄作。王羲之是崇尚老莊的，為何此文中對老莊採取批判的態 度呢？郭沫若認為這不是王羲之的思想，並將這一條作為論據之一否定《蘭

　　亭序》，《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所撰，這一書法作品也是偽托的。

　　《蘭亭序》的真偽是一宗歷史公案，歷來爭論很大，從分析的角度，否 認「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為土羲之的思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相反這一言論卻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作為藝術家的王羲之的思

　　想。

　　「晉人喜述老莊」，王羲之信奉道教，骨子裡是儒教，不少人都認為他 是儒道合一的思想。王羲之反對莊子上述的觀點不等於否定老莊的全部思 想，反對莊子的全部學說。莊子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生死觀取消死、生、天、

　　壽這些對立概念，將它們合二為一歸於本體，認為它們之間沒有區別，這是 非常荒謬的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人們不難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加以否定。

　　「生死」是有根本差別的，「彭殤」也不能等量齊觀。王羲之面對良辰美景 友好相聚，感受到人生樂趣，但「盛事不常」，生命有限，不勝感慨！由此

　　想到古人的話，「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聯繫生與死的問題發表對莊子

　　生死觀的看法，對「一死生」、「齊彭殤」觀點開展了批判，認為是「虛誕」 和「妄作」，從文章看這是符合邏輯的，是在情理之中的。一個堅信莊子的

　　生死觀的人應該是對死和生是無所謂的，有的甚至是厭世的;對於一個熱愛 生活、熱愛藝術的王羲之來說，他是確實不會信奉和接受的。從另一個角度

　　说「一死生」、「齐彭殇」如果真是王羲之的人生观、世界观，他又为什么要服食养生，依托药物以求长寿呢？思想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是复杂的，某

　　一种思想属于哪一「家」不是绝对的，一刀切的，有时几种思想交融在一起。思想有继承性，在继承过程中往往有扬弃，这对王羲之来说也同样是如此，

　　他崇尚道家的任自然的思想，反对「一死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一个人的思想总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延伸，客观存在起了变化，

　　人的思想也往往发生变化，有的人在爱情等方面受到挫折以后，出家进入佛门，佛教思想成了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在较短时间内思想也会发生变化，或

　　者产生激烈的变化，产生的新的思想与原有的思想相悖。「情随事迁」就是这种情况的概括表述。杜甫在《醉时歌》中云：「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

　　跖俱尘埃。」杜甫一贯「奉儒守官」，对照他的这一诗句判若两人，可见一个人的思想往往自相矛盾，这不足为怪。特别是环境突变，人的喜怒哀乐感

　　情必然随之而突变，文人和常人莫不如是，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的则是文人把一刹那感情之变化，笔之于书，流传后世;常人则把一刹那感

　　情之变化，形之于色，事过境迁而消逝。纵观文人作品，早期、中期及晚期之思想，往往不一，甚而至于大起大落。有时同一时期之作品，思想内容亦

　　有牴牾。人为万物之灵，思想感情，随着特定环境发生而发生，变化而变化，消失而消失，史不绝书，有目共睹，这是人类思想变化的必然规律。一、崇尚自然和虚静无为的审美理想

　　第四章美深思想

　　一、崇尚自然和虚静无为的审美理想

　　对于「自然」，台湾学者卢建荣说：「魏晋时人喜欢用『自然』一辞，并从此引申出一连串的丰富思想。」

　　「自然」一词根据他的解释：「由正面的界定的意义是：物之本性自足。」 「由反面的界定的意义是：不使物自足之本性受到任何改变或破坏。」1当时

　　的哲学家们用唯心主义解释《老》、《庄》的天道自然之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而圣人体法自然，所以当以无为本，应当无为。」

　　东晋的风流名士厌恶官场的腐败，为避免政治的险恶，他们崇尚老庄的「无为」思想，其中不少人消极避世，隐居山林，以达到远离世俗的目的，

　　风流名士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未曾隐居，但也沉溺于在山水之中。北方士族南渡以后，居住在江南富饶之地，他们在自己的庄园「山墅」

　　里，过着闲适优雅的生活。江南气候温润，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会稽地处会稽山脉和河网平原交接地段，境内峰峦叠翠，江河奔流。传说上古帝王虞

　　舜曾在这带巡狩游想，亲自耕耘;春秋时期越为吴所败，勾践退居此地，卧薪尝胆，秦始皇曾登会稽山，望南海□□

　　会稽的东山，是谢安出仕前居住的地方，也是王羲之、许询、支遁、孙绰游历之处。宋人王钰在《东山记》中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东山岿然特立于众峰间，拱揖蔽兮，如鸾鹤飞舞;林谷深蔚，望不可见。逮至山下，于千峰掩抱间得微径，循石路而上，今为国庆禅院，乃太傅故宅。绝顶有谢公调马路，白

　　云、明月二堂遗址，至此山川始轩豁呈露，万峰林立，下视烟海渺然，天才相接，盖万里

　　云景也。属于会稽管辖的判县也是引人入胜的地方。这里「竹色溪下

　　绿，荷花镜中香」，风景宁静秀美，被誉为人间仙境。谢灵运有诗云：

　　瞑投判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江南，特别是会稽的山水之美在士人们游历

　　和居住时被发现，并与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交流，成为审美对象，把没有生命力的山水看成是有灵性的。「□□人于山水，如『好美色』，山水于人，如

　　『惊知己』;此种境界，晋、宋以前文字中所未有也。」2王羲之曾说，「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这与他陶醉于大自然，发现山水之美不无联系。

　　《晋书·谢安传》有这样一段记述：「（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地处会稽西南十余公里处的兰诸山下，相传是越王勾践种兰花的地方，也是王羲之和名流志士们宴集过修禊日的地方，「这里有崇山峻岭，茂林修

　　1卢建荣：《魏晋自然思想》，台湾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年版。

　　1乾隆五十七年刊本《绍兴府志》卷五。

　　1引自《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逮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

　　1176页。

　　2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038页。

　　竹，又有清流激湍□□」3面对绝美的山水，王羲之感叹人生，欣然命笔写下了《兰亭序》，以申其志。由于王羲之早就「无处世意」，加上与王述不和，

　　故此后第三年，便告誓辞官了。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他曾「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游目聘怀」，「极视听之娱」。

　　如果说王羲之辞官有消极因素，那末他此后在邀游山水，进一步发现了自然美的真谛，陶冶了艺术心灵，「文章多得江山助」，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韵高千古的程度，那么这种选择又有积极的一面。

　　对于自然美，孔子曾经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可见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山水的自然美就已有所认识，表现出一种审美的热情和喜爱。

　　然而，这是初步的，由于札义的束缚，他们不可能放情肆意，尽情欣赏。只有否定和超越名教，贤人高士才能寄情山水，尽情于幽静的自然美之中。狂

　　放洒脱、清远高朗才能成为人物品评的审美标准。人们对自然美认识的深化，加大了对礼教的离心力，「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广泛传播。孙绰的《大

　　尉瘐亮碑》，其碑文云：「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2可见晋人在山水中寻求精神的解脱。

　　由于东晋老庄哲学的盛行，其美学观点和审美意识，对人们产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虚静无为的观点，更为贤人高士们所接受。王羲之作为东晋士人的代

　　表人物，他的美学思想也不例外。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3「清静为天下正」，对治世提出「无为」的主张。庄子的观点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

　　夭地之本，而道德之至。」4他们的说法虽然有差异，但总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以虚静无为作为审美标准。王羲之曾作了这样的表白：「吾素自无廊庙

　　志」，「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5所谓老氏周任之诫即知足不辱，安贫乐命。又云「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1又云：「吾年垂

　　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尔。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非复常言。」2王羲之《与吏部郎谢万书》其内容最能表现他虚静无为的思想：

　　「顷东海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

　　3王羲之依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的思想观点来处世，我们可以从上述三人的思想看出王羲之的审美意识。

　　王羲之所敬慕的、作为处世的榜样的以上三人，虽然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崇尚老子、庄子，以虚静无为力最高境界，追求纯静脱俗之美。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觉醒时代」，是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作为书法艺术家的王羲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使他的美学思想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王羲之愤然离开官场，情况比较复杂，原因很多，但与

　　3王羲之，《兰亭序》。

　　1 《论语·雍也》。

　　2 《全晋文》卷六二。

　　3 《老子·上篇》。

　　4 《庄子·外篇·天道》。

　　5 《晋书·王羲之传》。

　　1 《十七帖·逸民帖》。

　　2 《十七帖·十七帖》。

　　3 《晋书·王羲之传》。

　　他静思玄贤、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虚静无为的审美意识，有直接关系。

　　二、名士风流与人格美的追求

　　美学和艺术属于上层建筑，然而它又不同于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与宗教、哲学一起是「悬浮于空中的」，1「即更远

　　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2美学、艺术虽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但更受当时的精神气候的影响。名士风流在东晋盛极一时，成了魏晋时代的审美风尚，

　　研究王羲之的美学思想，我们不得不对魏晋风流作了一番考察，以探求它们内在的联系。

　　（一）什么是名士风流「风流」一词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原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奔流。

　　《后汉书·刑法志》云：「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风流笃厚，禁罔疏阔。」后词意变迁作英俊、杰出之意以形容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风流也指文学作品的超逸美妙的风格，嵇康《琴

　　赋·序》：「体制风流，莫不相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也指女子风韵和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花蕊夫人《宫词》云：

　　「年初十五最风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青楼女子居之地□□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

　　我们所阐述的晋人风流是指这一时期士人的风度，标格。冠以风流者有一种自由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为士人所崇尚，作为追求的目标。

　　近代、现代美学家将「风流」视为魏晋名士「人格美」的一种表现。《晋书·殷浩传》「（浩）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谈则辞屈，着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有所宗。」《南史·

　　王俭传》：「俭尝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风流往往与恃才而不拘礼法的名士连在一起，称之为「名士风流」。名

　　士多风流早在汉代就已这样了，《后汉书·方术传论》曰：「汉世所谓名士者，其风流所知矣。」

　　《颜氏家训·杂艺》云：「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晋书·王献之传》云：「（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

　　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既然王羲之是「风流才士」、王献之是「风流一时之冠」，何为风流？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风流是一种美」1,是魏晋士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冯友兰说：

　　《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二）风流的表现形式

　　魏晋风流表现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

　　1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1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版。

　　2冯友兰：《论风流》，《三松堂学术文集》。

　　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清谈之风：清谈也称为「谈玄」、 「清言」、「共谈」、「共论」等。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汉，当时大学生聚集在京师，群言放论，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当权者的腐败，实际是一种政治

　　行为。到了东晋，清谈和东汉相比，显然不同了，清谈主要以玄学为内容，脱离实际，避开政治，不干预朝政。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杜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

　　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我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

　　1.清谈清谈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有利，因为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所

　　以上至帝王下至文武官员，文人僧道都崇尚和参加清谈。《世说新语》多处记述简文帝司马昱参加名士们清谈的故事：

　　支道林（遁）、殷淵源（浩）俱在相王（簡文帝即位前曾以會稽王居相位，故稱）許， 相王謂二人：「可試交一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

　　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當時的王導、庾亮、殷浩、桓溫、謝安、王述等都是清談高手。清談，

　　對於當時知識分子說來，是高貴風雅之舉，是顯露自己才華的極好機會，當

　　然清談也是有其功利目的的，下文再論述。

　　清談內容以《易》、《老》、《莊》三玄為主，論辯《周易》、《老子》、

　　《莊子》的義理，清談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主客相對論辯，在兩人中進行;

　　一人清談，聽者不進行辯駁，或者客主均為自己，自己問難，自己答辯，猶

　　如獨腳戲一樣。王弼很小的時候就有這種本領，往往所談的義理別人是難以

　　企及的;臨時拈題，在座都各清談一通;兩人論辯，一人評判。

　　東晉時代，清談之風之盛無以復加，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

　　及酒之關係》中指出，東晉以後，士人們流為清談，而不去做文章了。

　　2.品題之風

　　東晉時代的品題，實際上就是上層社會中對士人品德、才幹、容貌、舉

　　止、風度氣質的品評論鑒。

　　品題是有其目的的，這個時期的品題既是審美的，也有其功利性。雖然

　　不像李白說的「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但它可以影響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名

　　譽、地位、前途。《世說新語·品藻》云：「世論溫太真（嶠）是過江第二

　　流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嶠品題因為未列入

　　第一流，臉色都變了，足以說明當時知識分子對此是何等看重。名士品題或

　　毀或譽都非同小可。在不少情況下，品題能起到發現與選拔人才的積極作用。

　　對一些青少年來說，品題可激勵他們成才。王羲之首先被周 發現並認為有

　　廉、藺氣度。庾亮曾上疏稱王羲之「清貴有鑒裁」，這在當時都是極高的評

　　1 《世說新語·文學》。

　　價。

　　漢末出現郡國舉士的「月旦評」。其主題詞是：「評」。而東晉時代是

　　賞譽，其關鍵在一個「賞」字。品題是一個審美過程，從品題中可以看出，

　　魏晉時代對人物的審美標準和審美趣味。品題在美學史上有重要意義，宗白

　　華曾指出：

　　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人格美的 評賞。

　　3.任誕之風

　　任誕之風主要表現在飲酒、服藥、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

　　如果簡單地說，飲酒就是魏晉風流的一種表現，也許不夠嚴密，但飲酒

　　者之面廣、人多，是這一時期以前各個朝代所不能比擬的。這確是一個事實，

　　特別是那些文人雅士極少是不飲酒的。他們狂飲酣醉，放浪不羈。「竹林七

　　賢」之一的劉伶，居然還著有一篇歌頌酒的《酒德頌》。

　　東晉名士們嗜酒如命，終日沉醉，其實質是為了逃避現實，明哲保身。

　　他們表面上放達任誕，內心卻無比優憤，「何以解憂，唯有社康」;「胸中

　　塊壘，故須酒澆之」。1用酒來麻醉自己。更有一些名士用酣飲作為抵抗和逃

　　避政治的一種手

　　段。據《晉書·阮籍傳》記載：「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

　　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在魏晉的名士看來，全身遠禍，酣飲是最佳選擇了。

　　文人為何要服藥？服什麼藥？被魯迅先生稱之為「吃藥祖師爺」2的何平

　　叔（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3五石散是由紫石英、

　　白石英、赤石英、鐘乳石、硫磺五種礦物質組成，因此而故名。吃了這種藥

　　以後全身發熱，宜吃冷食，所以又叫「寒石散」。五石散有毒性，服得過量，

　　藥性發作時如不行走有中毒身亡的危險。五石散又稱「行散」、「行藥」。

　　至於五石散服後有「神明開朗」、心境愉悅感覺，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

　　論·文人與藥》中說：「服五石散後得到的 *** 性，有助於房中術，有助於

　　他們性生活的享受。」這便是對「神明開朗」的註腳。

　　服藥的原因不僅如此，當時的名士學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過

　　服藥以求健康長壽。

　　王羲之是一個五斗米道的信徒，十分相信神仙、服藥。

　　《晉書·王羲之傳》中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與道士許邁共修服

　　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在東晉，服藥盛行有其社會原因，當時政治混亂，

　　生活痛苦，知識分子、文人雅士追求精神上的解放，逃避現實生活。服藥後，

　　社會的黑暗可以視而不見，產生一種忘情世俗、不可言狀的 *** 。「清露晨

　　流，新桐初引」，一切都變得如此美好。《全晉文》第二十六卷有一段關於

　　王羲之服食的記載：「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當年輕力壯

　　1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原載《星期評論》1940 年第 10 期，後收入《美學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

　　1 《世說新語·任誕》。

　　2 魯迅：《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

　　3 《世說新語·言語》。

　　時，初服藥石，確有身輕如飛之感。長期服食，身體受到毒害，特別到了老 年，情況就大不一樣了。《淳化閣帖（材官本）·追尋帖》云：「旦復服散

　　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海。然吾老矣，□□」鑒於王羲之的親身體 驗，他對服藥的作用已表示懷疑：「散系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人間， 而欲求分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轉佳帖》）

　　裸裎即在眾目睽睽之下， *** 衣服，這就是在世界上最開放國家也極少 見。一直很封閉的我國封建社會，也許一般人難以相信有這種情況發生。其 實，在我國先秦時代，就有人在人面前出現裸體。《楚辭·涉江》：「桑扈

　　裸形」。桑扈是一名隱士，裸形即裸體。裸程在東晉已相當流行，把任誕之 風推向了極致。

　　《世說新語·任誕》云：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

　　■衣，諸君何為人我■中。

　　劉伶脫光了衣服在家中，別人譏笑他，他卻認為自己很有理由，別人的 批評是不對的。「我是以天地作為我的房屋，以房屋作褲子，誰叫你鑽到我 的褲子來呢！」《宋書·五行志一》云：「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

　　散發裸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這個例子表明，袒 裼裸裎到了這種程度，可謂荒淫無恥了，當事者無絲毫羞丑之感，反認為是 放浪脫俗，通達豪邁。

　　重視情感，率真任性。魏晉風流名士、文入學子狂放超逸，他們的一些 舉止達到驚世駭俗、使人不可接受的程度，然而他們對人對事一往情深，令

　　人感歎。馮友蘭先生認為「有深情」、「有玄心」、「有洞見」、「有妙賞」，

　　1是魏晉風流的四大特點。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一文中說： 「晉人雖超，未能忘情」，又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 的深情。」

　　《世說新語·傷逝》云：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

　　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這是一種何等高尚真摯的情感！宗白華認為這是一種「對宇宙人生體會 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

　　根據《世說新語》記載：王羲之的兒子王子□（微之）在一個風雪的夜 裡，詠左思《招隱詩》，忽然想起戴安道（逵），便隨即乘船而去，到了那 裡卻沒去見戴安道就回來了。他認為「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

　　道！」東晉名士們率真任性，不同凡響，無拘無束，不按常人規範行事，他 們反對名教，我行我素，崇尚「真」和「自然」，這些都表現晉人的人格追 求和審美觀念。

　　4.清談誤國

　　1 馮友蘭：《論風流》，《三松堂學術文集》。

　　清談是魏晉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它對美 學和哲學的發展，曾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 指出：

　　清談的藝術在於，將最精粹的思想，通常就是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語言，最簡潔的 詞句表達出來。所以它是很有講究的，只能在智力水平相當高的朋友之間進行，被人認為 是一種最精妙的智力活動。

　　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又說：

　　玄學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像思維，從這一方面說，魏晉玄學是對兩漢哲學的一種革 命。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人，從兩漢到魏晉，覺得耳目一新，這是因為玄學的精神面貌和兩

　　漢哲學比較起來，完全是新的。□□在中國哲學史中，魏晉玄學是中華民族抽像思維的空 前發展。1

　　清談的主要內容是玄學。當時的一般的名士都熱衷於清談，玄學是當時

　　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思想，它的傳播全賴於清談。可見有人稱清談為玄談是有

　　道理的。上述對玄學的評價，也是對清談的評價。

　　但是任何一種事物都是有一個「度」，超過了這個「度」就會走向反面，

　　魏晉時代的清談，波及到當時的知識階層、各級官員乃至皇帝，他們都整天

　　談玄說理，激烈論辯，相互駁難，耗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甚至連吃飯也

　　顧不上，頗為艱苦。由此可見要清談獲勝，擠進風流名士的隊伍也絕非易事。

　　根據《世說新語》記載，謝朗的母親不忍心讓兒子去清談，曾「流涕抱兒以

　　歸」。

　　王羲之是反對清談的，據記載：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 胼胝;文王吁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淡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認為面對當前「四郊多壘」的割據局面，應該效仿夏禹、文王，

　　勤政務實，為民辦事，不辭辛勞，竭盡全力，而清談足以誤國。這種批評是

　　忠懇的，無疑也是正確的。然而謝太傅卻反駁：「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

　　清言致患耶？」清談誤國，而不是說自古以來亡國皆由於清談，顯然這是偷

　　換命題，沒有說服力的。上述登冶城的一段談話，其中謝太傅是誰？《世說

　　新語》說是謝安，後世多有疑義，按時間推算謝安當時年紀尚小，王羲之「無

　　緣對未經事任之少年而責以自效也」，認為王羲之的話是對謝尚所說。有人

　　認為登冶城王羲之可能與謝尚、謝安同時而去，王羲之的話是針對謝尚說的，

　　而不是對謝安說的。王羲之一生比較務實，反對在政界清談。但由於他有高

　　深的修養，很得清談高手殷浩賞識。殷浩稱王羲之「清鑒貴要」。王羲之雖

　　然在一些信札中說過「助明清談」，「足下清談，想心有理」，但這都可能

　　是場面上的話。「想必有理」，並不是「必有理」，非肯定語氣。不能說明

　　王羲之讚賞清談。

　　王羲之離不開那個時代，離不開他所處的環境，在他身上有著風流名士

　　的特徵。但王羲之是一位藝術家，有他特有的思想、見解、人格、個性，與

　　1 《世說新語·言語》。

　　其他士人卓然不同。這一點，對一個藝術家說來尤為重要，如果人云亦云， 事事效仿別人，他在藝術上也無創造可言。而「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 這是王羲之人格的基本特徵之一。

　　王羲之在服藥、「盡山水之遊」這些方面與其他名士是相同的，但也有 不同的一面。比如，他雖然酒量不小，但為了節約糧食，下令禁酒並身體力

　　行，率先做到。可見，王羲之是風流名士，但不同於當時的一般風流名士。

　　（三）人格美的追求 晉人卓犖不羈，任情放達，追求自由精神和個性的解放，隊積極方面看，

　　表現重視人格的獨立。當時的風流名士把人生看成藝術的人生。他們還把別 人的評鑒看成自己存在的意義。人物的品評非常興盛，成為晉代美學的一大

　　特徵。將人物的容貌、舉止風度主體精神作為審美對象，將審美主體作為審 美的對象，早就有之，孔子的學生子夏就曾提出過君子的審美標準，即所謂：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東漢有人提出「清議」，人物品評的側 重點，在於人的學識德行;而魏晉的人物品評，強調的是人的精神氣質，儀 容風貌，崇尚清遠，以神韻飄逸為品藻人物的標準。

　　王羲之見杜弘治歎曰：

　　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當時對王羲之的品評是：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游雲」表示飄逸的風貌，品格高潔，而「驚龍」則象徵生氣勃勃，獨 具神韻，「神仙中人」是神韻、飄逸另一種比喻的表達。

　　絕俗、簡約、玄談、神韻是晉人最看重的，「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 濯如春月柳』」3顯然這與莊子「藐姑射仙，綽約如處子，肌膚若冰雪」的審 美理想相一致。

　　在晉人看來，自然界中的萬物生機勃勃，靈趣動人，它們的美應當與人 物的品格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人物品評，很多方面用自然美來 形容，而對書法作品的美，要求卻以人的肢體的筋、肉、骨等來類比書法的

　　筆畫，這就是所謂的文藝作品審美的生命化、人化品評，錢鍾書將此歸納為 兩種結習：一、以無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1一個時期的藝術作

　　品的風格面貌與當時的審美理想密切相關，也可以說是某一時代的藝術作品 是當時美學觀點的具體體現。王羲之書法上的追求不是老辣、粗獷，而是灑

　　脫自如，線條光潔，很少用顫筆，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純淨玄遠之美，猶如玉 人「在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晉人認為，不被權勢、世俗左右，獨立於天地，德被於天下的人格才是 最美的。例如工弼當時和何晏辯難，王弼年紀很輕，初出茅廬，而何晏是官 高年長之輩，但他們仍平等論辯，何晏並不卑視他，王弼也毫不膽怯。嵇康

　　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同樣，王羲之也曾毫

　　1 《世說新語·容止》。

　　2 《世說新語·容止》。

　　3 《世說新語·容止》。

　　1 錢鍾書：《管錐編》第四冊中華書局 1979 年版第 1357 頁。

　　不留情地批評當時的統治者，「遺黎殲盡，萬不餘一」，「雖秦政之弊未至 如此」。

　　王羲之不人云亦云，堅持獨立的個人見解，有「鑒裁」，不輕意改變自 己的主張，堅持什麼？反對什麼？態度鮮明，剛腸嫉惡，「時人道阮思曠骨 氣不及右軍」，故而有「骨鯁」之稱。

　　王羲之個性孤傲，他不願意做皇帝身邊的侍中，也不願意擔任吏部尚書。 殷浩很賞識王羲之的才華和能力，曾經好言相勸：「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

　　政之隆替，□□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殷浩把羲之的出任新職與東晉政治聯繫起來，他對羲之的

　　信任程度可以想見。後來王羲之作了殷浩的護軍。說明他們的情感很深，但 他在殷浩和桓溫矛盾不協這個問題上，他以國家利益為重，不為人情左右偏

　　袒於殷浩一方面，而是多次致書殷浩勸其不宜內構嫌隙，應與桓溫和好。桓 溫主張「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而殷浩剛愎自用，他們自 然不會聽從。勸解雖然失敗了，但從中可以看出王羲之的高尚品格。

　　公元 358 年，王羲之雖然離職退隱，然而他仍關心時局，不改「骨鯁」 秉性，對於危及國家的大事，直率地捧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會稽王司馬昱委

　　任謝萬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都督司、豫、冀、並等諸州軍事，王羲之認 為謝萬缺乏軍事才能，不堪擔負如此重任。《與桓溫箋》云：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 近是違才易務矣。

　　桓溫沒有反應，王羲之猶為骨鯁於喉，恐謝萬自滿躁進，便直接致函謝

　　萬，他知道免其軍事職務已不可能，故勸其與士卒同甘共苦，竭盡其善。說

　　這樣做並非不光彩，相反，古人認為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誡謝萬書》

　　云：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 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

　　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謝萬沒有以聽取上述的勸告，

　　北征時依然矜持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激起軍士憤恨。他於壽春慘敗，2「臣

　　之進退，實為狼狽」。謝萬兵潰逃歸，被廢為庶人。後來謝曾致書王羲之

　　云「慚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3《春秋傳》：「禹湯

　　罪己，其興也勃焉。」意思是說：「禹湯以聖法自罪所以能興」，王羲之還

　　是著眼於未來。「雖復自咎，其何濟焉」，當然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禹湯

　　之戒」，則有譏諷之意。

　　忠弼之漠無人理睬，造成如此後果，王羲之是何等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王羲之曾與許詢同去拜訪丹陽太守劉惔，當許詢見到劉惔家床帷新麗，

　　飲食豐甘，很是羨慕，感慨地說：「若此保全，殊勝東山。」劉惔說「卿若

　　1 《漢魏六朝百三名字集·王右軍集》。

　　1 《晉書·王羲之傳》。

　　2 壽春，今安徽省壽縣西南，魏晉南北朝時，為揚州、豫州、南豫州及淮南郡、梁郡治所。

　　3 《世說新語·輕詆》。

　　知凶吉由人，吾安得保此。」4這時王羲之十分尖銳的指出：「令巢許遇稷契， 當無此言」，說得他們滿面愧色。王羲之對那些虛偽的暗主昏臣是從不顧情

　　面的，我們從他「骨鯁」的秉性中，可看出他的真情實感、坦蕩的胸懷和真 善美的閃光。

　　王羲之講究天性率真，反對矯揉造作，不願飾容獻媚以求妻，這些無不 表現出王羲之對獨立的人格美的追求。

　　王羲之對官職看得很淡，不求虛名。當他五十九歲謝世後，皇上贈他金 紫光祿大夫，他的子女們遵照他生前意願固讓不受。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公 正的，後世人對王羲之的人品給予了很高的也是公允的評價：

　　右將軍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不屑屑細行，議論人物，中其病十之八九， 與當道諷諫無所畏避。發粟賑饑，上疏爭論，悉不阿黨。凡所處分，輕重時宜，為當晉室 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為能書所掩耶！

　　東晉將審美的主體——人作為審美的對象，是有其標準的，這審美標準

　　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因素。王羲之崇尚人格美，但不全部按名士風流

　　那一套行事，他摒棄某些消極因素，以自己的言行來塑造自己的形象。不過

　　話又說回來，他終究不能脫離那個時代，例如他對眼藥的執迷，這是不能給

　　予肯定的。

　　三、書法美學思想

　　中国文字与书法，是两个有联系的不同的概念。而在西方便没有这么一说，在他们的国度里文字仅是一种技术，而在中国，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有人说因为汉字本身就有艺术性，它的点线和结构具有美感，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也难以服人，中国书法之所以是一种艺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

　　国文化参与，中国古代书法是和士大夫文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像」对造字和书法注入了特定的内涵。许慎对文字作了这样的阐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之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

　　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颌，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可以说这是文字起源最通行最权威的说法，研究文字与八卦的关系不是我们的任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依类象形」、「书，如也」之说。取「像」

　　是文字的由来，构成中国文字的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都离不开象形。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相互渗透的，以致发展

　　成为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观象于天」、「观法于地」、「依类象形」等这种「取象」意识，体现了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哲学观念。

　　4 《晋书·王羲之传》。

　　1 [元]赵孟倾：《识三羲之〈七月帖〉》。

　　体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美的认识，所以中国的文字不仅仅是语言记录的符号，还发展成为一门艺术。

　　书法「像」的理论，到了汉代，经过崔瑗的阐述，更趋完整了。他把草书「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奇」的抽像线条看成是「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他对草书美感的阐述是从「像」

　　出发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法中对「像」的追求，并不是对具体形象的描绘。

　　到了东汉时期，蔡邕书法理论又出现了新的局面。蔡氏将形和势作为书法的对偶范畴，所谓的形，指书法中的点画结构而成的章法，而势是一种自然法则，指蕴含在点画及章法之中的运动方式。形与势是对立的，只有在它

　　们统一和谐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美感并使其达到最佳的效果。

　　刘勰把「意」规范为审美的情，这是词外的「隐秀」、言外的「情」。语言只能表达人类共同的东西和部分思维成果，不能显示具体的感觉内容。苏轼在《既醉备五福论》中说：「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

　　意。」「意」的哲学范畴引入审美领域，便成为中国美学中的艺术创作批评的原则和审美的标准。

　　（一）重意

　　书法理论发展到魏晋时代，有了很大的转折，具体地说这时期的书法理论的支点已从「像」转变到「意」的探索。这当然不是某个权威的个人主张，而是社会发展使然。

　　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依据，其所谓「无形」、 「无名」的哲学思想，在士大夫的思想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要求书法表现

　　人的内在精神意向，主张「得意而忘象」，认为「像」不能包容书法美，唯有「意」才能和个人内心情感体验相结合以抒发感情，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美。

　　关于书法理论的「意」，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层次上也有一个由低向高的演进的过程。在书法理论发展之初，就有「圣人立象以尽意」，这种「意」是侧重文字意义上的意。卫夫人将「意」作为书法构成的先决条件

　　和胜败的关键，将「意」和「笔」作为一对范畴加之论述。

　　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意」的美学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什么是「书」，什么是「意」？王羲之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回答。他说：

　　凡作一字，或类篆箍，或似鹄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木叶，或如水中蚪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

　　古人云：书亦有意，书者舒也，抒也，如也。书，心画也。王羲之对卫夫人关于「意」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

　　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2凡书贵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

　　在这里「意」是一个创作之前的准备和沟思，涉及具体的书法表现，汉

　　字的形体和运笔等形式内容，因为要表现玄学的「意」和抒发幽远丰富的情

　　感，都必须通过书法的内在结构，借助于基本的形式，忽视了点画结构、章

　　1传王羲之《书论》。

　　1传王羲之《书论》。

　　法的形式美，「意」的美学原则便失去了载体，因为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能称其为书法了，整幅作品筋脉相连，「意气」充溢，才是书法艺术的真谛。

　　王羲之进一步发展了书法的「意」的理论，将「意」作为构成书法作品本身的内容。这种「意」是玄学意义上的意，是难以名状、深不可测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引进了「言不尽意」这一命题。他说：

　　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小洼，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须使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之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复与

　　君，此章草所得，极不为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王羲之认为书法必须表现人

　　的精神实质，作书应以「心意」为首。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将

　　纸比作阵地、战场，将笔比作兵器，墨比做盔甲，而「心意」则是统帅全局

　　的将军。将「意」提高到将军的地位。他在《书论》中曾说：

　　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

　　充溢「意气」和反映玄学精神的书法，是一般人难以领悟的，这就要求艺术家必须有高深的学养和灵气，必须要达到「通人」的水平。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登堂入室。王羲之在评论书法作品时将「意」作为重要的审美标

　　准，他曾说：

　　子敬飞白大有意。君学书有意。意乃笃好。

　　与王羲之同时代的虞安吉也曾指出2:

　　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成书邪。

　　他从反面道出了理解书意、不满足于表面模仿、立志创意的重要性。

　　（二）自然可爱、风流潇洒的美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较以前发生了很

　　大的转折与变化，对此，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他

　　说：

　　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瓷器、一直存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

　　是一种美，「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魏晋六朝是

　　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2传王羲之语，见《法书要录》。《自论书》因流传久远不很相同，此为一例。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军集》。

　　2虞安吉，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十七帖》中有一帖云：「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

　　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

　　美的境界。在艺术中，要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而不是追求文字的雕琢。陶潜作诗和顾恺之作画，都是突出的例子。王羲之的字，也没有汉隶那么整齐，那么有装饰

　　性，而是一种「自然可爱」的美。这是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大解放。诗书画开始成为活泼泼的生活的表现，独立的自我表现。

　　宗白华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魏晋六朝美学理想的重要转折并高度概括了「错采镂金」和「初发芙蓉」两种不同的美，这是很有见地的，无疑也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为许多著作所引用。然而为什么会在

　　魏晋六朝中国的美学思想，发生如此的转折，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表现在诗歌、绘画、工艺美术方面的美感、美学理想的转折变化，呈现出来的初发「芙蓉之美」，是人们的审美意识的一种反映。审美意识属于意

　　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不是孤立的，是和某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哲学观点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审美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人创造出来又

　　供人欣赏（工艺美术还具有实用的因素）的文学艺术，不会永远是一种面貌。魏晋六朝发生的在文学艺术上的变化，可以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来说明。（原

　　为「绚烂之极出自平淡」，现改「出自」为「归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是人们的生理、心理的需要。

　　按照专家的研究，人有五大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是第一位的。生理上的需要引起心理上的需要，当一个人长时期地接受某一种 *** ，便产生反感，这时

　　便会厌倦而需要另一种 *** 。饮食上要「五味调和」，一桌宴席要「脆软相济」，也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就色彩而言，盛唐绘画色彩鲜艳夺目，

　　大小李将军的山水金碧辉煌，色彩艳丽得得无以复加。就在这时期出现了没有鲜艳度的水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诚然，此后色彩仍在中国画中有一

　　定的作用，但至少在山水画中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当今世界各国研究实用物品流行色时，其中也超越不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一规律。鲜艳的色调

　　流行，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和谐淡雅的色彩。相反，淡雅色彩流行很久以后，艳丽的色彩又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当然在这之中还有色相的变化。但总的趋势，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变化着。

　　「错采镂金，雕缋满眼」，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势必希望看到「初发芙蓉」。书法何不如此？例如篆书要求整齐划一，笔画的规范和程式非常严格。

　　点画均为线条，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秦始皇刻石》小篆书法，笔画圆起圆收，每一个字乃至全篇粗细一样，每个字的高宽相等，纵成列横成行，没有任何

　　参差变化。笔者将这一名作中的一个「内」字，用透明纸摹写下来复于另一个「内」字上去，完全吻合。秦代中央集权，统一安定，岂容个性的发挥。

　　汉隶比之篆书自由多了，但隶法仍很严密，晚期汉隶笔画、结字及行款章法更具有规范性。篆书、汉隶都具有装饰性，或者说有一种装饰美。装饰美一

　　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整齐划一，工艺美术中的图案与篆书、汉隶有相同之处，它必须是规整、均齐的，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雷圭元先生要求图案要「板、

　　刻、结」，这一要求与中国画是截然相反的，用的全是反义词，它告诉人们：相对来说，图案难以达到潇洒飘逸的效果，它的美只有通过整齐划一，才能产生出来。

　　从「错采镂金」的美到「初发芙蓉」的美，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是随着人们审美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的审

　　美意识又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这由当时庄园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与儒家学说衰微、道家思想兴起相联系。晋人创造的行、草，楷等

　　书体，萧散洒脱，流美多变，和秦篆、汉隶显然是不同的两种艺术风貌，体现了晋人心怀坦荡，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意识和美学理想。王羲之是这一时

　　期书法的杰出代表，艺术要依赖艺术家的天才与创造，然而任何人也不能超脱客观规律，人们不能改变规律，但可以驾驭规律，运用规律。艺术的发展、

　　审美观的变化都有其自己发展的规律。审美观发展到魏晋这个时代产生了转折，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使晋代书法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也为王羲之的书

　　圣地位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王羲之的美学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羲之以艺术的心灵、博大的胸怀去体察山水，由实入虚，「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他曾说：「从山 *** 上行，如在镜中游！」1欲将融入

　　山水之中，出神入化、超越现实的自我，升华到玄远、空灵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一切功名利禄、物质欲望、人间的烦恼都化为无影无踪。「我卒当

　　以乐死」，的确是王羲之的肺腑之言。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2王羲之把自然看成一种崇高的美，他把对自然的一往深情，倾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

　　之中，后世书家不难看出他的书法潇洒绝俗，有一种「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唐代孙过庭在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时说：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群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宋代黄庭坚云：「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从说横说，无不

　　如意。」2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包括对自然界中形式美的发现。大千世界是

　　丰富多彩的，各种自然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形成某种关系，就是在动

　　植物本身的某些部位，也构成形式美。整个大自然是一个极富韵律之美的乐

　　章，「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与一枝红杏形成对比，

　　如果只是一枝红杏就显得孤独无味。就如植物的枝干，鸟的翅翼，兽的四肢

　　以致人体，都是左右均齐的，然而鸟、兽、人在运动时，花草树木在风吹摆

　　动时，却打破了静态的均齐变为平衡。平衡，就是保持重心，古人在观察舞

　　剑中对书法的结体用笔获得教益，其中很大的程度上是得到字体平衡的启

　　迪。我们设想一棵大树树干很纤细，树枝倒很粗大，我们看到后，心理上就

　　很不舒坦，感到它随时都有被折断倒下的危险，心理上很不平衡，感到不是

　　滋味。字也一样，如果横画很粗，竖画很细，使人看后的感觉也与上述相同。

　　故王羲之指出：「横贵乎纤，竖贵乎粗。」关于分间布白，王羲之说得更加

　　明确，要「远近宜均」，均即均衡。

　　如果我们说汉篆是整齐划一的美，那么草书行书即是多样统一的美：同

　　一个字出现在一幅书法中写成不同的形态，避免了一个字的绝对对称，字体

　　左右的高低，轻重富有变化，字体倚侧不失重心，通篇章法布局有疏有密，

　　错落有致。王羲之曾经指出各种笔法应当使点画和谐，即所谓「悉令和韵」，

　　1 《世說新語·言語》。

　　2 《羅丹論藝術》，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1 [唐]孫過庭：《書譜》。

　　2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

　　多樣統一如韻律一樣。1

　　在他的《筆勢論十二章·啟心第二》中說：「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

　　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每作一屈折），

　　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籐;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當然這

　　是就筆勢而言的，不是照抄事物的原形，其出發點是反對人工雕鑿，強調書

　　法的天趣盎然，生機活潑。把書法中的筆畫與自然物象聯繫起來，以自然美

　　來要求書法，充分體現了王羲之師法造化、重視書法的多樣統一的形式美的

　　規律的運用，這一審美觀點和情趣，與當時的「道法自然」的觀點相契合。

　　他還將敗筆與自然之物相類比，如「勿使蜂腰、鶴膝」，2「復不宜傷疏，疏

　　則似溺水之禽;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3在王羲之的書法中反映出

　　自然灑脫的道家美學思想，有一種「自然之美」、「虛靜之美」，「晉人把

　　崇尚自然的胸襟，虛靈的玄學意境，表裡澄澈的人格，自由奔放的個性，一

　　寓於書。」

　　方石、矗或從十個方面對工菱之代表作《蘭亭序》的美學思想作了評論。

　　一、王羲之的書法蘊涵著神韻之美。二、在篇幅、佈局上呈現出獨到的勻稱

　　之美。三、風格如清水芙蓉婷婷玉立。四、清秀俊美之中又不乏險拙之美。

　　五、藏露相應，虛實相生，柔潤中有枯勁，妍媚中藏筋骨，艷寓於清，嬌寓

　　於秀，具有含蓄的美。六、開始筆勢有抑制，至「群賢畢至」則自然如行雲

　　流水，漸漸婉轉悠揚;至「夫人之相與」則疾風走石，波濤滾滾。一字之間，

　　一畫之中，也有波瀾，富有節奏美。七、從《蘭亭序》中可欣賞到王羲之那

　　「飄如游雲，矯若驚龍」的身影，彷彿可看到他那悠閒自得、隨意揮灑的神

　　情。八、二十個「之」字神態各異，有巧、拙、穩、險、偃、仰、輕、重之

　　別。各具風姿，相呼相應。九、書文並茂，渾然一體。十、不偏不倚，在各

　　種風格的美的範疇中，優選了最佳的比例，使它顯出自由而不荒誕，精熟而

　　不急躁，道潤而不傷骨，端莊流利，剛健婀娜的風貌。1

　　王羲之《蘭亭詩》云：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日理自陳。大 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無比美妙的神奇的景物，都

　　是造化的功績和對人們的恩賜。培根說：「人加自然就是藝術」，王羲之對 大自然無比崇敬與眷戀，大自然的胸懷袒露毫不吝嗇地向人們展現一切，但 ]

　　真正能領悟其真諦者並不多，大都熟視無睹，感觸不深。羅丹說：「所謂大 師，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

　　慣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1而王羲之對大自然充滿 *** ，他感到造化的 一切都是新鮮活潑的，它所含至深的「理」，給人以深刻啟示和無比的興味。

　　儘管群籟參差，他所感受到的是新的生命，新的靈魂。王羲之以博大而純淨 的胸襟去體察自然發現美，然而發現美要昇華成藝術，還必須不斷地進行藝

　　1 傳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健壯第六》。

　　2 《筆勢論十二章·健壯第六》。

　　3 《筆勢論十二章·節制章第十》。

　　1 《〈蘭亭集序〉美學思想初探》，《蘭亭書會論文集》。

　　2 仰望，又作仰視，俯盤，又作俯瞰。綠水，又作淥水。寥朗，一作寥閬。新，又作親。

　　1 《羅丹藝術論》，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年版。

　　術實踐。「侔造化，得妙悟於神會。」2侔造化並不難，但能達到「神會」境 界要求，就不是每個藝術家所能做得到的。這就要靠藝術家自身的知識結構、

　　悟性和天才了，而王羲之卻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他的書法藝術可以達到「盡 善盡美」的藝術高度，不是偶然的。孫過庭在他的《書譜》中分析王羲之書 法的情感抒發。他說：

　　寫《樂毅》則情多佛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恰懌虛無;《太師箴》 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伸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

　　王羲之在寫《喪亂帖》時，起初的「羲之頓首」寫得比較工整，接近於 行楷，隨著行文中的內容變化，情感逐漸激動起來，寫到「痛貫心肝」幾個 字時，字體變成了行草，痛貫兩個字連寫，寫到「痛當奈何，奈何」，作者

　　痛心疾首，情緒極度不安，文中草書二字一筆而成。

　　順應自然，師法造化的審美意識，使王羲之的書法「自然可觀」，形成 了飄逸的藝術風格。他的書法作品技法純熟，以韻相勝，落筆散藻，瀟灑俊 逸，既有理性法度又有感性的生動，就連字體、行距、每行字的排列都做到

　　既嚴謹又不囿於常規。唐太宗說：「勢如斜而反正」，是實事求是的評述。 唐代張懷瓘說：「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資自然，風神盍代。」1 道出了王羲之書法美學的鮮明特點。

　　2 [唐]李嗣真：《續畫品錄》。

　　1 [唐]張懷瓘：《書議》。

　　第五章 書法藝術

　　一、書法的鼎盛時代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我國歷史上文學藝術得到很大發展的時代，無論是 文學、繪畫、書法、雕塑、音樂都是大家輩出，留下了許多不朽的作品。這

　　些作品「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後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

　　1特別是書法藝術對後世影響極大，魏晉南北朝時代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鼎盛時 期，只有在這書法藝術的鼎盛時期，才能造就王羲之這位書法藝術的巨匠。

　　那末，為什麼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書法藝術如此興盛呢？ 文學藝術不可否認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與影響，但它更直接地受到當

　　時精神氣氛的影響。在漢代，對人們思想精神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孔子的學說 了。孔子是禮法社會的建設者，他創立的道德體系、儒家學說是人們所遵循

　　的唯一標準。孔子提倡「臣事君以忠」，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盡 力事君，「臣事君以忠」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君使臣以禮」，如果君行無

　　道，那就無所謂忠了。自從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張被漢 武帝採納後，儒學被定為一尊，君權被極大的強調，提出天—君—臣—民，

　　天子法天而行道，有絕對的權威，對於君，對於政權要求不加任何前提地 「忠」，自己要承受屈辱以至犧牲生命，為天、君而存在。孔子的道法精神

　　是「仁」，愛人是仁的出發點，這必須建立在誠的基礎上，在於真性情，真 血性。孔子曾說：「人而不仁如何禮？」假借名義為其私，那就是孔子所說

　　的「鄉原」，孔子是深惡痛絕的，他說：「鄉原，德之賊也」。當時推行的 「九品中正制」帶來豪門橫行，政治腐敗，俗儒鑽進利祿之途。鄉原滿天下， 儒學成了一部分人謀取利祿的手段，成了一切寡廉鮮恥的遮羞布。

　　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尖銳，戰爭不斷，人民顛沛流離， 知識分子痛苦失望。

　　他們尋求解脫和心理上的平衡，於是終日醉酒吃藥，裸裎放誕，追求刺 激，他們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質，發揮個性;他們以狂狷來反抗鄉原社會， 反對統治者借禮教維護自己權位的惡勢力。這當然是要付出代價的，他們不

　　顧名譽、地位，甚至殺身之禍，與虛偽的禮教社會作鬥爭。曹操以「敗倫亂 俗、訕謗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了孔融，孔融七歲的女兒、九歲的兒子

　　都死於曹操的刀下，曹操維護倫理的虛偽性可想而知了。司馬昭用「無益於 今，有敗於俗，亂群惑眾」罪名殺了嵇康。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 彈奏《廣陵散》，悲壯而感人。

　　魏晉風流名士反對名教到極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孫孔融，曾 大膽反對名教對待父母的理論，他說：「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 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中，出則離矣。」1

　　孔融從生物家的觀點闡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試管嬰兒，可謂 妄為大膽，這是一般入難以接受的，但這種對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

　　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倫理綱常不能不說是一種叛逆。許多事實使士人對君主， 對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於朝廷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被強化

　　1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

　　1 見《後漢書》卷七○，中華書局版，簡裝本第 2278 頁。

　　了的儒家倫理觀念的種種束縛開始鬆動了，他們任情縱慾，盡情享樂人生， 用多種方式表現自我，價值取向由原來的一元化向多元化發展，從一個規範 的理論天地向感情的世界過渡，名士風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禮法，放浪形骸，風流瀟灑，成為魏晉的一代風尚，這一時期精神 得到了解放，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的顯示。在這方面有許多例子。根據《世說

　　新語·品藻》記載：桓溫「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 這裡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桓溫走

　　過王敦墓，歎曰：「可兒！可兒！」他不拘泥於世俗觀念，這是發自內心的 聲音。晉代許多名士都具有鮮明的個性，例子不勝枚舉。魏晉人士自我價值

　　的肯定、個性的解放，對文學藝術的創作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一個人不 受有形無形的束縛，個性發揮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發揮最大的創造性，

　　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襲前人。藝術在於創造，人的創造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 心靈的選擇。

　　士人們追求精神寄托，尋找哲學理論的根據，而老莊的「玄虛」正是他 們所祈求的，故而老莊哲學便發展興盛起來。

　　東晉名士們在國破家亡中逃離出來，心中充滿了悲傷，但到了江左，進 入一個偏安環境，他們瀟灑任誕，講究風度，追求高雅寧靜的人生，留連於 山水之間，投身於大自然，研習書法、音樂，享受藝術美。

　　宗白華說：

　　晉人風神澇灑，不滯於物，這優美的自由的心靈找到了一種最適宜於表現他自己的藝

　　術，這就是書法中的行草。行草藝術純係一片神機，無法而有法，全在於下筆時點畫自如， 一點一拂皆有情趣，從頭至尾，一氣呵成，如天馬行空，遊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

　　神行於虛。這種超妙的藝術，只有晉人瀟散超脫的心靈，才能心手相應，登峰造極。魏晉 書法的特色，是能盡各字的真態。□□「晉人結字用理，用理則從心所欲不逾矩」。唐張

　　懷■《書議》評王獻之書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於其中間，無藉 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

　　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他這一段話不但傳出行草 藝術的真精神，且將晉人這自由瀟灑的藝術人格形容盡致。中國獨有的美術書法——這書

　　法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靈魂一是從晉人的風韻中產生的。魏晉人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 後的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這抽像的音樂似的

　　藝術，才能表達出晉人空靈的玄學精神和個性主義的自我價值。

　　作為東晉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為舉止、心態品格自然打上了風神滯灑

　　的印記，而風神瀟灑的心靈又直接與他的書法藝術相聯繫。朱熹在《晦庵題

　　跋》評《十七帖》中云：

　　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從自己胸襟流 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書法作品之所以具有從容衍裕、氣象超然、不為法拘的美，是 由於這種美源發於王羲之的純靜心靈、瀟灑風流，超然出塵的品性風格，這 種美是「一一從自己胸襟流中」的

　　1 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

　　二、師 承

　　古代練習書法是出於實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為了達到參與政 治、進入仕途的目的，而作為藝術審美則是次要的，儘管在古代學校教育中 書法教育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並不是以培養書法家為目的的。文字的功

　　用在「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所謂「以書取士」是考核和選拔官 員的重要科目，並不是從藝術角度選拔書法家。誠然，書法是在書寫和應用

　　的過程中產生的一門藝術，但書法藝術是較高層次的要求，學校並不承擔這 方面的責任。所以書法藝術和寫字是有區別的。早在周代把書法列為「六藝」

　　之一，所謂六藝即：禮、樂、射，馭、書、數。表明書法是文人之藝。進行 書法的研習培養，一般平民百姓難以做到。這種書法藝術的教育培養一般都

　　是個別教授、輔導。這就是師徒相授。早在東漢時期，識字、書寫練習和書 法藝術人材的培養就已分野，三國兩晉時期更加明顯，而且十分重視師承門 戶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時代向表姑衛夫人學習書法。傳為王羲之撰寫的《題衛夫人

　　（筆陣圖》後》，做了這樣的記述：

　　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 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 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

　　衛夫人（272—349）名鑠，字茂漪。河東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汝陰 太守李矩妻。衛鑠是西晉著名書法家衛恆的從妹，是東晉女書法家。師鍾繇，

　　善隸、楷，唐人稱她書法為「碎玉壺之冰，爛瑤台之月」;「插花 *** ，低 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露」。衛夫

　　人曾帶著自己的兒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書法老師。李充楷書寫得很好，

　　《晉書》稱他善楷書，「妙參鍾、索，世鹹重之」。他的書法對王羲之也有 示範啟發作用。李充後來成為知名的學問家和書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書

　　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這一點與王羲之的觀點相近， 也許因為這一點，他曾應邀參加了以王羲之為盟主的蘭亭雅集。

　　對於《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不少人認為是出於後人手筆。沈尹默認 為「這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軍親筆寫出來的，但流傳已久，亦不能說它無 所依據，就不能認為他沒有見過這些碑字，顯然其問有後人妄加的字樣，如

　　蔡邕《石經》句中原有的「三體」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時應該把它刪 去。盡人皆知，《三體石經》是《魏石經》，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

　　了文中所說的事實。文中敘述，雖猶未能詳悉，卻有可以取信之處。」1王羲 之書法師從衛夫人是可信的。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云：

　　晉中書院（侍郎）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一收錄了一篇《傳授筆法人名》這樣寫道：

　　1 沈尹默：《書法論叢·二王書法管窺》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

　　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

　　衛夫人對王羲之的學習態度和成績有高度評價，她在一封信中說：「弟 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即今楷），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1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云：王羲之渡江北遊見到以前名家的書法碑 版後，發出感慨，從而改弦更張，即所謂「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

　　遂改本師」，王羲之學書期間未曾北遊，向衛夫人學習書法是「徒費年月」， 有人認為是虛構的，但先學衛夫人後改師伯父王廙倒是事實。

　　王廙在司馬睿出鎮建康時，「扶持老母，攜將細弱」，由濮陽過江南下， 除了任過短期的廬江、鄱陽二郡郡守，荊州刺史外，其餘時間都在建康任職，

　　他在江南生活了十六年。王羲之二十歲時王廙才去世，在這段時間內，王羲 之受到了伯父的關懷，接受了良好的藝術教育，王廙書畫方面修養極高。王

　　僧虔《論書》：「王平南厚是右軍叔（實為伯），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 廖為最。畫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王廙擅長行書、草書、飛白書，而衛

　　夫人只是「正體尤絕」。如果說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是基礎訓練，那麼改 師王廙則是書法高層次的各種書體的學習。王羲之在多種書體上取得卓越的

　　成就，這與王廙的言傳身教和藝術上的熏陶是分不開的。王廙曾將索靖的草 書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贈送給王羲之，使他從中原書風中吸取營養。

　　王廙逝世後王羲之已二十歲出頭了，以後他師法何人，歷史上沒有更多 的記載，王羲之在《自論書》中說：

　　尋諸舊書，惟鍾張故（固）為絕倫，其餘為（惟）是小佳，不足在意。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尤當雁行。

　　鍾繇、張芝不僅是衛夫人、王廙的楷模，也是王羲之追慕的對象。鍾、 張的書藝在當時公認為最高水平，王羲之在研習書藝上不僅僅停留在頂禮膜 拜上，而是想超越他們，建構新的書法高峰。經過一個階段的努力，他自己

　　認為，事實上也大致如此：有些方面超過了他們，有些方面與他們不相上下。 庾肩吾認為就功夫而言，王羲之不及張芝，但其天然之姿勝過張芝。王羲之

　　卻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意思是 說，他的功夫不及張芝，不是沒有這方面的能力，而是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三、成就與代表作

　　王羲之是我國書法史上「古今莫二」的「書聖」1,他的書法藝術達到了 「冠絕古今」、「登峰造極」的水平。

　　王羲之不僅創造了妍美流便的書體，而且是一位多產的書法家，他一生 創作了大量的書法作品，其中最被尊崇的有自撰自書的《蘭亭序》和抄寫的 古代文論、經文，如《東方朔畫贊》、《樂毅論》、《黃庭經》等。此外，

　　他的尺牘書佔了很大比例。根據褚遂良撰《右軍書目》統計，正書五卷四十

　　1 《淳化閣法帖》卷五。

　　1 [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帖，草（行）書有五十八卷二百六十餘帖，據《右軍書記》著錄有四百餘帖， 就編輯入卷的作品數量而言，在歷代書家中是不多見的。由於戰爭、災禍被

　　毀和崇拜者帶人墳墓殉葬的作品還不在其內，其作品的總數遠遠超過上述的 統計數字。

　　我們現在所見的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幾乎全非真跡，都是響拓勾摹本和別 人的臨本。這給我們研究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帶來很大的困難。不過古人留下 的勾摹本、臨本、不少是出於高手和著名書家，很多書作保留了王羲之原作

　　的基本面貌，結合前人考證和文獻，進行除偽存真的綜合研究，以求得實事 求是的結論，也是可能的。

　　王羲之的書法藝術，歷來評價很高。梁武帝蕭衍曾說：「羲之書字勢雄 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1李嗣真《書後品》說他：「若草行雜體，如

　　清風出袖，明月入懷」。《唐人書評》說：「羲之書如壯士拔劍，壅水絕流。 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捺一僵波，若風雷震駭;

　　作一豎畫，如萬歲枯籐;立一倚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 王羲之的書法：「收斂而不失於拘束;脫易而不失規矩：溫柔而不傷於軟緩;

　　躁勇而不過於剽迫;孤疑而不溺於滯澀;遲重而不使之蹇鈍;輕瑣而不染於 俗吏」，表現出「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和個人的喜

　　愛。在唐太宗的皇宮收藏中王羲之真跡有三千六百紙。唐太宗還親自撰寫《王 羲之傳論》。他得到王羲之《蘭亭序》真跡後，曾命弘文館馮承素、湯普徹

　　等人響拓了數本，分賜給皇太子、諸王近臣。唐大宗稱讚王羲之的書法說：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煙靠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 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1

　　元代趙子昂說：「大王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 以為師法。」書法能達到雄秀極難，從美學角度來看，雄力壯美，秀為柔美，

　　同時兼有兩者之美幾乎是不可能的，「秀」必須有很高的修養，「雄」必須 有膽量和骨氣，既要有靈氣又要有朝氣，力和美才能在書法作品中同時顯現，

　　只有王羲之才能做到。羲之書法又有人用「雄強」二字概括評論，雄則生氣 勃發，強則神理定足，故能茂能密。書法的「雄秀」，「雄強」都是極高的

　　水準與要求，一般人是望塵莫及的。歐陽詢曾下過這樣結論：「盡妙窮神， 作范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唯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2

　　王羲之的書怯博涉多優，精於多種書體。《晉書·王羲之傳》說他「尤 善隸書」。這裡所說的隸書實際上是指正書和楷書。南朝宋羊欣認為王羲之

　　「博精群法，特善草隸」。3唐張懷瓘《書議》分「真書」、「行書」、「章 書」、「草書」四門，然後將歷代書法家視其擅長列入其中。在上述四門中

　　都列有王羲之。歷代評論家總是根據他本人的見識和審美觀點來鑒定書家作 品，眾說不盡相同。綜合上說，再根據傳世書作，認為王羲之精熟楷、行、 草書體並將這三種書體提高到嶄新的水平，為學術界所公認。

　　楷 書

　　1 馬宗霍：《書林藻鑒》卷第六，五一。

　　1 《晉書·王羲之傳論》。

　　2 [唐]歐陽詢：《用筆論》。

　　3 [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

　　楷書古稱真書。工羲之學真書成績卓著，令人讚歎，衛夫人在《與釋某 書》中對她的學生王轟之的楷書曾作過高度評價。南宋姜夔《續書譜·真書》

　　云：「古今真書之神妙，無於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王羲之的楷書地位 很高。王羲之在楷書上的成就與貢獻主要表現在「變古形」。楷書書體是在

　　隸書嬗變過程出現的，這種書體早在漢簡書跡中就出現了變形。東漢民間已 開始流行，三國時期著名書法家鍾礫不斷加以研習，使之完善。並得到社會 的承認。範文瀾說：

　　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一種主要的藝術，魏鍾蹤始創真書，獨闢新境，因此被稱為「秦 漢以來一人而已」。至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王羲之不僅吸收漢魏諸

　　家的精華，更重要處還在於脫出鍾繇的書法境界又自創新境。□□有人認為，「右軍書成 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右軍固新創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就是指這一點說的1

　　鍾繇的楷書還保存不少隸書的形態，「左右波挑」縱向的筆畫較短，不

　　少字態呈橫方形，筆畫之間結構尚未定型，結體尚不夠緊密。王羲之師從衛

　　夫人，學鍾繇筆法，後來又跟王廙學習書法，王廙也是師法鍾繇的，所以他

　　們的楷書均屬鍾繇系統。王羲之「變古形」自然是對鍾繇的楷書風貌而言的。

　　王羲之的楷書比起鍾繇來，面貌大為改觀，筆畫趨於規範，結構配置已基本

　　確定，其縱向筆畫挺直多向下引出，一改鍾繇楷書字體橫張為縱展風貌，結

　　體勻衡大方，王羲之對原有楷書筆法作了改造，形成「內擫」和「一拓直下」

　　的特徵。就橫而言，王羲之楷書在提筆處有按筆，收筆處不著重折筆重按，

　　在運筆速度上緩前急後，筆畫趨於簡化明快，道整勻緊。筆法上的改變使字

　　的體態也與以前不同。王羲之的楷書「瀟灑縱橫，何拘平正？」有「魏晉飄

　　逸之氣」。從字形看「身」字縱長舒展，「地」字橫向偏長、「國」字偏方，

　　筆畫多的字如「變」「藏」字偏大，筆畫少的字如「一」、「二」、「三」、

　　「日」、「口」偏小，並不死板地追求通篇每個字寬高相等，按照字的自然

　　姿態安排點畫，能「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王羲之所寫的《樂毅

　　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在「南朝即膾炙人口」，對後世影響

　　很大。

　　樂毅論

　　《樂毅論》書於東晉穆帝永和四年（348 年），是王羲之抄寫古文的得

　　意之作，被譽為「王書之冠」。

　　《樂毅論》系三國時期魏國夏侯玄為對戰國時代燕國名將樂毅攻打齊國

　　被猜疑，結果離燕仕趙的事件而撰寫的評論文章。傳說王羲之抄寫這篇文章

　　是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證官奴即王獻之。傳說這幅小楷原書丹千石，其他

　　皆紙素所傳，唐大宗裒聚王氏父子墨跡，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葬入

　　昭陵。後來陵墓為溫韜所發，此石已破裂。北宋時高紳加以整理，但最後一

　　行僅存「海」字，故拓本稱為「海字本」。1南宋越州石氏刻本即據此上石，

　　1 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一七中說：「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 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

　　傳。唐太宗衷聚二王墨跡，唯 《樂毅論》石本在。 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 之，復傳人間。□□。本 朝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力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賞見之。

　　時石已破缺，未後濁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 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 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 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

　　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 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越州石氏本榻本。漢魏小楷如鍾繇的《宣示表》由 於隸書的影響顯得拙樸寬厚，《樂毅論》則有清逸舒展、峭拔遒媚的韻味，

　　很少見到隸書的筆意成為一種成熟的書體。唐代褚遂良《晉右將軍羲之書目》 認為王羲之小楷第一，「筆勢精妙，備盡楷則」。通篇天頭、地腳基本齊平，

　　稍有參差，縱畫垂直，橫畫略顯右聳，字體有長方、正方、扁方，隨字而變 但不失勻稱，嚴謹中有變化。《樂毅論》大多以中鋒行筆寫出，頓挫分明，

　　沖融大雅，方圓適中，自然平易，毫無造作之態，留意運工，特盡神妙。為 嚴峻的唐楷開了先河，是學習正書的範本。隋代智永曾說：「樂毅論者，正 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

　　黃庭經

　　小楷《黃庭經》傳為王羲之永和十二年（356 年）所書。褚遂良《晉右

　　將軍羲之書目》有著錄。我們今天所見的《黃庭經》是後人的臨本和刻本，

　　真跡早已不復存在。《黃庭經》是魏晉時期流傳的道家養生修煉之書。此書

　　分內景經和外景經。外景經在東晉葛洪《抱朴子》中有著錄。南朝梁陶弘景

　　《論書啟》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

　　《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否？」由此可知南朝時將《黃庭經》作為王羲之

　　的重要作品。

　　《黃庭經》的藝術成就歷代評價很高，柳宗元《筆精賦》云：「水散幽

　　縱，《黃庭》宗之是也。」《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清代

　　梁楠《承晉齋積聞錄》云：「《黃庭經》字圓厚古茂，多似鍾繇，而又偏側

　　取勢，以出丰姿。」「字緊結，較《道德經》更古。」「字有緊處，有疏處，

　　無不各極其妙。」《黃庭經》從結字上有較明顯的左輕右重的現象，形成敬

　　側之勢，左撇、左豎的左半字較細短，右捺右豎的右半字較細長，字形啊娜

　　多姿具有運動感。用筆舒展，頗有「今意」。每個字不規整劃一，字的大小

　　懸殊比《樂毅論》大，這樣便構成了字與字之間的形態對比，給人一種節奏

　　感。《黃庭經》縱行清晰，但無橫列，字與字之間的聯結錯落有致，書寫比

　　較自由，如行雲流水，輕靈飄逸。從章法結字和用筆上講都富有變化，但又

　　很和諧統一。《黃庭經》骨肉兼備，剛柔相濟，質樸秀美，豐腴含蘊，後人

　　常將它作為小楷範本學習，故有「初學黃庭恰到好處」之說。東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365 年）又稱《像贊》、《畫贊》是王羲之小楷書名

　　作。此書跡未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十五字。陶弘景在

　　《論書啟》中曾提及此作。諸遂良在《右軍書目》中著錄工羲之書跡，將此

　　帖列為正書第三卷。

　　《東方朔畫贊》原文作者是西晉夏侯湛，《文選》卷四七引臧榮緒《晉

　　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

　　岳友善，時人謂之『連壁』。」東方朔（前 154—前 93），西漢文學家，平

　　原厭次（今山東惠民）人，字曼倩。他聰慧過人，「寓目能誦，過耳則諳於

　　心」，性格詼諧滑稽。後來關於他的傳說很多。包世臣《安吳論書》在評論

　　南唐所刻的《畫贊》時認為：「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

　　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為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回互成趣。」

　　《書法正傳》則說：《東方朔畫贊》，筆圓靜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

　　耳，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

　　行 書

　　行書是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一種書體。有人說它是楷書的連筆字。不

　　真不草，沒有特殊的規定，書寫時隨意運筆，從容不迫，是一種最自由、最 流便的書體，直到現在人們都在廣泛使用。

　　行書，鍾繇稱「行押書」，有口訣認為：「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刻， 輕轉而重按，若水流雲行，無少間斷，永存乎生意也。」

　　行書，相傳為後漢劉德升所創。其實，任何一種書體歸於某一人所創， 往往是不大可能的，行書早在漢代就在民間流傳，早期的行書如今在簡犢文 書中還可以見到，行書是隸書實用書寫逐漸發展而成的。劉德升在整理發展

　　行書方面功不可沒，劉德升「字君嗣，穎川人（今河南禹縣），恆靈之時以 造行書著名，雖已早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1根據西晉衛恆

　　《四體書勢》記載：「（三國）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 升。□□今大行於世。」劉德升的學生鍾繇、胡昭後來都有很高的名望，他

　　們為行書立法是很有權威性的，理所當然地受到當時士大夫的重視，原先僅 在民間流行的行書經過專家們的加工整理和提倡，正式與篆、隸、楷三種書 體並列，登上了大雅之堂。

　　王羲之的行書是學王廙的，王廙宗鍾繇，所以王羲之的行書風格是變制 鍾繇行書而來的，其代表作有《蘭亭序》、《姨母帖》、《孔侍中帖》、《喪

　　亂帖》。關於鍾繇的書法，王僧虔《論書》云「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 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

　　狎書，行書是也。」當時銘石書皆用八分，由於鍾繇最精於隸書筆法，所以 銘石書為最妙。在西晉衛恆的《四體書勢》中，鍾繇被列為隸書門，這充分

　　說明鍾繇精熟於隸書。鍾繇雖然對行書的創造傾注很大的熱情，為其筆畫規 范盡力很大。但這種新型的書體畢竟處於初創階段，尚不完善，鍾繇為行書

　　立法很大程度上停留於「破」，「立」的成分相比之下較少。鍾繇作行書帶 有較重的隸書筆法，即所謂「隸味」。

　　王羲之對於行書體態筆畫加以全面改造，摒棄了某些隸書特徵，使之面 貌一新，顯得清新華美。這種書體受到了朝野的青睞，人們爭相倣傚。

　　王羲之行書的筆畫體態有一種生動的欹側之勢，「縱不復端正者，爽爽 有一種風氣。」1字與字之間有如唐大宗所形容的「煙霏露結」2的映帶關係，

　　即所謂「狀若斷而還連」。將草書引入行書，行書。草書相間是王羲之行書 的新特點，字的形體富有變幻，側鋒用得較多，運筆迅速，筆勢連貫流利， 形體簡略。

　　蘭亭序 膾炙人口的《蘭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是王羲之書法藝術的代名詞

　　和象徵。它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顯赫的地位，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蘭 亭序》歷來被認為是最為純正典雅的行書範例，被歷代文人書家所傚法。《蘭

　　亭序》是王羲之與朋友在悠遊之餘乘著酒興用繭紙（麻紙的一種）、鼠鬚筆 信手寫成。日後王羲之想再寫得好一點，然而「書百數十本無如祓禊所書之

　　者」。自己也歎為不可企及。書法創作和其他文藝創作一樣，是有其偶然性 的。在一特定的氛圍、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的藝術效果，有時再重複一遍很難

　　再現原來的面貌。《蘭亭序》是在蘭亭聚會後即興創作而成的，那時可謂是

　　1 [唐]張懷瓘：《書斷》。

　　1 [南朝]袁昂：《古今書評》。

　　2 《晉書·王羲之傳論》。

　　「四美具」（即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二難並」（即佳賓、賢主）， 是最佳創作環境和心態，千載難逢，日後王羲之再重寫所以達不到原來的藝 術水準。

　　《蘭亭序》的別稱很多：晉人稱《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記》、宋代 歐陽修稱《修禊序》、蔡襄稱《曲水序》、蘇軾稱《蘭亭文》、黃庭堅稱《禊 飲序》、宋高宗趙構稱《禊帖》。還有稱《蘭亭》、《蘭亭集序》。

　　《蘭亭序》是王羲之自撰自書的作品，它是一篇傑出的散文，又是一篇 著名的書法作品，王羲之對此書此文頗為得意。

　　唐太宗曾以他的帝王之尊收集王羲之的字畫，唯獨沒有《蘭亭序》，根 據線索，此作藏於浙江永興寺辨才和尚處，傳說派蕭翼前往賺而得之，成了 唐大宗的收藏。後來隨唐太宗一起入昭陵殉葬。

　　關於《蘭亭序》的流傳情況，唐代劉飩《隋唐嘉話》有這樣的記述：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陳）宣帝。 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隋煬帝），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 登極，竟未從索。果

　　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大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 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問辯才大師，歐陽詢就越州

　　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今諸遂良奏： 「《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蘭亭序》，我們現在見到最好的是唐代書法家虞世南、褚遂良、馮承 素的臨本，以及定武刻本，當然還有些其他的好本子，正如古人所說「蘭亭 無下拓」，這是比較而言的。《蘭亭序》對後世影響很大，研究者很多，評

　　價極高。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說：「章法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 生，或大或小，隨手所如，皆入法則□□」《蘭亭序》章法的最顯著的特點

　　是縱成行，橫不成行，這是考慮縱向閱讀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為整體嚴密， 避免呆板。如果縱不成行橫成行，不但閱讀困難，而且顯得雜亂，字體也不

　　是依框格而寫的，一般上下結構的字偏長，左右結構的字偏寬，筆畫少的字 偏小，筆畫多的字偏大。字的長短扁方書寫時比較隨意。梁武帝說《蘭亭序》

　　為：「龍跳虎臥」是恰如其分的評價。《蘭亭序》字字精妙，運筆跌宕起伏， 一氣呵成。包世臣說：「《蘭亭》神理，在『似敬反正，若斷還連』八字。」

　　《蘭亭序》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中有七個「不」字，二十個「之」 字形態各異，無一雷同。誠然，將同一個字寫成許多形態這並不是一件難事，

　　但王羲之為避免「狀如算子」、「一字萬同」的藝術思想在當時是難能可貴 的。《蘭亭序》中的字左右顧盼，互相呼應，映帶左右，長與短，粗與細，

　　收與放，藏與露、疏與密，虛與實，□□變幻迷離，但萬變不離其宗，這個 「宗」就是形式美的法則，一幅書法作品過於統一，整齊劃一，那必然刻板

　　單調，如果是過於變化，使人服花繚亂，也沒有什麼美感可言。只有既有變 化又很和諧統一才能得到良好的藝術效果，給人以美感。書法作品要做到既

　　和諧統一又富有變化，其分寸的把握極為重要，有人說：「大王之《蘭亭序》 字既精美，尤善佈置，所謂增一分大長，虧一分太短，極有分寸，直無遺憾， 變化多端，盡如人意。」

　　草 書

　　秦代因時常有戰爭，原來的篆書寫起來很麻煩，故出現流便的草書，趙

　　壹認為草書「起秦之未」，許慎認為「漢興有草書」1,從我國西北地區出土 的大量草書真跡可以證明。在漢代，草書的使用範圍已經相當廣泛，東漢未

　　年草書已經興盛，其代表人物要數張芝了，他有「草聖」之稱。漢代草書有 兩種，一種是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的章草，即所謂「隸書之捷」。這種草書

　　以獨字出現，字與字之間不連貫，有嚴格的法則，這種草書為舊體;另一種 為新體，即所謂今草，這種草書，書寫比較自由，筆勢連貫，很少保留隸書 的筆意。張芝章草、今草兼能，三國兩晉的書家皆以張芝為宗師。

　　鹹康七年（341 年），朝廷出於某種原因，由王允之接替王羲之江州刺 史的職務，同時將王羲之召回建康，擬委以侍中或吏部尚書職務，王羲之「皆

　　推辭不就」。他閒居江州七年，在這期間他潛心於書法藝術，故名聲大振。 一時間人們爭相倣傚，就連庾翼的兒輩也不例外，學習王羲之書風。庾翼在

　　荊州得知後勃然大怒，在致部下的書中說：「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 逸少書。」瘐翼自幼學習張芝草書，崇拜其書體，西晉書法學衛瓘，索靖，

　　因推崇正統的張芝書體而名重一時，庾翼的章草正合時尚，所以頗受歡迎。 庾翼稱王羲之的行草是粗野鄙俗的「野雉」，唯有章草才是正統的「家雞」。

　　王羲之的草書也是學張芝的，王羲之的章草寫得很精采，《晉書·王羲

　　之傳》云：

　　嘗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音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

　　顛狽，遂乃亡夫，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羲之對章草與今草進行了認真研究，發揚兩者的優點，摒棄了兩者的 不足之處。今草比較狂放，一筆連貫好幾個字，不容易辨認學習，但它有流 暢縱逸的優點。王羲之採用連續貫通的辦法，保持今草的優點。章草有較濃

　　的隸書筆意，書寫也還較繁複，故不為王羲之所取，但章草不像「一筆書」 那樣難認難學，字的個體意識強。王羲之吸收了這一優點，發揚了單字的結

　　構美。至於章草的較多波挑，則不在所學之列。王羲之改制過的今草，流暢 遒逸，與章草的字字獨立巧妙地結合起來，創造了具有極高藝術性又易於普

　　及的新體今草書體。王羲之的今草書無論在用筆和結構上既合乎法度又富有 變化，「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抄，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有人說王

　　羲之草書如有牆壁一拓直下，氣象宏偉。王羲之的草書，大多是尺牘書，都 是率意而為，不加修飾，自然天成，隨機應變，順理成章，整篇書作，生動

　　雋逸。今草書寫起來迅速快捷，一氣呵成，文字上下呼應，婉轉嫵媚，既快 又美，故很快「大行於世」。王羲之的章草書作傳世的僅存《豹奴帖》一件，

　　今草書作以《十七帖》、《破羌帖》、《喪亂帖》（行草）最為著名。

　　破羌帖

　　《破羌帖》因第三行有《王略始及舊部》一語，故又稱《王略帖》，此

　　外還有《桓公至洛帖》、《桓公破羌帖》之稱。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說「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

　　書也。□□《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

　　桓溫的收復舊京洛陽是永和十二年（356）八月，帖中云「桓公至洛」，

　　所以書作所寫時間經推斷是在當年的秋季，當時王羲之已經辭官歸隱了，但

　　他仍關心國家大事，對於摧破羌賊，感到由衷的喜悅，《破羌帖》的字裡行

　　1 見《說文解字·敘》。

　　間流露出振奮的心情。

　　《破羌帖》共九行八十一字，結字峻美，筆意練達，筆法人神，骨肉相

　　宜，「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於爭讓向背間悟得。」1《破羌帖》

　　中的「破」。「禽」僅用兩筆寫出，筆畫簡略而形態俱存，特徵明確。第一

　　行和最後一行都有一個「今」字，但書寫不同，第一行「今」字前的一字是

　　「洛」字，筆畫較硬，故「今」字，肉較多，寫得較軟。而最後一行的「今」

　　字，考慮前後兩字的用筆形態，故第一筆寫得較硬，以兩筆完成此字。這是

　　基於章法和字與字之間對比關係考慮的，「畫省」是總體要求並不是一概而

　　論。如果每個字都平均對待筆，畫極省略，勢必通篇稀稀朗朗顯得鬆散無力。

　　《破羌帖》中的「虞」、「摧」則保留其較多的筆畫以便與其他筆畫少的字

　　形成對比。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溜直下，則筋節亡矣。」1《破羌帖》

　　許多字筋節刻畫都非常精采，「賊」字第一筆畫近似乎直角筆、力勁健，筆

　　勢的轉換窮極變化，「求之」兩字垂筆特長，連筆而書，氣韻生動。「適」

　　字為斷句的最末一字，字體稍大，有橫斷截流之勢。

　　喪亂帖

　　《喪亂帖》、《二謝帖》、《得示帖》並裱於一軸，為白麻紙本。此帖

　　中唐時流入日本，現藏日本皇室。其釋文為：

　　羲之頓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 何！雖即修復，未獲奔馳，哀毒益深，奈何奈何！臨紙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頓首頓首。

　　關於此帖的寫作時間目前無處查考，研究家們根據帖中所說的「先墓」、

　　「修復」作出考證推斷。王羲之家的先墓在何處，韓玉濤認為「先」不是指

　　王羲之的父親，他父親的墓在臨川，「先墓」而是指他祖父及以上人的墓，

　　這些墓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述在「臨沂都鄉南仁裡」。「先墓」

　　初「離荼毒」，韓玉濤經過分析認為發生在晉室渡江前後，「再離荼毒」只

　　有一次，即在永嘉十二年。

　　琅玡臨沂的先墓是由燕軍「荼毒」的，而荀羨斬了王騰之後即「修復」，

　　所以斷定《喪亂帖》是永和十二年八月所寫。

　　王玉池根據《寶晉帖》中的《舊京帖》（又名《先墓帖》）推斷「先墓」

　　在「舊京」，即西晉的京城洛陽。永嘉五年六月劉曜陷洛陽後掘西晉許多陵

　　墓，《喪亂帖》寫於陵墓修復後。王羲之逝世前收復洛陽只有一次，即永和

　　十二年桓溫打敗姚襄進入洛陽，並及時修復陵墓，故王玉池認為《喪亂帖》

　　寫於當年的十月前後。

　　《喪亂帖》是人們熟知的名帖，為唐代響拓，摹填水平極高，反映了真

　　跡的精神面貌。

　　此帖書寫的主要內容是「先墓再離荼毒」，「高」通「罹」，遇難之意，

　　先墓遇到極其殘酷的災難，引發了感情的波瀾。起初情緒尚能控制，比較平

　　靜，字勢凝重，工整。當寫到「號慕摧絕」、「哀毒益深」時，悲痛與憤慨

　　的心情難以抑制，便「痛不欲書」了;寫到「痛貫心肝」時已「意不在字」

　　1 [清]劉熙載：《藝概·書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第 1 版，第 143 頁。

　　1 [清]劉熙載，《藝概·書概》。

　　2 《中國書法全集 19·王羲之王獻之二·作品考釋》。

　　了;寫到「痛當奈何奈何」時便逸筆草草，連筆而書。在這裡我們看到由行 入草的全過程，正如韓玉濤在《王羲之（喪亂帖）考評》中所說：「中國一

　　切書體中，只有草書是最抒情的。□□無病 *** ，不能做草;情不濃郁也是 寫不好草書的。這個道理，在《喪亂帖》，又一次獲得了證實。」從《喪亂

　　帖》中可見雄強、濃郁的右軍風骨，書帖的前兩行有雄強、濃郁之美，後六 行這種美被慘淡之美所代替了，這是由於感情變化使然，韓玉濤的論述是很 有見地的。

　　筆者認為，在書法上由行入草並不難，但如何處理，這並非單純的感情 的驅動和摧化所能奏效的，《喪亂帖》由行人草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痛當 奈何奈何」，「奈何」兩字寫得很草，但只有前面一個字的大小看上去並不

　　突兀，然後隨著情緒的變化，草的成分逐步加大，到了最後兩行已不見行書 的蹤影，全部變成草書了。觀其全幅顯得和諧統一。從表面看，王羲之信筆

　　而書，並沒有預先在佈局上刻意安排，但以他的功力和修養一出手就包含許 多成功的因素，這就是所謂的「功到自然成」。情況正如庾肩吾在《書品》

　　中所說，在王羲之筆下：「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 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態發於毫鑽□□煙花落紙，將動風采，帶字欲 飛，凝神化之所為。」

　　然而，對於王羲之來說，他雖有高深的修養和功力，如沒有一股 *** （濃 郁的感情）也是不會產生這一珍品的。但對於一般書法家來說，感情不管怎 樣急劇變化，也不會揮筆寫出傳世之作，辯證法就是如此。

　　《喪亂帖》有些字有明顯的傾斜之勢，「勢如斜而反直」，如「荼」、 「噹」，但頗有分寸，不失平衡，險峻疏朗，拙中生美，使人感受到一種大 家風範。

　　王羲之許多帖都屬便條一類，或記述生活瑣事，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 而《喪亂帖》是一篇通過追述往事抒發自己情感的優秀小品，這篇小品文理 兼優，短小雋永，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四、造就書聖的主要因素

　　文字是記錄語言、傳遞信息、傳播文化的工具和載體，而書法則是漢字 的書寫藝術，故爾每一位作出歷史性貢獻的書法大家如劉德升、蔡邕、鍾繇、

　　張芝等都與漢字本身發展規律相聯繫，是適應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他們的 積極貢獻又反過來推動漢字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前進。王羲之的書法藝術的

　　成因與貢獻，自然也離不開社會對漢字的要求、前人成就和藝術發展的需要。

　　文字的發展趨勢是由繁到簡，字體逐漸從多異到規範統一，便於書寫。 而作為藝術品的書法，其發展趨勢追求點畫形態和結體的多樣化以求藝術效

　　果的多樣與統一。使人們在實用中得到美感享受，但它不是復古，追求繁雜。

　　先秦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文化相應下發達，文字的發展比較緩 慢，甲骨文——金文——大篆，雖然文字的結構形態有了一定的變化，但它 們都不同程度地保留著象形面貌，筆畫複雜。小篆奠定了漢字方塊的基礎，

　　書寫不像以前那樣麻煩而且便於在竹、木片上進行刻畫。但它筆畫粗細一樣， 比較刻板。漢代，由於鹽鐵加工及手工業的發展，農業、商業、貿易日益興

　　旺，生產力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要求文字簡潔，書寫方便，讓更多的人掌 握以適應社會的需要。特別是紙發明以後，文字的大量書寫不再依賴刀刻，

　　為文字的發展、變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漢代的隸書將橫、豎、點、撇、捺等筆畫進行整理規範，並在橫畫上進

　　行裝飾，這就是所謂有的「蠶頭雁尾」的文字美化，不過筆畫的波磔寫起來 很費事，從整體看，文字也比較呆板。

　　於是東漢時期正、行、草相繼問世，有的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劉德開 創造行書，蔡邕在隸書、張芝在草書、鍾繇在正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們的書法藝術都有很高的價值，王羲之以他們為師，繼承和發揚了他們的 優良傳統，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創造，把書法藝術導向全新的領域，是 書法史上另一座獨秀高峰。

　　梁武帝蕭衍云：

　　逸少學鍾勢巧，及其自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

　　夏習不能無楚。 張懷瓘《書斷》曰：

　　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推廣履 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孤峙。

　　由此可見王羲之學習傳統、學習古人不是囫圇吞棗，是通過「自運」和 「增損古法」來進行的。綜上所述，社會歷史條件和文字本身發展的規律， 也為「書聖」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如果脫離了特定時代，我國不可能出現王

　　羲之這樣偉大的書法家。「時世造英雄」，英雄是時代的產物。書聖在東晉 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在東晉時代，「書聖」這頂桂冠落在誰的頭上？當然有

　　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造就一位大書法家，光有大環境還是不能奏效的，必 須有很好的小環境，對於學習研究書法，王羲之周圍的小環境當時是很難相

　　比的。王羲之出生貴族大家，書香門第。他首先不用力一日三餐發愁，不必 為生計勞碌，生於這種家庭的人容易飽食終日，不學無術，或者成為驕橫跋

　　扈的紈褲子弟。然而王羲之充分利用家庭的優越條件，刻苦學習，研習書法， 正如他自己所說：「務斯道，廢寢忘餐。」1

　　在王羲之的家人中不少是書法家，父親王曠善隸書、行書;從伯王導工 行、草，他將鍾繇的《宣示表》真跡贈送給王羲之;族伯王敦《宣和書譜·草

　　書二》稱其喜顛草：「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其筆勢雄健」;岳父郗鑒有《災 禍帖》存世，有人評論其字豐茂宏麗，剛決不滯。王羲之自小生在這樣的書

　　法世家，耳濡目染，受到藝術的熏陶，加之伯父王廙、表姑衛夫人等名師的 因材施教，這也是王羲之書法藝術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記得有一位在美術學院校執教多年的教授曾這樣說過：「藝術教育有其 特殊性，在學校所學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三分是從老師處吸取，七分從同 學那裡得到。同學、同輩之間的相互觀摩切磋，往往使人進步很大。」這位

　　教授的話是符合實際的。同學之間水平相近，需要解決的問題也大致相同， 他們在學業上、藝術上可以相互啟發與促進。

　　衛夫人的兒子李充，以及王羲之的其他同輩，他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練

　　1 傳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

　　習書法，討論研究技藝，自然進步很快。 王羲之從弟王洽書法上頗有成就。王羲之曾與他「變章草為今草，韻媚

　　婉轉，大行於世。」2王羲之還與庾亮、庾翼、謝尚、謝安、謝萬等交往甚密。 他們出生於書法世家，收藏豐富。郗鑒之子郗愔、女郗璇書法水平都很高，

　　直到王羲之娶郗璇為妻，王羲之的書法並不在他們之上。虞愔《論書表》說： 「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未年，乃造其極。」王羲

　　之處於書法藝術氛圍很濃的環境中，高手如林，你追我趕的競爭態勢，自然 有利他書法水平的提高。

　　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們運用的工具材料相同，理念 相通，兩者的產生與發展相輔相成。在中國繪畫史上，先秦諸子的所謂「河

　　圖洛書」，往往作為書畫同源的先河與依據。1從書法史上，我們可以得知許 多畫家同時也是書法家，畫家必備的造型能力，使其成為書法家創造了有利

　　條件。原來是一位書法家後來成為了一個畫家的也不乏其人。近代吳昌碩是 一位書法家，三十餘歲才進行繪畫創作，但憑借他古氣盤旋、樸茂雄健的書 法功底，使他的作品格調大大高於一般畫家，故成為中國畫的泰斗。

　　「積學可以致遠」是很有道理的，繪畫基礎對書法有促進作用，而繪畫 對書法的仰仗尤為重要，一幅意境雋永、高雅清新的中國畫往往只因「狗爬 田」的題字，而大煞風景，歸於失敗。

　　王羲之在繪畫上下了一番苦功，繪畫訓練達十五六年，作品有人物鳥魯， 特別擅長畫鵝，具體作品有《對鏡寫真》，這可謂是最早的自畫像了，可惜

　　這些畫作僅見於記載，今人無法一飽眼福了。畫人最難，沒有一定的造型寫 實功底是不敢染指的。書法繪畫同屬於造型藝術，它們有共同之點。正因為

　　王羲之有紮實的造型能力，年紀不大就很快熟悉傳統的篆、隸、楷、行、草 各種書體，在此基礎上進行再創造。王羲之在繪畫初期受益於伯父王廖的輔

　　導，王廙是西晉未東晉初著名書畫家。唐張彥遠說：「晉室過江，王廖書畫 為第一」。王廙在自己的繪畫作品《孔子十弟子圖》上題款讚揚王羲之：

　　余兄於羲之幼而歧疑，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 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以勵之，嗟爾羲之，可不勖哉。

　　同時他教導王羲之說：「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

　　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己之道。」

　　2

　　王羲之遵循伯父的教導，在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別人的長處，不斷地進行 創造。

　　王羲之不僅是一位書法家，而且文學造詣很高，是一位文學家，他的《蘭 亭序》文采飛揚，是文學的經典之作，他的文學修養無疑是他成為書聖的重 要條件。

　　王羲之很晚進入仕途，後來又早早地辭官退隱，看似壞事，但正如老子

　　2 [唐]張懷瓘：《書斷》。

　　1 沈柔堅主編：《中國美術辭典》，第 76 頁，「書畫同源」條。台灣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第 1

　　版。

　　1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2 《中國美術辭典》王廙條。

　　所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他便因禍得福，有更多的時間放 浪山水，傾心鑽研書法。郝經對王羲之作過這樣的評論：「自放山水間，與

　　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媚，出奇人勝，不失其正， 高風逸跡，邈不可及，為古今第一。」3

　　明代解縉書評：「大王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王羲之閒居後如孔子 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王羲之辭官後神逸心曠，從容不迫，縱情山 水，刻苦學習，傚法張芝池水盡墨。他熱愛大自然，從大自然中吸取營養，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終於使他的書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王羲之毅 然變法，銳意創新，使他的書法藝術發生了飛躍，如果沒有充裕的時間作保 證，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 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王羲之天資聰穎，自小酷愛書法藝術，四、五歲未曾 讀書前就能寫一手好字，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更加癡迷書法，他的進步使他的

　　老師都感到驚奇和激動。「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十九歲時就 很受當時周顗、王導、王敦等名人高官的器重，他三十歲時社會上就出現了

　　「王書熱」，足見他書法才智過人。歷史常有這樣的天才人物，青少年時代 脫穎而出，才華橫溢，以後便沾沾自喜、懈怠滿足起來，故而曇花一現，以

　　後便無聲無息了。王羲之一生對藝術執著追求，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不斷 地創新改體，立志超越前人、超越同輩、超越自我。經過幾十年奮鬥與努力， 他的書法藝術終於在東晉一枝獨秀，在書法史上獨領風騷。

　　第六章 關於王羲之的書論

　　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 有理論思維。」1世界上的任何一種理論都是來自實踐，當然對於書法理論也

　　不例外，書法理論和其他文藝理論等理論一樣，它能指導創作，甚至能開一 代書風。一種書法理論的產生和當時社會的客觀現實、政治等其他意識形態

　　有很大關係，甚至與創造某種理論的人本身的思想、文化素質也不能截然分 開。不同的理論它的審美標準、價值取向也不盡相同，眾所周知，唐太宗李

　　世民在他的書論中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是「盡善盡美」，而韓愈卻不以為然， 認為「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猶能換白鵝」德國美學家姚斯曾經這樣說過：

　　「文學作品從根本上講注定是為這種接受者而創作的」1.人們在接受某種文 藝作品時憑自己的直覺產生共鳴與否，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論評價時必須尋

　　求某一種理論依據，書法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往往只存在理論家創造性的闡 述後產生存在意義，獲得藝術的生命。這一現象猛一聽似乎有點言過其實，

　　但只要仔細研究一下世界藝術史，就會感到這是事實。荷蘭畫家梵高，在他 還活著的時候，他的畫無人間津，他開個人畫展時只有他一位朋友為照顧他

　　的臉面和情緒，買了一幅畫。然而經過理論家的評論，而使他的繪畫作品價 值連城。中國畫家石壺在世時默默無聞，理論家發現了他而使他名聲大振。

　　書法理論同樣也起到指導性作用，書法史上書風之所以不斷地演變，顯然與 客觀要求分不開，但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書法理論的導向。這裡必須

　　強調的是創造者的作品只有進入讀者批評階段才能完成，評論家的褒貶使作 品升降，這並不意味著評論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雌黃，而是要根據一定的理 論和審美標準，這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早在秦漢時代的書法家就將自己的經驗總結出來，提高到理論的高度， 給後人留下了不少著作，例如秦朝李斯的《論用筆》、西漢蕭何的《論書勢》、

　　東漢蔡邕的《筆論》、《九勢》等。這些理論一般都比較零散簡略，到了東 晉王羲之將書法理論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使之更加系統，更加深刻。王羲

　　之的書法理論著作有《自論書》、《題衛夫人〈筆陣圖〉後》、《筆勢論十 二章》、《記白雲先生書訣》等。

　　對於王羲之的書法理論著作除《自論書》以外，有些人認為是「依托」， 即偽造的，所以對王羲之的書法作系統深入地研究非常困難。研究者需要真

　　實可靠的典籍依據，王羲之的理論著作被貼上「假冒」的標籤，故而許多研 究者也只好袖手作罷了。有的人舉出上述著作的疏漏、矛盾或語言文字上存

　　在的與王羲之名位、修養不相符之處，來證明其著作不是出於王羲之之手。 誠然，人們列舉的某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但以此來全面否認其著作及其真

　　實性，說服力也是不足的，土羲之的書法著作當時在傳抄翻刻過程中與原意 發生偏差，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們不拘泥於個別字句從總體把握，就會

　　發現有一個體系貫徹始終，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如果沒有深入的藝術 實踐和渾厚的書法功底，是絕然不能寫出來的。倘若將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對

　　照上述的理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一致的關係，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

　　1 恩格斯，《反杜林論舊序·論辯證法》，《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2 [唐]韓愈：《石鼓歌》。

　　1 [德]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一。王羲之：「文義冠世」、「備精諸體」是彪炳晉代的名流，上述著作主 旨大要的提出似乎是非王羲之莫屬的。清代馮武在《書法正傳》中評《題（衛

　　夫人筆陣圖）後》說：「此篇非右軍不能道」。對王羲之的《論書》評論說： 「非自道，必不能如此確而妥。」周紹良先生說：「這兩篇文章至晚當是六

　　朝時代的人總結王羲之書法而寫成的。因之它是可以作為討論王羲之書作參 證的重要依據。」1

　　對於時代久遠的文論、著作，如有人從分析的角度加以否定，有時會得 到有些人的認可，因為一時拿不出真憑實據，難以推翻那些「否定」，弄個

　　水落石出。有的只好存疑於世，必須等待地下文物的出土。如《老子》、《孫 臏兵法》就是一例，這兩部著作被懷疑達一千多年，直到考古工作者從長沙

　　馬王堆和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中拿出了證據，這兩部著作才被確定無疑。

　　一、《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尤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 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

　　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使書意轉深，點畫 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

　　《自論書》的有關內容，南朝劉宋時虞龢的《論書表》有過表述;《晉 書·王羲之傳》也有載錄;唐代孫過庭《書譜》曾復引，它們雖有字句上小 的差異，但大意則相一致。

　　根據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的全文，《自論書》共 120 餘字，是 一篇王羲之自評書的記錄。對於王羲之的書法理論著作很多人認為是依托，

　　不足信，唯對這篇書論歷來沒有爭議。後人普遍認為「六朝品評人物風氣特 盛，超逸之士的言談往往播於世上，傳為美談。」經過流傳，人們將此記錄

　　下來是很自然的事，至於各種古籍所載的《自論書》個別處有所不同也是可 以理解的。

　　王羲之將自己的書法藝術放在中國書法史這個高層次上來衡量，他認為 「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而他自己的書法與鍾繇、

　　張芝則不相上下，呈並行之勢，或者有些地方超過他們，與張芝的草書相比， 其水平尤其接近。王羲之對自己書法藝術的評價是中肯而客觀的，並沒有言

　　過其實，也沒有謙謙君子之態，充滿了一代大師的自信。王羲之學習鍾繇、 張芝是花過一番苦功的，鍾繇的《宣示表》曾得到王氏家族的高度重視，家

　　族中很多人都臨習過，唯有王羲之的書法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王羲之 曾說他「真書勝鐘，草故減張」，其實王羲之的草書天然純真，氣韻生動，

　　公認勝張，如今從《十七帖》等草書可以看出。王羲之承認張芝的「臨池學 書，池水盡墨」1的功夫，但王羲之晚年的功力並不比張芝遜色。

　　王羲之的書法藝術與其同時代的大家相比，「平南、李式論君不謝」。 平南即王平南，王羲之的伯父王廙;李式是衛夫人的侄兒，他們都是名噪一 時的大書法家。王羲之顯然是超過他們的，在這裡則云「論君不謝」。

　　1 周紹良：《紹良叢稿》，齊魯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1 《晉書·王羲之傳》為「池水盡黑」。

　　這篇書論對書法創作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 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意」存在於點畫之間，而 不是在點畫的表面，這種「意」是玄妙的、高深的，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

　　他認為「意」是書法的最高境界。後人評論王羲之的書法藝術時說「出神入 化」就是說它具有「意」的內蘊，「意」是玄學的「意」，以表示玄學的情

　　緒。用書法作為玄妙感情的抒發，早在衛夫人的書論（傳）中，就已經提出 把「意」和形式看成一個整體，作為創作構思前的一種準備，王羲之對「意」 作了進一步深化，將「意」作為「書法」和非書法的界限。

　　二、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 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凶吉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旨殺戮也。

　　（二）

　　夫欲書者，先乾硯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聯， 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 點畫耳。

　　（三）

　　昔宋翼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跡，每作一波， 常三過折筆;每作一[撇],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

　　鈞之誇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每作一屈折],如屈折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籐; 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

　　翼讀之，依此法學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

　　（四）

　　若要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如龍蛇，相鉤連不斷，乃須稜側 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

　　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 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

　　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 碑》中已有此體。

　　（五）

　　夫書先須引八分、章革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

　　（六）

　　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 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

　　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 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千金勿傳。

　　此篇是《筆陣圖》的題記。《筆陣圖》最早見於孫過庭《書譜》。孫在

　　《書譜》中說，「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

　　1 以上段落（一）、（二）□□為本書作者所分。

　　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制。」1後來唐代張彥遠將《筆陣圖》收入《法 書要錄》中並標明是衛鑠所撰，《題衛夫人〈筆陣圖〉後》為王羲之撰，但

　　特別說明「舊傳」《筆陣圖》是衛夫人撰「俱不可考驗」。《書苑菁華》根 據《法書要錄》將《筆陣圖》定為衛夫人所撰，而《題後》的作者為王羲之。

　　《筆陣圖》和《題衛夫人〈筆陣圖〉後》的作者如今仍難以確定，多數 學者認為上述二文在唐代以前已是舊傳，它們產生於六朝似無疑。古代技藝 一向保密，非家人不可傳，衛夫人、王羲之為自己後代學書而撰也有可能。

　　此二文就其文體、內容以及論述的書法要旨與六朝書論相一致，與王羲之流 傳下來的書法作品對照分析並不矛盾。孫過庭曾說當時流傳的《筆陣圖》是

　　「圖貌乖舛」，也許並不言過其實，因為在流傳中輾轉抄錄，產生訛錯，加 之可能摻入讀者自己的文意，致使與原來的面貌發生差異。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孫過庭所見的《筆陣圖》是否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那篇短文，就不得而知 了。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很多人認為是正派書論的經典，如今仍有 很高的研究和參考價值。

　　《題後》可分為五個段落，作者首先用比喻的方法，說明書法的工具材 料、匠心、本領、結構、用筆在書法藝術中的地位與作用。

　　第二段落是論述書法藝術的創作方法，構思要領。在動筆之前先乾硯墨 集中思想，靜靜地思考，預先構想字形的大小、俯仰、平直、振動使筋脈相 連，做到意在筆先，爾後寫字。如果平直相似，上下方整如算籌一樣，那就

　　不是書法了，僅僅是得到一些字的點畫罷了。這一部分提出了兩個著名論點： 一、創作前的思想準備即意在筆先，在書法創作前總有一個大致的構恩階段，

　　這種構思有的較具體，包括字的大小、愜仰、平直、振動等考慮在內，有的 人則考慮得比較粗略，無論是何構思，但在實際創作時出乎意外是常有的事，

　　這就必須隨機應變，不時地作調整。有時會在創作時出現意想不到的極佳效 果，這就是所謂的「神來之筆」。我們不應否定在書法創作中有隨機性和偶

　　然性，作品最後的面貌往往與預先構想不相一致。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否定 書法家在進行書法創作時有「意在筆先」的構思過程，大書法家在揮寫的那

　　些傑作之先頭腦中決不是一片空白，「意」總是存在的，只是「意」的具體 程度不同罷了。現代不少書法家在進行書法創作時，準確他說在書法表演時，

　　握筆急書，一會兒一幅傑作便誕生了。他預先背熟幾首古詩反覆練習書寫。 他在表演前無須具體構思，只需把原先的模式背出來，即便是這樣，也有 個

　　意在筆先的過程，只不過比較簡單，想一下寫所背熟的那個作品就可以了。 有人認為：「意在筆先」在創作中是「意」對技術性問題的控制，這對意的

　　理解雖然有些局限，但也是不錯的，說明「意在筆先」是不可省略和避免的。 本文中的「意在筆先」的「意」是指形象，蔣孔陽曾經說，「中國畫意在筆

　　先，這意不是指思想，而是指結合了思想在內的形象。必須把形象在內心完 全醞釀成熟，體態、神韻宛然如見，再行落筆。由於形象先已完整地成長起

　　來，所以畫出來的形象自然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這雖然是對繪畫而論的， 但就書法而言，道理也基本一樣。這個部分的另外一個重要論點是「狀如算

　　子」，「便不是书」。书法艺术不同一般工艺，字的笔画、结体、上下前后必须富有变化，通过点线面的粗细、大小、刚柔对比变化产生美。「状如算

　　1 [唐]孙过庭：《书谱》，《草楷对照孙过庭〈书溜〉》。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版。

　　子」平直相似，上下方整，前后齐平，如此刻板，就无美可言了，艺术和非艺术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是能否创造具有美感的艺术形象，作为艺术的书法

　　是有这一特征的。如「状如算子」就失去了这一特征，就不能称其为艺术了，那只是一些点画凑合而已。

　　第三段落讲笔法技巧的重要性。钟繇的弟子宋翼起初作书如「算子」故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此后三年都不敢见他的老师，所以「潜心改迹」他所写的字，其笔画「一波，常三过折笔」，一（撇）「常隐锋而为之」，书论接

　　着将笔画与自然界的万物相比拟，横画——列阵排云，戈——百钧弩发，点

　　——高峰坠石，[屈折]——钢钩，一牵——万岁枯藤□□。宋翼过去字写得很差，晋武帝太康年间，有人在许昌郊外盗钟繇墓时发

　　现了《笔势论》，宋翼读了这部秘诀，领悟了精神实质，后来就名声大振了。可见古人对笔法技巧是非常保守的，不肯轻易传人，谁得到的此类文字就如

　　获至宝。在流传的过程中，加进一些个人的经验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在论述了楷书和行书以后，接下去论草书。这便是第四段落。草书的笔法技巧当然就有所不同了，草书要「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字形要像龙蛇一样灵活、多变。笔画相互钩连，但仍要锋棱起伏，用笔不得任其齐平，

　　大小一样。这样就可以使书法作品气脉贯通，具有多样变化的美。就是书论中所说的「安点」，是「点」的书写技法，要「作余字总竟」，和「空中遥

　　掷笔作之」，有点的字先把其他部分写完，然后「安点」，那点要在空中远远地落下，而「安」在字上，就像将笔远掷过去而留下的点迹。在这段，精

　　辟地概述了草书的三种要法：即（1）要缓前急后，状如龙蛇，钩连不断，棱侧起伏。（2）要篆隶相杂，融为一体，应势而运。（3）不得急促匆匆作草

　　书，应凝重而曲折。第五段，说明写楷书先要引八分，章草等笔意进入楷书当中，然后才能发人意气，如果直取通行的字体，就不能发人意气。各种书

　　体就其形式有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用笔意趣可以相互融合，贯通与促进，这称之为「书体互通说」。第六段是作者说他年轻时学卫夫人的书法，自认为

　　很不错了，可是当他渡过长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曹喜的书法，又在许昌看到钟繇、梁鹄的书法;在洛阳看到蔡邕的《石经》;在堂兄王洽那里看到

　　张昶的《华岳碑》，这才明白学卫夫人书法是浪费时光，故改师向名碑学习。他告诉人们学习书法要博采众长，要转益多师，方能有所成就，仅学一家，最后只能是徒费年月，浪费光阴。

　　对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少人都认为是伪托、「胡说」，其主要论据是，王羲之见到名碑后认为，从师卫夫人学书是一种错误，是浪费时光，王羲之幼年学书于卫夫人，后来又向伯父王廙学习，那些名碑拓本自能

　　见到，很正常，有何过错？特别是「千金勿传」绝非王羲之之言，实属诋师之语。也有人提出「可藏之，千金勿传」不像是王羲之的原后，等等，说法

　　不一，但以此断定全文为伪，尚须斟酌。至于王羲之在叔父处见到过名家碑拓，也是一种推测，以此论定这篇书论是伪作也难以服人。

　　仔细分析《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会发现它的个别字句确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例如「蔡邕《石经》三体书」其中「三体」二字是妄加的，因为三体《石经》是《魏石经》。然而我们不能以此完全否定文中所说的事实。

　　以往文化典籍传播，全靠传抄，在辗转传抄过程中，讹误难免。有些人想从不同的版本中，纠正其误，还其原貌。「疑古派」兴起，根据各本讹误，

　　而疑为伪托。地下文物出土，又为「国粹派」提供了有力依据，陆续可证并

　　非伪书。以「可藏之，千金勿传」，不像王氏原话，不知何所本？以此而断定全文为伪，更是空穴来风，荒腔走板了。古代高士之作，「藏之深山，传

　　之其人」并不鲜见。传非其人，是作者最大遗憾！语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与酒徒对饮，左手执杯，右手执着，冲锋陷阵，舍死忘生，灌

　　黄汤而已，与不知诗者谈诗，不得共门而入。话不投机半句多，简直是对牛弹琴。王氏之「千金勿传」，极为郑重，深恐传非其人。历史上的疑案，中

　　外皆然，如《浮士德》、荷马《伊利亚特》、《史记》中的个别篇章、岳飞

　　《满江红》等，证之王氏诸作，不足为奇。窃以为在学术上大胆怀疑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充足的依据，否则会造成混乱。

　　三、《笔势论十二章》

　　《笔势论十二章》原题为《笔阵图十二章》、王羲之撰。载于唐代韦续

　　《墨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没有标明作者，而是说「不知何代

　　所辑」。《四库全书》没有指出此文是韦续所辑。孙过庭《书谱》云「代传

　　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可能《笔阵图十二章》在初唐已经流传。

　　《墨薮》原题为《笔阵图十二章》说明此文与《笔阵图》、《题后》有联系，

　　有人分析《题后》有可能是从本文中摘录汇集而成的。孙过庭认为「右军位

　　重才高，调清词雅」，而《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所以他

　　断定此文绝非出于右军之手。孙过庭所说的《笔势十章》是否是我们今天所

　　见的十二章已无从查考。《笔势论十二章》是否是王菱之所撰仍值得探讨，

　　但认为是王羲之一派的书论，则无大的争议。

　　《笔势论》「前言」部分这样写道：

　　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父不亲教，自古有之，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凡斯字势，犹有十二章，章有指归，定其模楷、详其外谬、撮其要实，录

　　此便宜。或变体处多，罕臻其本;转笔处众，莫识其源。悬针垂露之踪，难为体制;扬波腾气之势，足可迷人。故辩其所由，堪愈膏育之疾。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

　　篇，贻尔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

　　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

　　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

　　本文篇首先言明这是给他儿子子敬学书所撰。研习书法，不但要有悟性，还要娴熟其规矩，故写了十二章。章有所指，定其模楷，详其舛谬，撮其要实。

　　学习掌握篆籀书并不难，「功省而易成」这话是有道理的。虽然在今天看来，篆籀书笔画繁复，记忆困难。但就用笔而言，它比隶、楷、草、行来得简单。

　　古代入学书专注，时问充裕，所以写好篆箱并不是太困难的事。但无论写什么书体，都要熟练地掌握其他一些书体，尔后专攻一种，这样必然会「形彰而势显」了。

　　创临章第一

　　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

　　也，结构者谋略也，所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点画者磊落也，戈

　　旆者斩斫也，放纵者快利也，着笔者调和也，顿角者昼捺也。始书之时，不可尽其形势，一遍正手脚，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涩，

　　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须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

　　本文将创临列为第一是有见地的，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必须继承传统，学习前人的成就。当然，前人的经验可以诉诸文字，但有些问题难以用文字表达。而在他们的作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光欣赏分析还不能奏效，

　　必须临摹以掌握其要领、技巧，要不厌其烦地一遍、二遍、三遍、四遍、五遍□□的临摹，但也不要单纯地追求遍数，要以达到「滑健」纯熟为目的。

　　这里体现了一种辩证观点，临摹必须坚持一定遍数，但光有遍数也不行，还必须达到「遒润」、「抽拔」的要求。

　　临摹名家作品要求理解和有悟性，最终是为了掌握别人的笔意技巧。临摹要循序渐进，每一次、每一阶段都应有具体要求，这样才有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对我们临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此文的前两

　　句与《题卫一夫人〈笔阵图后〉》「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有所不同，与本篇《启心章》 「意在笔前，然后作字」也不一样，而本篇《视形章》

　　又有「金书锦字，本领为先」之说，以前不少人提出疑问，其实这并不矛盾，这是因对像不同而论的，《创临章》、《视形章》都是对初学书者基础而言

　　的，所以强调掌握法度，以本领为先，《题后》、《启心章》是讲创作方法，是高层次的要求故提出「意在笔先」。这与现代美术教育一样，素描基础训

　　练要求人物比例结构必须准确，但创作时则要求对形象进行艺术处理（包括夸张），创作之前做到「意在笔先」，深化主题，创造意境，显然这两种要求是不相同的，然而是正确的，合理的。

　　启心章第二

　　夫学书之法，先于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僵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联，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

　　点画耳。昔宋翼尝作是书，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见繇，潜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过折;每作一[撇],常隐锋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弯发;每

　　作一点，如危峰之坠石;（每作一屈折〕，曲折如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之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趋骤。

　　状如惊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虬龙之婉蜒，谓其妙也;若鸾凤之徘徊，言其勇也。摆拨似惊雷掣电，此乃飞空妙密，顷刻沉浮。统摄铿锵，启发厥意，能使昏迷之辈，渐觉称心;博识之流，显然开朗。

　　本文列入第二要点的是「启心」，所谓启心，就是启迪心意，要求作者在书法这一抽像的艺术中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意向，做到书意和心意一致，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晋成绥公《隶字体》云：「应手隐心，心由意晓」，即

　　要求书法有意境。蔡邕《笔论》：「纵横有所象者」，「像者」不是指象物的外形而是指某种形态的精神气势，不是用点、画、字的外形如惊蛇、楚浪、

　　虬龙□□字的形体结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各种字体都有一定的特征规范，书法不能超越这个规范，但这也不是刻板的，不可变化的，

　　但要求万变不离其宗，在变化中仍要保留字体的基本面貌和总体风格的一致，字的点画远近安排必须和谐适当;点画的布局应该精心研究，点画的疏

　　松、紧密「相附」做到疏密有致，字要写的方圆周正。这里的「圆」指结体，胡小石在《书艺略论》中对方圆的特定含意作了这样的阐述：「凡言用笔，

　　首辨方圆。方圆之分，形貌外须注意其使转之迹：方者多折，断而后起，昔人譬之为折钗股;圆者转换不断。」研习书法首先要知道笔势的源本由来，

　　各种书体的笔意，融古今书法为一体，做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1

　　视形章第三

　　视形象体，变貌尤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精研，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正。起笔下笔，忖度寻思，引说踪由，永

　　传今古，智者荣身显世，方怀浸润之深;愚者不俟佳洪，如暗尘之视锦。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

　　金书锦字，本领为先。尽说安危，务以平稳为本。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均其体制。大小尤难，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自然宽狭得所，不失其宜。横则正，如孤舟之横江诸;竖则直，若春笋之抽寒谷。

　　通篇结构，分间布白、行与行之间要写得「上下齐平」、字必须写得「均其体制」，「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但有人持不同观点，清代包

　　世臣曾经说「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2笔者认为两人所说都是对的，《视形章》是对所学者学习篆、隶、楷书体而言的，而包世臣讲述的是草书。

　　如果草书写得「上下齐平」，字写的一样大小还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呢，如果篆、隶、楷体写得大小悬殊长短参差很大，怎能成立呢！试想上述两文的作者均是大家，他们的理论决不会发生如此大的漏洞。

　　说点章第四

　　夫著点皆磊落似大石当衢，或如蹲鸱，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鹗口，尖如鼠屎。如斯之类，各禀其仪，但获少多，学者开悟。

　　处戈章第五

　　夫斫戈之法，落竿峨峨，如长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复似百钧之弯初张。处其戈意，妙理难穷。放似弓张箭发，收似虎斗龙跃;直如临谷之劲松，曲类悬钩之钓水。崚赠切于

　　云汉，倒载陨于山崖。天门腾而地户跃，四海滥而五岳封。玉烛明而日月蔽，绣彩乱而锦纹翻。

　　《说点章》、《处戈章》分别讲述点与戈的形态和精神。

　　健壮章第六

　　夫以屈脚之法，弯弯如角弓之张，「鸟」、「焉」、「为」、「乌」之类是也。立人之法，如鸟之在柱首，「圩」、「和」之类是也。腕脚之法，如壮士之屈臂，「凤」、「飞」、

　　「凡」、「气」之例是也。急引急牵，如云中之掣电，「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腕脚挑斡，上捺下燃，终始转折，悉令和韵，勿使蜂腰鹤膝。放纵宜存气力，

　　视笔取势，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钩，方刚对敌。麒麟斗角，虎凑龙牙，筋节拿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书进有功也。牵引深妙，皎在目前，发动精神，提撕志意，挑剔精思，秘

　　不可传。夫作右边折角，疾牵下微开左畔，斡转令取登对，勿使腰中伤慢，视笔取势，直截而下，趣义常存，无不醒悟。

　　1 [唐〕孙过庭：《书谱》。

　　2 [清]包世臣：《艺舟双揖·答熙载九问》。

　　《健壮章》在论及点画笔法之后提出了「悉令和韵」的观点，书法的点画就局部来说，有一定的要求和书写的技巧，例如要避免像「蜂腰鹤膝」一类的毛病。但局部毕竟是局部，一个字的局部写得很好，但整体上看很不统

　　一，最终会归于失败。罗丹在完成一座人物雕塑以后，征求他学生的意见，那位学生非常欣赏那人的一双手，结果罗丹把那双手卸掉了。这个例子说明，

　　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要使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十分和谐，「和谐即美」这个论点，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也有一定道理，杂乱无章则无美可言。局

　　部与整体的配合犹如各种音节组成一个乐章，使之产生韵律感。在书写的过程中不能死守某种技法，要「视笔取势」，灵活处理，「势」就是一个整体。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宜粗於左畔，橫貴於纖，豎貴乎粗。分間 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及出其牙鋒，展轉翻 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教悟章》講述的是字的筆畫、佈局的處理。一個字的中間的一畫，對 整個字是至關重要的，不能隨便偏於那一邊;左右有豎畫的字右邊要比左邊 粗些，寫豎畫要比橫畫粗一些;結構布白要均衡，自然平穩。整篇的字不可

　　以將某個字孤零零的顯露出它的尖鋒來，展轉翻筆要細察而運用。上述種種， 都是作者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從今天的審美觀點看也還是值得學習 的，當然任何藝術法則都是相對的，但對初學者來說是不容忽視的。

　　觀彩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 乏，亦不宜抽細而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又云：利道而幸，押即合也。結筆者

　　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乎妙理，察其逕庭。憩筆者俟失，慈筆之勢，視其長短;俟 失，右腳須欠也。息筆者遙逐，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蹙筆者將，蹙，即捺角也;

　　將，謂劣盡也。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宜短也。戰筆者合，戰，陣也;合，葉也。緩不 宜長及短也，厥筆者成機，促抽上旬使傷長。厥，謂其美也。視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

　　妙處。帶筆者盡，細抽勿賒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裝束身體，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 法有輕重也。盡為其著而後反筆抽之。翻筆者先然，翻轉筆勢，總而疾也。亦不宜長腰短

　　項。疊筆者時劣，緩不宜長。起筆者不下，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 打筆者廣度。打廣而就狹，廣謂快鍵，又不宜遲及修補也。

　　《觀彩章》開門見山云：「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

　　「觀彩」就是用筆之神彩，各種用筆中的運動方式和筆畫有不同的形態。文

　　章具體地論述了藏鋒、側筆、結筆、想筆、息筆、蹩筆、厥筆、帶筆、翻筆、

　　疊筆、起筆、打筆等運筆方法及其得失。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飭甚為難，鋒銛來去之則，反覆往還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 作）不宜遲，不宜緩;而腳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

　　字合體，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疏，短勝乎長。

　　《開要章》根據字面上的解釋是揭示書法美要點的一章。這一章首先對 筆畫的遲、緩、賒、促作了論述。文章云：「二字合體，並不宜闊，重不宜 長。」這是針對書法初學者常出現的毛病而論的，例如「弱」字、「喜」字

　　不能寫得太闊，而「炎」字、「呂」字不能寫得大長，「單不宜小，復不宜 大」，這也是好理解的，筆畫較少的獨立字，它在佈局中不能大小，而兩個

　　單字組成的筆畫複雜的合體字，它在佈局中不能寫得太大。至於文中最後所 述「密勝於疏，短勝於長」就不盡然了，書風主疏主密，難分軒輕，各有千

　　秋，不能以此分高下，短勝於長是以王羲之的書法審美標準衡量的，因為他 的字結體偏短，而王獻之與其父親的書風不同，他的字結體偏長同樣是美的。

　　節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是則頭輕尾重，不相勝任。 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諸處傷慢。不宜

　　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蛤蟆。言其闊也。此乃大忌， 可不慎歟！

　　書法理論和其他學科理論一樣都是相對的、辯證的，前章所說的疏、密、 短、長都有一個「度」的把握，適可而止，過分的密就好像疾病纏身，不舒

　　展;太疏就如溺水之禽;大長像死蛇掛樹;大短「則似踏死的蛤蟆」。寫字 必須遵循這些恰如其分的「正法」。書法的形勢，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這

　　一章故名「節制」，作上一章的補充說明。這些充分體現了王羲之書法理論 的辯證思維。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回駕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

　　放龍箋於紙上，徹筆則峰煙雲起，如萬劍之相成;落紙則椑循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 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懸歷歲年，今乃稍稱矣。

　　《察論章》一開始便說「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可見觀察、審視必 須從臨摹範本人手，作者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訴初學者「吾務斯道，廢寢忘 餐，懸歷歲年，今仍稍稱矣。」不斷地向前人學習，不斷進行藝術實踐，自

　　己才有長進，「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如果不正確、純熟地掌握 法度，是不可能以書法表達自己的感情的。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 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小字易，而忙

　　行筆勢;莫以大字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 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予《樂毅論》一本，書為家寶，學此得成，自然成 就，勿以難學而自情焉。

　　《譬成章》為《筆勢論十二章》的最後一部分，是說明書法成功之道的。 要求書法家在書寫時要從容不迫，「緩筆定其形勢」，所謂形勢即包括每一

　　個字的動感和整篇構成的氣勢。學習書法不能急功近利，追求一時的功用、 名利，欲速成功，炫耀某一技藝，便難以得到書法的真諦，更談不上成功。

　　字的形體要爽快明朗，質地剛健有力。用筆的方圓，字的大小不能對立，要

　　相互協調，不能以為小字容易，就忙於追求其姿態，不要以為大字難，就遲 疑不決，筆勢不爽。如果是筋骨配合不當，敗筆混雜其中，缺少生氣，就像 一個人病痾纏身。最後指出要勤學苦練，「勿以難而自情焉」。

　　四、《記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真謂予日：「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 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則潤，勢

　　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遠;望 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法也，書妙盡矣。」言訖，真隱子遂鐫石以為陳跡。

　　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這篇以假設白雲先生口吻陳述的書論歷來多有爭論，有人認為此文決非 王羲之所撰，其理由是這篇書論南宋以前的古籍從未載入，只是在《書苑青

　　華》中才見於此篇。此文最後署有「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工羲之記」， 有明顯的破綻，因為王羲之視右軍官職如芥子，據《法書要錄》記載，王羲

　　之有四百六十五帖，無一自己用右軍署名的。不過傳王獻之《進書訣疏》云： 「臣念父羲之字法為時第一，嘗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帝之府」，因此，

　　輕意否定此篇是王羲之所撰值得研究。有人推測此篇可能是王羲之所撰，只 是最後一句是別人後來加上去的。陰陽的理論雖然在六朝以前就已出現，但

　　將書法稱為「書道」是從六朝開始的，純以「道」論書是較早的書論，此論 言簡意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雖不能武斷他說非王羲之莫屬，但不是一

　　般人所為，這是無庸置疑的，也許此文意旨深邃，人們以仙人對右軍所云的 形式出現。王獻之的《論書表》中也曾編造過故事，遇見仙人，人們很容易

　　推測這是兩位信奉道學的父子玩的共同手腕。天台，是指浙江東部的天台山， 隋代，敕建佛教寺廟國清寺，成為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天台在隋代後不以

　　道名世，在隋代前不以佛名世。從道士與天台相聯繫一事分析，本篇出自六 朝可能性較大。王羲之在六朝名望已很高，距他死後時間不長，隨便編造的

　　他的文論，恐難以取信於人。綜上所述，《記白雲先生書訣》不能完全排除 是王菱之所撰，或其精神實質可能是王羲之的思想。

　　首先，開頭虛擬紫真道士說的話：「你書法雖然很好，已達到極佳的境 界，但還不能稱為大善，因未曾涉及書道的根本、書法的氣韻。」

　　「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混元從字面上看是天地形成之初的原始狀 態，混元之理是天地萬物生成之理，這就是所謂的「道」。古人認為人與自 然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親和為一的關係。人是自然萬物中的一分子，人只

　　有與自然同呼吸共命運，自己才有存在的意義，才能真正地獲得生命。天人 合一的哲學觀點表現在書法作品中，人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才能體驗「人」

　　與「自然」的意蘊，可以由小見大，由一觀全，包容更加豐富和深刻的意象。 正如席勒所說：「美是形式，因為我們觀照它，同時美又是生命，因為我們

　　感知它。」1混元之理是書法必達之道，只有這樣的書法作品才能真正的成為 一門藝術。王羲之將一橫畫比做千里陣雲，一戈如百鈞彎發，點畫如高峰墜

　　石，等等。就是將書法，甚至字體的每一構件與自然萬物的生命聯繫起來，

　　1 [德]席勒，《美育書簡》，徐恆醇譯，中國丈聯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30 頁。

　　混元為一。 書法要達到至善境地，有多種因素構成，缺一不行，就像多種寶物聚在

　　一起才能稱貴一樣。書淪接下去論述了書法的陰陽之道，陰陽學說由來已久， 思想家用這一概念來解釋自然界中相互對立彼此消長的物質及其屬性。陰陽

　　對於萬事萬物產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書法中處理好陰陽問題是至關重要 的，蔡邕就曾經說「陰陽生，形勢出矣」，古代以陽氣主剛，陰氣主柔，高

　　山絕壁，有陽剛之美，然而還應有陰柔之美，陰柔產生風神，有神韻的內在 美，字體骨架挺立具有陽剛之氣，即壯美。陰柔之氣則產生風華神韻謂之秀

　　美。風神在宋代以後則詞意轉為剛柔結合，成為書法的最高境界。姜夔在《續 書譜》中云：「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

　　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出新意。」書法的握筆用鋒始起 於造字之理和藝術家的性格、氣質、修養，即人與自然的本性，書法作為藝

　　術，它的內在的生命存在著陰陽二氣的運動，可謂「人化的自然」，在它「達 於道」時顯示出「混元之理」，然而藝術家的創作亦是其「本性」的表現。

　　這是玄學思想在藝術理論上的典型表露。何為「潤」？竇蒙《述書賦詞例字 格》解釋說：「旨趣調暢曰潤」。這篇書論認為，書法的要妙具體他說有以

　　下幾點：「力圓則潤」，用力飽滿則墨色酣暢淋漓，顯得豐潤。「勢疾則澀」， 因為運筆速度快，墨象則凝澀。《續書譜》云：「潤以取妍，燥以取險」。

　　徐疇《筆法》說：「輕則須沉，便則須澀」;「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 「緊則勁」，用筆緊密有力;「險則峻」結體險則峻拔。《述書賦詞例字格》

　　云：「不期而然曰險」，「頓挫穎達曰峻」。字內貴盈滿，字外貴空靈，古 代書論中用筆、結字、佈局黑為內、白為外，也就是說黑處要實在，而白處

　　要求虛和。「起不孤，伏不寡」歷來解釋不一，一般認為提筆處不是單純的 提筆，做到提中有按，而按筆不只是一味地「按」，要按中有提。書法筆畫

　　結構，回仰處應不接近，背接處不遠離;看上去飛動，但書寫時心態虛靜， 不是以動制動，而應該是以靜制動，這樣整篇書法作品就能一氣相貫，恭敬 地採用這種方法，就能悟出書法的要妙。

　　第七章 文學方面的成就

　　一、《蘭亭序》的文學價值

　　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地位，早被人們所公認，關於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 卻很少有人涉及，這也許是被他書法名聲掩蓋的關係。

　　王羲之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是不應忽視的，他的文學作品大多見於書帖， 但他的文學創作同書法創作不一樣：「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 小愜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先筆前」。他沒有長篇巨著，也不像某

　　些文學家專注於某一文體的創作，刻意求索。他與陶淵明有相似之處，「陶 淵明為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 為難也。」1那些文章好像是不經心寫出來的，但

　　這種文章不是靠死功夫就能 學會的，不是文章難，而是沒有那種情懷。在王羲之文學作品中，感情自然 流露，題材也是根據需要信手拈來，不枝不蔓，或整或散，有一種「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飾」之美。他的作品與東晉時代的玄風相比更顯得清新 自然，特別是山水抒情散文，在當時是很負盛名的。

　　山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包括人類自己。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 由於科學不發達，自然是神秘莫惻的，自然並不是審美對象，而是膜拜的對

　　象。對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川河流懷有敬畏心理。恩格斯曾經說「自然 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

　　立，人們同它的關係完全像動物同它的關係一樣，人們就像畜牲一樣服從它 的權力。」1隨著時代的發展，文明程度也逐步提高，產生了「天人合一」的 思想。《詩經》中有不少

　　對自然風景的描寫，例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 雨雪靠靠。」（《小雅·采蔽》）「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對自

　　然景物的描寫並不是表現其本身的美，而是為了「比」或 「興」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一種手段。 因此，人們的注意力往往在自然物形式屬性及其象徵意義上，而忽視了

　　它的自然屬性。孔子曾以山、水、松、柏等比喻人的品德。他說：「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2漢代末期，自然界的山水才開始作為審美對象。《全後漢

　　文》卷六七荀爽《貽李膺書》：「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於陽城。」 就是證明。

　　魏晉時由於地主階級的壯大，大莊園的興起和老莊學術思想的盛行，以 山水為內容題材的詩、畫發展起來，我國的山水畫都是以魏晉為源頭的。這 一時期的名人雅士們不僅遊山玩水，而且吟詠山水之美。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戈 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1王獻之有帖云： 「鏡湖澄澈，清流瀉

　　1 [清]劉熙載：《藝概·文概》。

　　1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第 1 版，第 35 頁。

　　2 《論語·雍也》。

　　1 《晉書·謝安傳》。

　　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2

　　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作了這樣的闡述：

　　晉宋人欣賞山水，由實入虛，超入玄境。當時畫家宗炳云：「山水質而有靈趣。」詩 人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謝靈運的「溟

　　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以及袁彥伯的「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王右軍與謝太 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雖未睹三山，便自然使

　　人有凌雲意」。晉宋人欣賞自然，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 國山水畫自始即是一種「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畫所遊山水懸於室中，對之云：「撫琴動

　　操，欲令眾山皆響！」郭景純有詩句曰：「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享評之云：「泓靜 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這玄遠幽深的哲學意味滲透在當時人的美 感和自然欣賞中。

　　晉未宋初的謝靈運以山水為對像集中描寫，運用多種藝術手法準確地捕 捉大自然的各種形象，形成了鮮麗清新的藝術風格，山水詩文從晉開始發展

　　到唐代，成為中國文苑的一大宗派。「謝靈運師承先輩謝安遺風，登山臨水， 並訴諸於詩篇□□」謝安與王菱之是同時代的人，可謂莫逆之交，情誼深厚。 謝靈運的山水詩受到王羲之《蘭亭序》的啟迪和影響是必然的。

　　在論析山水詩的發展時，瞿蛻園認為：孫綽的《天台山賦》是替「謝氏 山水詩開了門徑的啟迪之作」1.《天台山賦》是孫綽的力作，他自詡「擲地

　　要作金石聲」。《天台山賦》有許多特色，確實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赤城 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意境深邃，詞句精當，不愧為名篇佳作。

　　孫綽被稱為一代「文宗」也不過分。然而開謝靈運山水詩門徑的應首推王羲 之。王羲之和孫綽是摯友，曾應邀參加蘭亭聚會，但《蘭亭集》一致推舉王

　　羲之作序，而沒有請孫綽撰寫，可想而知王羲之在當時就其文采方面要比孫 綽聲名大得多。王羲之的文學地位在當時超過孫綽，就其作品而言，《蘭亭

　　序》要比《天台山賦》影響大得多。《晉書·王羲之傳》云：「或以潘岳《金 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蘭亭序》和《與吏部郎謝萬書》是王羲之文學方面的代表作。永和九 年即公元 353 年，王羲之邀請「築室東土」、「文義冠世」的名人雅士謝安，

　　郗曇、孫綽、孫統、李充、支循、許詢以及王凝之、王徽之。王獻之等四十 二人，在現在的浙江省紹興市蘭渚山麓的蘭溪江畔聚會飲酒賦詩，現存的蘭

　　亭詩三十六首為二十一人所作。《蘭亭序》系王羲之為詩集所寫的序言。《蘭 亭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侈楔事也。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元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重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

　　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捨萬殊，靜躁 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乃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

　　2 《全晉文》卷二七。

　　1 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中華書局 1964 年第 1 版。

　　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 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涎，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

　　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這篇文章首先交持了時間地點，接著寫集會的原委，即修禊事。古代每

　　年的農曆的三月上旬已日為修禊日，魏以後改在 3 月 3 日為修禊日。修禊是

　　古代一種風俗，人們聚集在河邊溪旁借水消除災禍，以求得吉祥。所有參加

　　聚會的人都是當時的名流雅士，「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畢至」和「鹹

　　集」意思相近，一義重複，加強了聚會的人的隆重感，增強了可讀性。

　　第二段介紹聚會地點——蘭亭周圍的宜人自然風光。這兒有崇山峻嶺，

　　茂密的森林、修長的翠竹。清沏的小溪奔流向前，它像透明的帶子一樣，環

　　繞左右。將酒杯放人曲曲彎彎的水道1,人們在曲水旁「列坐其次」，酒杯停

　　在誰的面前誰就飲酒賦詩。當時雖然沒有樂器演奏助興，也足以使人有暢敘

　　幽遠的情懷，其樂無窮。

　　這一天「天朗氣清」，春風徐徐，令人心情舒暢。這時由天氣聯繫到廣

　　袤的宇宙，俯察世間萬物，就顯得非常渺小了。放眼世界，暢懷遇想，耳目

　　舒暢，實在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和大家在一塊兒，俯仰之間就度過一生。

　　有的人與朋友在室內，面對面的交談，傾吐胸中的抱負，也有人寄情大自然

　　的山水，曠達不拘，超越自我。人的態度千差萬別，性格也不一樣，當人們

　　獲得喜歡的東西，感到愉快滿足時，還不知道老死之期即將到來。對嚮往或

　　得到的事物感到厭倦時，感慨也隨之而來，過去喜歡的東西很快變為陳跡，

　　而不能不引起感觸。生命長短由造化而定。這裡引了一句孔子的話「死生亦

　　大矣」，死生也是件大事。「豈不痛哉」，言外之意是說人生要有所作為。

　　最後一段，發表自己的觀點：每當我們看到古人對人生的感歎，原因幾

　　乎與自己完全契合，沒有一次不對他們的文章而感歎悲傷。莊於把死與生看

　　成一樣，是虛無荒誕的。將八百歲壽終的彭祖和夭折的孩子等量齊觀也是謬

　　妄之論。後代人看待我們今天，猶如我們看待古人，如果下匡正古人的荒謬

　　重蹈覆轍，豈不可悲！所以將參加蘭亭聚會的入的詩作、記錄、彙集起來有

　　著積極的意義。雖然以後時代不同，事情也有變化，但借此可以讓後世的讀

　　者對這些詩文抒發自己的感想。

　　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王羲之的思想觀點、志向和對人生的基本

　　態度。《晉書·王羲之傳》認為「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本文從蘭亭聚

　　會的時間、地點寫到周圍的秀麗風光，很自然地聯繫到氣象天體。與宇宙相

　　比，生命短暫，在舉出對人生的幾種態度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要在

　　有生之年作出自己的貢獻，「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表現出作者對

　　人生的積極態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莊子的生死觀，指出照搬他的觀點是可

　　悲的。文章的最後又回到序言上，錄其所述。「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人們自己可以領悟到寫作、著文必須為後代負責。

　　本文脈絡清晰，順理成章，邏輯性強，沒有虛浮雕琢的痕跡。這篇散文

　　敘事、寫景和說明，一切都圍繞著蘭亭聚會進行。由蘭亭聚會的目的引發出

　　議論，發表了作者自己的觀點。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虛妄空談，所表述

　　1 「流觴曲水」所用的「杯」，根據沙孟海先生考證，實際上是橢圓形雙耳的飲器——觴。詳見《書法研究》

　　1992 年第。期《曲水流觴雜考》一文。

　　的是切近的宇宙觀念和東晉人所產生的時空觀念意識。《蘭亭集序》這種由 某一事物引發議論構成了後來的遊記範例，開拓了遊記文體的先河，提供了 序言文體的楷模。

　　吳楚材、吳調侯在《古文觀止》中評論《蘭亭集序》時說：

　　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效實，一生死而齊彭殤， 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故蒼涼悲慨之中，自有無窮逸 趣。

　　作者在放情山水的同時，「感慨系之」，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余嘉錫

　　曾說：「右軍亦深於情者。讀《蘭亭集序》足以知其懷抱。」

　　《蘭亭序》有虛有實，虛實結合，使文章既有空靈的氛圍又實在可信，

　　它創造了序言散文化的形式。其描寫和敘述性語言都十分質樸，平和。它情

　　理並茂，在申理時伴有感傷情緒和傷逝之感，擺脫了純粹的玄言體。這種前

　　為寫景、後為言理的形式對後來的理趣散文產生較大的影響。

　　《與吏部郎謝萬書》，以前總是僅僅將它作為研究東晉衰敗的重要文獻。

　　其實它也是一篇篇制簡約、語言質樸，很有特色的文學作品。有人認為它是

　　由晉初潘岳《閒居賦》的繁，到晉未陶淵明《歸去來賦》的恬淡自然，帶有

　　關鍵性轉折的一環，在田園詩文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

　　二、關於《蘭亭詩》

　　「流觴曲水」的具體方式是筋隨曲水流到誰的跟前，誰就 取飲並賦詩一首，不賦者罰酒三斗。其中有 26 人即席賦詩。 當時王羲之賦詩兩首。他的《蘭亭詩》第一首是：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氣載柔。 詠彼舞零，異世同流。 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這首詩首先描寫了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天氣，流露出興奮的心情，他 將參加蘭亭修楔的人與孔子相提並論，歸為志趣相同的一類人物。「詠彼舞

　　雩，異世同流」，抒發了詩人及與會者怕情山水的感慨與情懷。在聚會人中， 作為年長官高的盟主王羲之為了提高人們的興致，首先賦詩，所以情調比較

　　高昂。《蘭亭詩》兩首都是即席而作，隨後便開始構思自己的詩作，所以第 二首作者在寫作上時間也就比較充裕了。他主要寫自己，直抒胸懷，側重於

　　天道與現實的思考，調子比較低沉。第二首詩比較長，可分為五章。1一

　　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 陶化非吾因，去來非吾制。 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 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二 三去啟群品，寄暢在所因。

　　1 《古文觀止》。

　　仰望碧天際，俯瞰綠水濱。

　　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 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 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三 猗與二三子，莫匪齊所托。 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 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 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

　　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四 鑒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 體之固未易，三觴解天刑。 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 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 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 取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

　　五 合散固所常，修短定無始。 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 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 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 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悠悠宇宙永不休止地循回轮转，自然界的陶冶育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什么力量能使宇宙万物永恒运动呢？作者不能回答这个玄妙难侧的问题，表现一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情绪。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只有顺乎自然，对于富贵荣辱全然不加考虑，泰然处置，无欲无求。有些人领悟不了上面的道理，结果是陷入利害得失纠缠之中而不能解脱。要随遇而安，与世无争。这次的良辰会聚，应该纵情欢乐，逍遥自得。

　　三春时节万物萌生，随顺自然就会有欢畅的情绪，自然美景尽收眼底，自然界是那样的均衡和谐、合理，使人们各得其所，各愉其意，实在很奇妙。

　　第二首诗的第一、二章仍是寄景抒情，第三章是说参加宴集的名人高士都把玄理作为精神寄托，所谓前人的远见卓识都是违背「自然」原则的，清心无

　　欲是我们的追求，这次宴游好似得道者交往，忘却了荣辱得失，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世俗观念而飘入了仙境。

　　第四章是说要真正做到除去「尘垢」、「鄙吝」是不容易的，除非醉酒以后才会解除杂念的桎梏——这种上天的惩罚。只有在这时候内心的庸俗杂念才不会停留，矜持自浮之心才能平息。兰亭虽无音乐，但大家饮酒赋诗，

　　抒 *** 怀，超世脱俗，一朝取乐，犹如度过千载一样没有区别。第五章是全诗的最后一章，主要是析理，用道家思想解释自然和人生。人生的生死聚散、

　　寿命长短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按照道家的观点，生命是无所谓始，无所谓终的，生和死是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而已。兰亭诗词藻并不华美，

　　很少追求诗的意境，诗中阐述的是老庄的玄学哲理，故被后人称之为玄言诗。诗人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思想困惑苦闷，只好借玄理来排遣，他感叹生命短促，

　　他明知「一死生」、「齐彭殇」是「虚诞」、「妄作」，但也不得不在玄理中寻求精神寄托。

　　兰亭诗是山水诗的雏形，它表明当时的山水审美意识已经有了发展。为以后的山水诗，山水画构架奠定了基础。兰亭诗虽然比较粗糙，但它语言平和，反映了王羲之真实的思想感情。与至亲好友雅集、相会是件其乐无穷的

　　事，在王羲之的信函中常可看到与友人相约会见的内容：

　　未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若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僻，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

　　王羲之植根现实社会和大自然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

　　积极影响。

　　一、关于生卒年

　　王羲之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他「年五十九卒」，没有生于何年也没有注明他卒于何年，由于史料记述寂寥，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依据资料来源的不同，对于王羲之的生卒年

　　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公元321年—379年。持这一说的最初是清代人钱大听（见《疑年录》），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后来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这一说是钱大

　　听根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羊欣《笔阵图》中的一句「三十三，书《兰亭序》」推算出来的。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说不能成立，驳斥的论点有三条：

　　1.历史记载周于322年被王敦所杀，王羲之十三岁见周，那该

　　是333年，那时周已被杀十一年，那真是活见

　　鬼了。「王廙为右军之师」1.但他也于322年就谢世了，那时

　　王羲之仅两岁怎能学习书画？

　　2,根据《世说新语》、《书断》、《东观余论》所说，推断

　　王献之生于公元344年，父子相差二十一岁，这本来无可非议，但王献

　　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就算十年中生七个孩子，那未王羲之十一、二岁

　　就结婚并有生育能力，这是与生理科学不相符合的，也是违背事实的。3.根

　　据王羲之在《十七帖》所说，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是「年垂耳顺」之年，该

　　是五十九岁，周抚卒于公元365年，如果王羲之321年生，他五十九岁为公

　　元379年，那时周抚已死去十四年了。

　　（二）公元305年—363年。有人依据明张傅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中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云「时年五十有三」，文后又记「永和十

　　四年四月十三日书」往下推六年即王羲之（五十九岁）卒年，即晋哀帝兴宁

　　二年（公元364年），逆推为305年生。

　　东晋穆帝年号只用了十二年，永和十四年成了无稽之谈。鲁一同说：「考

　　永和尽于十二年，不当有十四年，决为伪托，不足据证。」经过查考，《说

　　1 [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一○《右军书记》。

　　2王羲之：《十六帖》，湖南美术出版社1980年第1版（墨迹本）。

　　1 [南朝·梁]庚肩吾：《书品论》。

　　郛》和严可均《全晋文》、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没有「永和十四年」字样。这一确错无疑年号是学识浅薄之人妄加的。

　　「时年五十有三」，哪一年「五十有三」不得而知，怎能算出王羲之的生卒年呢？故这一说也很少被采用。

　　（三）公元307年—365年。这一说是由清代人鲁一同提出的。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沿用此说。王汝涛针对鲁一同的

　　论据，曾多次发表文章批驳1.鲁一同用「桓温自江州还台」证明王羲之至少活到365年，推翻了361年卒的论点。原文「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

　　也不可当在谁耳」。应断句为「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而鲁一同错断为：「桓公自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以致文理

　　不通，更重要的是人错、地错、事错、时错。同时玉汝涛通过论证指出鲁一同用《贺登极表》否定王羲之死于361年不能成立。鲁一同在《王羲之年谱》中这样写道：

　　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周益州，历代鉴别，殆无异论，中一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那，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益州名抚，镇蜀二十年。（按史称三十年，考永和三年人蜀，下至兴宁三年。得二十年，则三十

　　年未审）卒于兴宁三年六月，据此则年垂耳顺，正五十九岁。逸少之卒，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故援证诸帖，推寻纪传，断以永嘉元年，为公生之岁。2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五十九岁，周抚死于公元365

　　年，推论王羲之卒不得迟于兴宁三年（365年）以后，这都是有根据的，其推论也是对的。然而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公元365年正是周抚七十岁。所以以《十六帖》证实王羲之卒于365

　　年证据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鲁一同试图排除王羲之卒于361年之说，用了不少笔墨，但仍出了很多漏洞。「卒于365年」之说本身与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史料并无多大的矛

　　盾，如鲁一同或其他人确有证据说明，周抚七十岁卒，别人就难以否定王羲之「卒于365年」这一说了。

　　今人潘岳用十二生肖推断王羲之的生年颇有意义。「羲之伯叔、兄弟当中，凡小字沿用生肖者，如阿黑、阿龙、阿兔、阿犊、阿葂等，皆符合其生辰，准确而无一误。」王羲之小字阿菟，「菟」通兔，推测王羲之属兔。从

　　而查出一系列年份，最后范围压缩到307年和319年。因319年多与史实有矛盾，得出生于307年的结论并认为「当无差大」。1不过潘岳无直接的确凿

　　依据说明王羲之属兔，故人们不敢苟同此说。

　　（四）公元303年—361年。张怀瓘在《书断》中持这一说，宋《东观余论》、《兰亭序》也这样认为。其实在张怀瓘前，梁·陶弘景就有《真诰·注》：

　　「（王羲之）升平五年亡，年五十九岁」的著录。陶弘景根据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陶弘景（456—536）成年时，王羲之去世仅120年左右，所以有的专家认为陶弘景的资料可信程度很高。包世臣、麦华三、余嘉锡、徐邦达、李长

　　1详见《王羲之生平家世几个问题的考辨》、《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前言。两文分别载《王

　　羲之研究》、《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两书。

　　2 [清]鲁一同：《王羲之年谱》，引文中括号内按语原文如此，沈子善：《王羲之研究》，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版。

　　1潘岳：《王羲之与王献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版。

　　路都认为，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卒于361年是正确的。根据有关文献，通过上述四说对比分析，笔者采用第四说，即王羲之生

　　于公元303年（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公元361年（东晋穆帝升平五年）。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无疑是迄今为止说服力较强的一说，但决不意

　　味对王菱之的生卒年没有讨论的必要。笔者发现「303年说」与《世说新语·排调》很可能发生矛盾，现将原文录引如下：

　　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筒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 「天下自有利齿儿」。

　　从引文推测，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司马昱即位做了皇帝（简文帝）以后，也就是公元371年至372年，这期间按「303年说」王羲之早就不在人世了。

　　作为「纂缉旧文，非由己造」（鲁迅语）的《世说新语》，对它的记述，是不能忽视的。

　　二、《兰亭序》的真伪问题

　　《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清末李文田就曾怀疑此帖的文章和字都是后人伪托的。1965年，郭沫若又重新提出怀疑，很多人发表文章，

　　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论，有的人赞同郭沫若的意见，有些有名望的人如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则反对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的文章，是以出土的东晋书迹，即1965年1月10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和南京出土的王谢等墓志为依据。郭沫若在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1中说：「五种墓志（《谢鲲墓志》、

　　《王兴之墓志》、《颜刘氏墓志》、《兴之妇墓志》 、《刘克墓志》）只是

　　三十五年间的东西□□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在东晋初

　　年的三十几年问，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北朝的碑刻

　　一致□□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特别是王羡之所书《兰亭序》，提出了一个

　　很大的疑问。」「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

　　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

　　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

　　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郭沫若干1972年又发表文章说：「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

　　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

　　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

　　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即前写经类所举例），

　　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字体太相悬隔了，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

　　比货』。两相对比，一目了然，可以无容多话」。2

　　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且文章很长，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笔者感到

　　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范正红在《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

　　1载《文物》1965年第6期。

　　2 《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本》，《文物》1972年第8期。

　　法》（副标题兼论「兰亭论辨」）1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相左的意见。他说：

　　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而更近唐人。从张芝、钟繇、陆机、卫恒、王导、卫夫人、王献之、王询、王僧虔、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

　　系了。其实，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

　　劉濤在《中國書法全集 18·王羲之王獻之》前言中通過東晉《李柏文書》 與《蘭亭序》作比較，舉出不少字與王羲之的行書有暗合之處，筆者也詳細

　　觀看了《李柏文書》，感到兩者書風雖有差異，但遠不像徐森玉在《（蘭亭 序）真偽的我見》一文中所說的幾乎找不到一個與《蘭亭序》中相近的捺腳，

　　再者在《李柏文書》中也極少發現隸書筆意。由此可見在同一時期文字體段 相差甚遠絕非不可能。

　　郭沫若認定《蘭亭序》是假的，必須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獻。唐代何 延之《蘭亭記》曾記述蕭翼賺《蘭亭》一事，宋初所輯的《太平廣記》曾收 錄。何延之曾云：「於時歲在甲寅（公元 714

　　年）季春之月上已之日，感前 代之修楔，而撰此記。」開元十年何延之回長安掃墓，皇帝聽說他知道《蘭 亭序》的流傳情況，故派人去詢問。當時何延之因病由長子何永寫了奏折，

　　享報皇上，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賞賜。他在興奮之餘於《蘭亭記》後面又加上 了幾行字，以宣示於後代。

　　這篇文章記載了王羲之如何寫《蘭亭序》，以及這一真跡如何流傳到一 個叫辨才和尚的手中。唐太宗很早就聽說《蘭亭序》這一名帖，就是沒親自 見過，後來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曾一連三次將辨才召到宮中查問，辨才

　　都不肯承認。無奈，只好將他放回原籍。後來，宰相房玄齡棋高一著，出了 一個主意，派蕭翼扮成書生模樣，前去與辨才周旋，經過一番曲折，才把《蘭

　　亭序》真跡騙取來，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複製了十餘本賜給高官大臣。 唐大宗臨終向他的兒子（即後來繼位的高宗）耳語：「我欲將《蘭亭》去」， 這一真跡便入了昭陵。

　　郭沫若認為：唐太宗要求《蘭亭》陪葬何必向兒子乞討，耳語又是誰偷 聽來的呢？

　　其實郭沫若抓住的是枝節問題迴避了要害，上述的駁斥是缺乏力度的。 人在臨死之前身體極度虛弱，言語不清，聲音低微，兒子將耳朵湊近父親的 嘴邊聆聽病人最後的囑咐，是人之常情，談不上「乞討」。按唐太宗的要求

　　去辦，他兒子在一定的範圍必須公佈這一「耳語」內容，別人用不到「偷聽」。 在這裡《蘭亭序》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蘭亭序》是否在唐代就有偽造？ 郭沫若沒有明確說明。何延之寫這篇文章時是公元 722

　　年，當時唐玄宗還健 在，他敢把謠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頭上嗎？

　　在《蘭亭記》同一時代，劉束的《隋唐嘉話》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記載， 筆者已在《成就與代表作·蘭亭序》一節裡引過，這裡不再重複。古書畫鑒

　　定家徐邦達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中說：「這裡也說『使蕭翊（翼）就越州 求得之』，只沒有講到騙取之事。想來《蘭亭》之人李世民手，確實是蕭詡

　　1 《王羲之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翼）從辯才那裡弄來的。」1

　　最早提到《蘭亭序》這個名字的是《世說新語》，該書云：「王右軍得

　　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2.《世說新語》成書較早，作者劉義慶

　　生於 403 年卒於 444 年。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僅 42 年，作者寫作條件優越，

　　資料豐富，將一篇從文字到書法都是偽造的《蘭亭序》收錄其中是難以使人

　　置信的。當然《世說新語》也有訛錯，但發生這樣的大問題看來是不可能的。

　　據《溫韜傳》記載：

　　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拙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蜒直 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林，林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 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對《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有人寄希望於真跡從昭陵出土，以作出一槐

　　定音的結論。看來這種想法不一定能實現，由此可見現存的各種版本的《蘭

　　亭序》是非常珍貴的。

　　有人從《蘭亭序》的風格力證其偽，認為王氏豁達樂觀，而文章基調悲

　　觀低沉。有人從王氏《蘭亭序》本身力證其真，「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

　　人的思想感情，是隨著事情的發生而發生、發展而發展、變化而變化的。縱

　　觀歷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一篇之中，往往是「興盡悲來人《蘭亭序》前

　　面高亢，後面低沉，也不例外。郭沫若從出土壤三國誌》殘卷及五種墓誌，

　　椎論書體與當時不合，而論證其偽，有人則以與當時流行之書體比較，並無

　　不合，而論證其真。筆墨官司，看來要長期打下去，是否有結論？也許像荷

　　馬《伊利亞特》一樣，永遠也沒有結論，但學術上的價值，卻誰也否定不了。

　　《蘭亭序》的真偽是一個複雜而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多年來學術界尚未

　　取得一致意見，人們也只好擇善而從了。

　　三、關於帳中遇險

　　王羲之少年時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寵愛，有一次王敦帶他到帳中，並在那 裡留宿。早上王敦先起來，王羲之仍睡著。王敦出去了片刻，便與錢風回到

　　帳中1.錢鳳是前來勸說王敦謀反的，王、錢兩人在密謀之際，王敦突然想起 王羲之仍在帳中，此事如洩漏出去，是要遭殃的。王敦是個殺人如麻、心狠

　　手毒的人，此刻他準備下毒手。王羲之對於王、錢倆人竊竊私語的內容聽得 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們發現他聽見了他倆的講話，是件極其危險的事，

　　後果不堪設想。當王敦前來察看時，王羲之假裝熟睡，王敦以為侄兒未聽見 他們交談的內容，這才罷休。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臨危不懼，機智有謀。上

　　述軼事源於《世說新語》。《世說新語·假譎》是這樣記述的：「王右軍年

　　1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文字部分，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第 47 頁。辯才又稱辨才，

　　原文照引。

　　2 《世說新語·企羨》。

　　3 《舊五代史》卷四○《溫韜傳》。

　　1 《世說新語·假譎》引《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於也。好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 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

　　減十歲時，1大將軍（王敦）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 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

　　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而被褥2,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 起3,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熟眠，

　　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世說新語》所述《晉書·王羲之傳》未採納， 而是根據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親王舒的傳中。《晉書·王舒傳》云：

　　「允之字深□。總角4,從伯敦謂為似己，恆以自隨，出則同輿，人則共寢。 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

　　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 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

　　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這件事究竟發生誰的身上，歷來看法 不一。

　　王敦與錢鳳共謀逆事是指王敦以誅劉魄為名起兵於武昌以前，即公元

　　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 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晉之前。王羲之出生年雖有爭論

　　但不外乎公元 303 年、321 年。王、錢共謀兵反的事與王羲之「年減十歲」

　　不符。「年減十歲」，「減」作少於、不及解，「年減十歲」自然已與十歲

　　相差不遠，根據已掌握的資料，上述軼事如發生在王羲之身上，「其年齡與

　　事情發生的年代上有牴牾」。

　　如果上述事情發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於 342 年，四

　　十歲逝世，出生年代與王姜之相同即 303 年。《晉書·王舒傳》先敘述王允

　　之字深猷。爾後從未成年的「總角」寫起，從敘述的邏輯上我們領會到「帳

　　中假醉」躲過殺身之禍，是「總角」以後發生的事。粗一看年齡與事件的發

　　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細分析，並無牴觸。「時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省，

　　敦許之。」王舒拜廷尉是 323 年，王敦與錢鳳起兵反叛是 324 年，這在時間

　　上沒有矛盾。

　　《晉書》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寫了宣帝、武帝兩紀和陸機、

　　王菱之兩傳後論，其重視程度非同一般。再說唐大宗對王姜之書法佩服得更

　　是五體投地，上述軼事對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據證明是王羲之

　　之事，《晉書·王羲之傳》是絕不會棄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會將此事移至

　　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於「諸書皆雲王允之事」的輿論壓力，《晉書》的編撰者不得不

　　恢復事情的本來面貌。至於《世說新語》為何張冠李戴，將工允之的事移到

　　王羲之傳中。有人認為那是因為王羲之名氣大，撰寫者將好事集中他身上，

　　是有這種可能的。

　　四、王羲之是否有代筆人

　　在王羲之「失郡」以後是否有一位代筆者？一直是個疑 案。這個疑案的源頭，在《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陶弘景在

　　1 年減十歲時，沈校本為「年裁十歲時」。

　　2 乃陽吐汗頭面被褥，「陽」原作為「剔」，據沈校本改。

　　3 方憶右軍未起，「憶」原作誤為「意」，據沈校本改。

　　4 總角——男女成年前束髮為兩結，形態如角，故稱總角。

　　給梁武帝蕭衍的信中寫道：「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 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

　　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 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

　　年之譏。」有人常引用這一資料，證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並非出自他的親筆。 那末代筆者是誰呢？後來推測是任靜，也有人說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

　　員。對代筆一事有人卻持否定態度。楊臣偉曾在《書法研究》上提了質疑1.

　　他認為王羲之告誓辭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級王述。辭官後無官 一身輕，他自己感到是一個天賜的良機，他仍熱愛生活，關心他人。辭官沒 有使他一蹶不振，萬念俱灰，「失郡」決不是他「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

　　（代筆）」的原因。王羲之辭官後，「採藥不遠千里」，說明他身體狀況不 差，他晚年雖患有多種疾病，但握筆作書還是不成問題，使人代筆看來不可

　　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從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筆人技藝超群，「逸少亡 後，於敬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王獻之完全模仿代筆者

　　的字，模仿的結果僅僅是相似，從王羲之辭官到梁武帝開國一百五十多年， 為何沒有一個人透露過這一消息？

　　陶弘景曾為梁武帝鑒定過所藏法書，作品卷帙共五卷，他 對「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作了具體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屬於

　　王羲之作品的「雜跡」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誰。對於無法弄清作者的， 加了評語，沒有一件被認為是代筆者所書。「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

　　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很明顯，發現王羲之代筆者的是梁武帝。哪些書跡 是梁武帝聖旨標題為王羲之的代筆者所書？沒有下文。代筆的問題除了陶弘

　　景所說以外，其他古籍如《法書要錄》均沒有提及，既然代筆者是梁武帝發 現的，還用得著陶弘景嘮叨嗎？梁武帝曾在《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說：「逸

　　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說明王羲之學習鍾書以後 其書法作品具有鮮明的個性，如果承認王羲之有個代筆者，辭官以後的作品

　　全是別人所書。怎麼能說王羲之寫的字意疏字緩呢？楊臣偉認為所謂「皆使 此一人（代筆）」是件子虛烏有的事，是陶弘景編造出來的故事。楊臣偉的

　　觀點是值得重視的，他的觀點集中於一點就是王羲之沒有必要請一個人為他 代筆，每個正常人的行為是有動機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無目的請人為

　　他代筆。現在剩下的問題是陶弘景又為何要向梁武帝編造那個故事呢？這是 出於何種目的？楊臣偉認為梁武帝對王羲之的書法推崇備至，□□但梁武帝

　　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條面前又惶惑了，為了使梁武帝體面地擺脫困境， 又撈得一項「發現權」，所以陶弘景胡編了一個「代筆人」的故事。這僅是

　　一種推測，缺乏有力的證據，不太容易服人。筆者認為對於上述問題尚待進 一步探討。

　　1 楊臣偉：《王羲之末年「皆使此一人（代筆）」的質疑》，《書法研究》1991 年第 1 期。

　　附：王獻之評傳 第一章 生平及其思想風貌

　　王獻之生於東晉建元二年（公元 344 年），卒於太元十一年（公元 386 年），享年四十三歲。一說卒於太元十三年（公元 388 年），生年相同，享

　　年四十五歲。字子敬，官至中書令，故又稱王大令，是王羲之第七子，他與 其父齊名，人稱「二王」，父為「大王」，他為「小王」，唐代有人將他們 父子倆合稱為「羲獻」。

　　王羲之曾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管轄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部分地 區，治所設在九江市（古稱江州、潯陽），這便是王獻之的出生地，大約在 他八歲左右，隨父遷居會稽。

　　一、少有美譽

　　《晉書·王獻之傳》云：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王獻之在年幼之時就能鎮靜自若地處置突發事件，表現出非凡的才能1. 與其兄王徽之在屋內，突然房子失火，這時王徽之連鞋子也來不及穿就愴惶

　　出逃了，而年幼的王獻之卻毫不慌張，神情恬然，徐呼左右扶出。有一天夜 間臥於齋中，小偷潛入室內，盜物將盡，這時王獻之不慌不忙地說：「偷兒，

　　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嚇得小偷鼠竄而逃。有一次王獻之與其兄王 徽之、王操之到謝安家，二兄多言俗事，而王獻之不多言語，只是寒暄而已。

　　坐客問謝公王氏兄弟優劣，謝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謝安說：「吉 人多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2很顯然謝安把訕於言作為一種美德看待的，

　　因為孔子曾經這樣認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3.王獻之熟讀古籍，年 紀很小時便能準確地運用一些典故。有一次他看到門生們摴蒱4,其中一方力

　　量微弱，定會敗北，他引用《左傳》中的一句話說：「南風不競」5,人們感 到十分驚奇，但又輕視他，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王獻之 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1便拂衣而去。

　　二、工草隸善丹青

　　王獻之自幼受到良好的書法教育，有人說他五六歲開始學習書法，有的

　　1 《晋书·王献之传》。

　　2 《晋书·王献之传》。

　　3 《论语·里仁》。

　　4 《资治通鉴》九三《晋记》注：「晋人多好摴蒱，以五木掷之，其采有黑犊，有雉，有卢，得卢者胜。」

　　5 《春秋传》曰：「楚伐郑」。师旷曰：「不害（不害怕，不可怕），吾骤歌《南风》，南风不竟，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曰：「歌者吹律以咏入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说法不一。

　　1 《晋书·王献之传》。《世说新语·德行》云：「《刘尹别传》曰：『惔字真长，沛国萧人也，汉氏之后。真长有雅栽，虽革门陋巷，晏如也。历司徒左长

　　史、侍中、丹阳尹。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

　　认为「学书之始，大约在七岁前后」。最初的老师是卫夫人和他的父亲王羲之。当时卫夫人年事已高，她写了一篇《大雅吟》给王献之以资鼓励。他的

　　这位表姑奶奶谢世后，王献之的书法就由王羲之亲授。祖上留下的枕中秘—

　　—《笔论》，这时成了教科书。王羲之还写了正楷《乐毅论》以作书法教材。王献之从最基本的执笔方法学起，切实做到指实掌虚。有一次，他父亲从背

　　后掣其笔而不脱，感叹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献之和几位长兄如王凝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同时学习书法，后来都有成就，但王献之比

　　他们高一筹。王羲之是一位杰出的书法教育家。他本人转益多师，所以他知道研习书法不能只限于某一家，某一种书体，他对儿子的教育亦是如此。王献之在向父亲学习时，特别注重学习张芝草书。

　　有人认为，王献之学习张芝书法是在王羲之死后，看来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王羲之还健在时，他就曾建议父亲将张芝变章草为今草的经验用于创制行草书。如果他没有仔细研究过张芝草书，怎能向父亲提出很有见地的建

　　议呢！王献之与他父亲一样，学书不仅限于一门，也不是专攻一体，对名家之长兼收并蓄，在向传统、向别人学习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

　　格。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名师教育学生不能以自己的作品为标准，而是要超过自己，创造出新的风格。

　　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轰之的教育在王献之身上达到了理想效果，项穆曾道：「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1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工

　　草隶，善丹青□□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关于书壁大字，虞和《论书表》云：

　　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纱□，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正、草诸体悉备，两袖及褾略周。年少觉王左右

　　有凌夺之色，掣□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袖耳。

　　关于王献之的学书经过，他在《论书表》中有这样的记述：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

　　势仿佛。其文章不续，难以究识。后载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扬州市上。一老母姓沉，名光姜，惠臣一餐，无以答其意，臣于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债，近观者三，远观者二，未经数日，遂获千金。

　　很显然这是虚构的故事，是王献之编造出来的神话。孝武帝司马曜要求王献之用小楷写出他学书的经过和秘诀，当时王献之实在不愿从命，但也不敢违命，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他编造的故事写出来，这样不但

　　可以交差，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此事迷惑了不少人，连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也信以为真，他的《劝学篇》说：「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

　　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山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1孙过庭却根本不相信王献之遇到神仙的事，告诫人们「以斯成学，孰愈而墙」，以此求学书法，会碰壁的。

　　王献之与他的父亲王羲之一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很小的时候就学习绘画，善画畜兽一类的动物，据传曾有《渥

　　1马宗霍辑：《书林藻鉴》卷六，卷五九，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版。

　　1 [宋]陈思：《书苑菁华》。

　　洼马图》、《画符及神》各一卷留传后世。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桓温，赏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駮牸牛，甚妙。」2中国画的山水画泼墨、泼彩就

　　是将墨、颜色随意倾倒在宣纸上，然后根据气势和形状进行皴染、勾画，表现出山峦、树石、沟壑、飞瀑，泼墨写意需要很高的技艺，否则一榻糊涂。

　　王献之将笔误落染在扇子上的墨团画成一头妙趣横生的牛，可见他的绘画功力不同一般。绘画讲究「意在笔先」，「应物象形」，在这里全颠倒了，成

　　了「意在笔后」、「应形象物」了，这是一个特例罢了，一切艺术规律都是相对的，这就是艺术辩证法。

　　三、婚姻与仕途

　　子女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婚姻操心。古今一样。不过在婚姻是「父母之命」的古代，做父母尤感责任之重大。王献之的父亲王羲之自然也不例外，他曾有《与郗家论婚书》，书云：「□□献之，字子敬，少

　　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仰与公宿旧通家，光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惟命。」1经过订婚等一番过程，王献之在他二十二岁（365

　　年）与表姐郗道茂正式结婚。当时王羲之已经去世，郗道茂父亲郗昙也不在人间，在王献之母亲的主持之下，郗道茂过门到了王家。王献之与郗道茂从小在一起长大，

　　可谓青梅竹马，婚姻算是美满的。王献之的这门亲事不像他的父亲带有政治色彩，是亲上亲。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上层人士的婚姻总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公元371

　　年，王献之与郗道茂离异，诏尚简文帝女新安公主。新安公主又称余姚公主、新安愍公主，名司马道福。道茂、道福仅一字之差。新安公主很受父亲简文帝、母亲徐贵人（徐淑媛）的宠爱，后来将她许配给桓温的

　　儿子桓济。作为驸马的桓济并不安分守己，他与其兄桓熙密谋杀害叔父桓冲

　　（桓车骑）。桓冲「累迁车骑将军，都督七州诸军事」2.桓冲「生性俭素、而谦虚爱士，言不及私，以国计为重，与谢安有将相之和，对谢多有谦让，

　　忠言嘉谋每尽心力，胸怀博大」1.桓济谋杀叔父未遂，阴谋败露后，朝野议论纷纷，影响很大。桓温早有谋夺君位的野心。所以桓济谋杀叔父，实际上

　　是反对朝廷反对皇帝之举。有鉴于此，桓济被流放长沙服刑苦役。这时简文帝决定将新安公主改嫁王献之，并拔擢王献之为中书令。王献之在《别郗氏妻》写道：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 岂谓乖别至此，诸怀□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邪？俯仰悲咽，实无己无已，惟当绝气耳。

　　王献之与郗氏离婚以后，心情极度内疚，离别自己的妻子永不得见面， 俯仰悲咽在情理之中。王献之与妻离异成了简文帝的驸马，后人均抱谴责态

　　2 《晋书·王献之传》。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2 《世说新语·夙惠》。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

　　度，「别妻一帖，俯仰悲咽，既笃伉俪，何不为宋大夫之却湖阳乎？」2意思是说王献之为何不像宋弘拒绝湖阳公主那样呢？后汉时期，帝姐湖阳公主婚

　　后不久，丈夫亡故。帝劝其改嫁，公主云：「宋公（弘）威仪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公主坐在屏风后，弘被帝引见，帝曰：「谚言

　　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对公主说「事不谐也」。由于宋弘态度坚决，不肯与原来的妻子离婚，公主

　　改嫁于他的事，只好作罢。原来王、郗两家关系十分亲密，王献之的几位长兄见大舅郗愔十分恭敬有礼，「常蹑履问讯，甚修舅甥之礼。」王献之与郗氏离婚后，特别是郗愔之子郗超死后，情况大不一样，见郗愔「皆着高

　　展，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甚至「命席便迁延辞避」，郗愔对此很气愤，感慨道：「使嘉宾（郗超）不死，鼠辈敢尔！」郗

　　超有盛名而且获宠于桓温，桓温掌握实权，对于郗超的父亲谁也不敢怠慢，而今郗超已经过世，情况自然就不同了。1

　　王献之与新安公主结婚后，双方感情并不深厚，故引出一段与侍妾的风流韵事。「复缠绵妾侍，发其讴吟。」王献之曾为侍妾桃叶作歌词两首，在江南广为流传。歌词是：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桃叶答王献之《团扇歌》三首云：

　　七宝画团扇，粲烂明月光。

　　与郎却暄暑，相忆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憔悴无复礼，羞与郎相见。

　　桃叶心中很明白，王献之与她相善，是填补感情上的空虚，亦或看重她的美貌容颜，当她岁增憔悴时，又怎样呢？会不会像石崇对待其爱婢翾风那样，被退为「房老」，被主人遗弃呢？所以桃叶的答歌与翾风的《怨诗》有

　　相似之处，有顾影自怜的意味。诚然，王献之与桃叶的感情与石崇有不同之处，但正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所云：「中书风流，上掩季伦（石崇），但无颜对郗姊耳。」

　　关于王献之离婚的原因古籍很少涉及。《中兴书》云：「其离婚之故不

　　2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

　　1 《世说新语·简傲》、《晋书·郗超传》。

　　2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我自来迎接」，《艺文》为「我自迎接妆」。

　　3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独使我殷勤」，《艺文》为「独使我缠绵」。

　　可知。」后人以为王献之因「门无男子」（妻无生育能力）1,根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名教信条与郗氏离婚的。笔者认为这种意见缺乏说服力。

　　有人说王献之与郗氏离异不是出于他的主观意愿，这也有矛盾。《晋书》云： 「起家州主簿、秘书郎，转丞，以选尚新安公主。」这里用了「选尚」一词，

　　「尚」即娶帝王之女的意思，连起来便是选娶新安公主，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强迫的迹象。郗超死后，王献之就不愿意见大舅郗翾了，其原因是郗惜有「终焉之志」。王

　　羲之曾说「吾素自无廊庙志」、「不乐在京师」，王献之却不同，从文献看他从未说过这类话。他一直在京城做官，颇顺当。但再娶前官位都比较低，因王导、王敦早已去世，王氏家族在朝廷的地位与权势也不比以前「王

　　与马，共天下」的时代，他想进一步密切与帝室的关系，为升迁作好铺垫，以便再现昔日的辉煌。事实也是如此，他与新安公主结婚以后就得到中书令

　　的官职，参与国家管理，成了掌握重要机密、决定政策的人。所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说他：「乌衣贵游，宠荣过盛」，「子敬通

　　婚帝胄，豪贵自喜」。然而王献之心理上也是有矛盾的，他总感到有负于结发的前妻，每当他想起此事，心里总是充满着怨恨和后悔，「恨人神之道殊

　　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他借书写曹植的「洛神赋」抒发自己对郗道茂的怀念之情。

　　他临终前「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古代文献对于王献之的仕途，政治生涯，记载寥寥，至于政绩更没有可靠资料。这也许是他担任的官职多属机要，有关消息当时不能外传的缘故吧！王献之二十四岁（公元367

　　年）为州主簿，相隔一年后任秘书郎，后转丞。公元372年选尚新安愍公主，做了简文帝司马昱的驸马。公元376年，王献之被谢安请为长史。公元381年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公元385

　　年升为中书令，这可是一个拥有大权的官位，它的主要职责是掌握机要，制订政策，发布命令。王献之死后朝廷追赠他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以示表彰。

　　王献之在世时名望很高，是当时做人的楷模。孝武帝为晋陵公主选婿时，曾将他作为参照的标准。「主婿但如刘真长、王子敬便足。」谢安也曾说： 「阿敬近撮王（导）、刘之标。」

　　刘惔对自己要求很严，「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匠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刘惔对人的识别很敏锐，能知人善任。他早知桓温有野心，曾对皇帝建言： 「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在桓温伐蜀时，许多人认为不可

　　能取胜，刘惔则认为必克，结果正如他所说。他力荐张凭，很得人心。刘惔是王献之父辈的人物，王献之非常敬仰他，将他作为自己的榜样。「谢车骑

　　问谢公：『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尚使人不能已。』」1《语林》曰：「羊驎因酒醉，抚谢左军谓太傅曰：『此家讵复后镇西？』太傅曰『汝阿见子敬，便沐浴为论兄辈。』」

　　王献之有很高的声望，名重一时，连一些著名人士对他都非常敬佩，甚至要休浴后才去见王献之，以与王献之称兄道弟而引为自豪。

　　1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大令集题词》。

　　1 《世说新语·赏誉》。谢车骑即谢玄。太傅即谢安，谢玄为谢安的侄儿。

　　四、思想风貌

　　《晉書》說王獻之「風流為一時之冠」。王獻之曾對謝安說：「公故瀟 灑」，謝安回答道：「身不瀟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2在東晉，名 士們都是瀟灑的，否則是稱下上名

　　士，在上層社會更是無立足之地。 「風流」、「瀟灑」是一種思想風貌和精神品格。追求自我價值和自我

　　表現，這在王獻之身上充分體現出來，他蔑視禮教，率性而行，無拘無束。 王獻之從會稽經過吳郡，聽說那裡有個名叫顧辟疆的1,有個私人名園（兼

　　住宅），他們素不相識，但王獻之也不招呼一聲，便長驅直入。當時雖然沒 有像今天一樣立法，有私闖民宅罪，然而總是不合情理的。王獻之遊覽結束

　　時，指手劃腳，大加評論。這時顧辟疆正在園內會見賓友，王獻之卻旁若無 人，不加理睬。顧辟疆以為他所見的陌生人仗勢無理，胡作非為，故勃然大

　　怒，氣憤地說：「做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

　　之傖耳。」2「便驅其左右出門。 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可見王獻之對此毫不在意，若無其事，在他看來一切禮俗都是不必要的。 王獻之清高整峻，不交非類。有一次他到謝安家中，當時才華出眾的習

　　鑿齒正巧也在坐3,按照當時的禮貌應當與習鑿齒並榻，王獻之徒倚不坐，公 引之與習對榻。其原因是習鑿齒出身寒士，又有足疾，故不與習井榻。事後

　　胡兒4曰：「子敬實自清立，但為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1後來劉 謙之在《晉紀》中云：「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王獻之率真任性，

　　肆意直言。他曾對王孝伯說：「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台 上妓。」2羊祜（221—278），字叔子，西晉大臣，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

　　西南）人。魏末任相國從事中郎，參與司馬昭的機密，晉武帝曾與他籌劃滅 吳。他文武雙全，以清德稱，人稱羊公。臨終時「舉杜預自代」。他死後「南

　　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眾人見碑落淚，杜預 命名此碑為墮淚碑。因祜與戶是同音，荊州人唯恐對羊祜不敬，將戶稱之為

　　門，將戶曹改為辭曹。有人認為王獻之對羊祜的不滿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因 為羊祜是蔡邕的外孫，即蔡文姬的姨侄，他對王獻之的從祖王衍、王戎信口

　　雌黃，不結合實際的空談，非常反感，嘗抑而制之。所以王衍、王戎對羊祜 多詆毀，王獻之受其影響，故有放誕之言。筆者認為主要是思想觀點方面的

　　分歧。清談也可稱空談，是魏晉風流的主要特徵，羊祜反對空談，說明羊祜 的觀點與「風流為一時之冠」的王獻之觀點相左。他們兩人雖然生活在不同

　　2 《世說新語·賞譽》。

　　1 《世說新語·簡傲》引《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2 傖耳：罵人的話，猶言傖夫，鄙夫，傖俗之人。

　　3 《世說新語·言語》：「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闢為從事。歷治 中、別駕，遷榮陽太守，」

　　4 謝朗，小字胡兒，謝安的侄兒。

　　1 《世說新語·忿狷》。

　　2 《世說新語·言語》。

　　時代，但王獻之也對羊祜不屑一顧，很輕視。 王獻之在人際交往中，從不顧忌禮俗，情面，沒有絲毫的虛偽和矯飾，

　　一切唯求其真。太元二年（公元 378 年）新建造的太極殿落成，謝安想請王 獻之題榜，但難以直言，因為當時題榜並不像今天是一件很高雅、很榮耀的 事，可能晉

　　人將此看成是工匠之役，鄙俗的行為。所以謝安便轉彎抹角用拭探的口 氣說：「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凳書之。

　　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1王獻之已知謝安用意， 便嚴肅地說：

　　「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 謝安再不勉強他了。 謝安與王獻之父親是同輩人，私交也很深，他沒有因王獻之不題榜而發

　　怒、記恨。不過在那種時刻會使任何人感到難堪的。謝安是一位善解人意、 會靈活處理尷尬局面的人，他把活題一轉，問：「君書何如君家尊？」王獻

　　之答道：「故當不同。」謝安曰：「外論不爾。」答道：「人那得知。」孫 過庭在《書譜》中道：

　　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2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 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 事資尊顯;勝母之裡，曾參不入。

　　據《晉書》記載，王獻之並沒有說：「故當勝」。退一步說王獻之就是 說了他的書法勝過他父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當時對

　　王獻之書法評價很高，「故當勝」也並非徒語，夜郎自大。謝靈運曾經說過： 「公（王獻之）當勝右軍。」李嗣真在《書品後》也曾同意這種說法。這都

　　是學術上的事，問題不在於「故當不同」變成「故當勝」，關鍵是「立身揚 名，事資尊顯，勝母之裡，曾參不入」。是《孝經》中的一段話，孫過庭用

　　此來說明王獻之大逆不道。這實在是「硬裝斧頭柄」，牽強捏造，藝術上的 高下與孝敬父母有何相干！難怪包世臣在《藝舟雙揖》中憤慨地說：「姿意 污蔑，是不可以下辨。」

　　無論在歷史上或在現實社會裡，兒子勝過父親比比皆是，而且在宏觀整 體上看是一個規律，否則就下會有社會的進步。孫過庭將王獻之說「故當勝」

　　之類的話與《孝經》的道德倫理標準相聯繫，指責王獻之對父親的不孝，這 是不公正的，理應受到批評與遣責。題榜這一事件說明了兩點：「獻之於書 頗自矜重」，1這是其一，其二是謝安很賞識王獻之的書法。

　　然而，南朝宋泰始年間書法家虞龢在《論書表》中記述了謝安批退王獻 之佳書的故事。王僧虔也曾說過，謝安「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虞、王

　　1 《晉書·王獻之傳》：「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

　　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凳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 宜絕此法。』獻之知揣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簿之不長。』

　　安遂不之逼。」

　　2 虞龢《論書表》與孫過庭《書譜》有相似文句。

　　1 馬宗霍輯：《書林藻鑒·書林記事》，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

　　兩人離東晉時間不長，況者王僧虔的曾祖父王洽是王羲之的堂兄弟，王僧虔 與王獻之出於一個士族，兩人所說是比較可信的。這與《晉書·王獻之傳》

　　謝安請王獻之題榜不是有矛盾嗎？既然謝安看不上王獻之的書法，為何又要 請他題榜？反過來請王獻之題榜為何又要批退王獻之佳書，有時還將王獻之 的作品裂作校紙呢？

　　《晉書》作者房玄齡，是與唐太宗同時代的人，唐太宗貶低王獻之，如 果沒有足夠的依據《晉書》是不會如此記述的。其實上述兩件事跡並不矛盾，

　　謝安有時輕視王獻之的信札，那是草書，而不是全面否定王獻之書法。而他 所欣賞王獻之的書體，是真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這是不足為奇的。

　　王獻之對於謝安的要求也不是一概拒絕的，據馬宗霍《書林藻鑒·書林 記事》記述1:

　　謝奉起廟，悉用棐材。羲之取棐書之滿床，奉收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 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

　　王獻之剛正仗義，從下隨波逐流，事事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能從總體 上正確公正地評價一個人的功過。謝安死後，王廙得知這一消息，對王獻之

　　說：「欲哭謝公」。王獻之十分讚賞地說：「所望於法護」。2謝安死後，朝 廷在贈禮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多有爭議。唯有王獻之，徐逸力排眾議，表 彰申述謝安的忠勳，王獻之上疏云：

　　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 及至載宣威靈，強滑消殄。功勳既融，投□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咋，陽

　　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譴綣，實大晉之俊輔，義篤於曩臣矣。

　　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由於王獻之據理力爭，孝武帝終於給這位

　　宰相加殊禮。服藥是東晉名士的一大特徵，不少人受到毒害而至死不悟。王

　　獻之對服「寒食散」、「礜石」，有較清醒的認識。黃伯思《東觀余論》在

　　評王獻之書一節中曰：「《靜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

　　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雲深可疑也。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塚，其人在

　　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

　　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鸛

　　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於敬之語實然。」2

　　1 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2 《世說新語·傷逝》：「法護，珣小字」。

　　1 《晉書·王羲之傳》。

　　第二章 創作思想及書法藝術

　　一、變通古法的創作思想

　　王獻之在父親的輔導下學習書法，為後來學張芝的草書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王獻之沒有就此滿足，他深知學習別人、學習古人並不是藝術的最終目 的，借鑒別人、古人是為了藝術創造，進行藝術創造就不能拘於古法。早在

　　王獻之年輕時，他的這種創造意識就非常強。

　　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令窮偽略之理， 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

　　1

　　張懷瓘在《書議》中也講述了這件事，所不同的是「大人宜改體」下面 沒有「逸少笑而不答」這句話，而增加了「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

　　亦局而執」等語。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王獻之對父親所寫的章草，感到不滿。 「在王獻之看來，羲之的字不夠闊舒（宏逸）、不夠簡括（偽略）、不夠恣

　　縱（草縱之致），有點侷促而矜持（局而執）。」1所以用勸說的口氣說「古 之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改體」。

　　《書估》認為： 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稿行之間有興合作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

　　家尊才可為其弟子爾。 王獻之勸其父改體，態度是嚴肅的，真誠的，積極的，是從發展書法藝

　　術出發的。 王獻之所說的「稿」，張懷瓘有個明確的解釋，「稿」亦草也，因草呼

　　稿。所謂「稿行之間」的書體，即指行草書。這種書體能與「往法」保持相 當的距離，以新的面貌出現。王獻之不但在小時候臨習過張芝的作品，而且

　　一直潛心研究張芝的一筆書，能「明其深指」。張芝的今草「字之體勢，一 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窮偽略之理，

　　極草縱之致」，就是對一筆書的特徵而言的，主要指氣脈貫通。所謂「偽略 之理」，「偽」就是不求符合六書的規範1.

　　「略」，就是省略合併點畫曲折。「偽略」、「草縱」實際上是張芝變 章草為今草的主要之點和表現形式，因為一筆書書寫速度快，不可能符合六 書規範，許多點畫也只好省並，甚至點畫的形態和位置也要改變。王羲之寫

　　了大量的行草書，這種書體字字獨立。王獻之的行草書是吸收了張芝一筆書 的草縱樣式，加以改造，這就是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於「稿

　　行之間」的新型書體。這種書體既有別於其父王菱之，也規避了張芝一筆書 的今草。「法既不定，事貴變通」是王獻之書法藝術重要的創作思想。變通

　　指不拘恆常。《易。系辭下》云：「變通者趣時者也。」趣時即趨時。《南

　　1 王玉池：《王羲之》，紫禁城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

　　1 六書即文字聲音義理的總匯。（一）漢許慎《說文解字·敘》：「《周 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 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

　　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周禮·保氏》鄭 玄注「六書」則為「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六者。以後各家雖 互有 異同，然不外宗班述許，宋鄭樵《通志·六書略》所言甚詳。（二）王莽時 使大司空甄豐校六書之部。改

　　定古文時有六書，即：古文、奇字，篆書、左書、 繆篆、鳥蟲書。（轉引自《書法辭典》）

　　齊書·劉休傳》雲，「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 不復貴之。休好右軍法，因此大行。」說明王羲之書法帶有較多成分的古意。

　　東晉書法藝術發展很快，書法審美觀點不斷變化，以追求新妍為時尚。王獻 之認為王羲之的書怯應該改變那種「微古」的面貌，隨宜變更，符合時宜， 用現代畫家的話說便是「筆墨當隨時代」。

　　法則、規範是人們在實踐中的經驗總結，無視和盲目地違反破壞法則、 規範不利藝術創作。王獻之非常重視法度。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張懷罐

　　《二王等書錄》：

　　獻之嘗與簡文帝（司馬昱）十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卿存之。」

　　王獻之十分自信地認為自己的書法作品符合法度（合作）是值得珍藏的。 但是法度不是僵死的，一成不變的。它們是發展的，辯證的。要創新，有時

　　必須突破某些法則和規範，墨守成規在藝術上不可能有所建樹。秦牧在《辯 證規律在藝術創作上的運用》一文中說：「墨守成規，不敢於創造也決然和

　　客觀事物發展規律不相容的。」在許多情況下只有「反經」才能「合道」。 藝術史告訴我們「法」總是不定的，所謂「丹青無定法」也是這個意思。「法

　　既不定」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信手塗鴉，而是要創造，要變，通過變化使之 通達。自由和法則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石濤說：「凡事有經必有權，有

　　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勸於化。」我們在瞭解規矩

　　（經）的同時，必須懂得規矩的變通性，在了解法度的同時必須知道運用法 度的靈活性。這一觀點，正是王獻之「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的理論的發展

　　與具體化。王獻之的書法學王姜之，但其面貌煥然一新。清王文治曾說：「欲 脫右軍習氣，乃為善學右軍。□□所謂『反經合道』是也。」

　　王獻之勸王羲之改體時，「逸少笑而不答」這很符合父親的身份，父親 感到兒子的一番話頗有見地，很是欣慰。當時王獻之正是十五六歲，到他十 七八歲時王羲之就逝世了，其間相隔一兩年，故王羲之的「微古」的書法並

　　未得到多少改變。

　　對於王獻之的「破體」，有人認為王羲之書法不乏其態，說明王羲之亦 嘗用此法，只是沒有鞏固罷了。到了王獻之手中，更加熟練、突出，變無意 為有意。其實，這並非問題的實質，如此說來王獻之的破體並沒有什麼大的

　　價值和創造性。關鍵是王獻之汲取了張芝一筆書的草縱樣式，而王羲之是字 字獨立的行草書，兩種書體，迥然不同。王獻之的行草書，氣勢貫通，飛揚

　　縱肆，具有獨特風貌。王獻之在書法創新時多用郗家法，有人認為王獻之與 前妻離異以後，對郗氏懷有很深的留戀之情，故寫字多用郗家法。筆者認為

　　王獻之原來是繼承的王家法，融進郗家法是書法創作的需要，這樣做的結果， 與父書「故當不同耳」。使他的書法妙極神理，博古通今，有鮮明的個性。

　　王獻之的字，字形偏長，線條流便，其用筆稱之為「緩異」。緩異，有 人認為是晉人的書風，而王獻之更加緩異。王羲之書「思慮通審，志氣和平，

　　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這是對緩異的贊語。所謂「緩音，慢也、寬也， 松也、婉也、和也;異者，驚奇、奇怪、不相同、另外的、新的」。緩異就 是「清緩之韻」、「極力奔放」。

　　王獻之的書法極富個性，有著鮮明的特色。他創造的行草夾雜的「破體」，

　　《文章志》認為是「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如果說王羲

　　之在真行方面闖出了一條新路，那末王獻之在行草上寫出了自己的面貌，他 們各具特點都是前無古人的。

　　二、書法藝術

　　由於王獻之在書法創作上「改變制度，別創其法」，所以他的書法的藝 術性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他所創造的「新體」受到人們的青睞，在晉末和劉 宋時期，他與他的弟子羊欣成為書法權威。《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云：

　　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

　　在這一時期王獻之的書法影響很大，覆蓋面極廣。人們甚至不知道大名 鼎鼎的鍾繇，對於王羲之也是一佯，他們的「舊體」已被人們遺忘了。

　　不過時王獻之書法也不是始終一個聲音，在南朝梁對其書法就有不同評 價，袁昂曾說：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河洛」是指兩 條河流，一是黃河，一是洛河。黃河、洛河流域，也就是中原地帶。按照秦

　　漢時代的民俗，在一定時候，倜儻風流、驕嬌華美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 率 *** 歡，「玩庶且富，娛樂無疆」。這種民風開放使河、洛少年享受愉悅，

　　但他們不免有點故作聲勢，使人難以忍受。袁昂暗喻王獻之書法雖然筆勢飛 動，雄武神縱，所謂「一筆書」不免有點拖拉做作。梁武帝不同意袁昂的看 法，他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是：

　　超群絕眾，無人可擬。如河洛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皆悉充悅前 沒有「雖」，語氣上沒有轉折，「耐」與「能」古音近義通，此文的結尾成 了舉體沓拖而不可「能」了。

　　梁武帝認為：

　　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衡，比 之鍾、張，雖勍敵，仍有擒蓋之勢。

　　據《書估》記載，對當時（公元 313—741）蔡邕、皇象、韋誕、曹喜、 邯鄲淳、師宜官、劉德升、衛夫人、王珣等人的書法作品的評價均在王獻之 之下。

　　《墨林快事》認為王獻之的字，筆畫勁利，態致蕭疏，無一點塵土氣， 無一分桎梏束縛，非勉強倣傚可以夢見。到了唐代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唐 太宗李世民竭力貶低王獻之，他說：「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

　　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蘗而 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贏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欽□□以茲播

　　1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

　　1马宗霍辑：《书林藻鉴》卷第六、五六。

　　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1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顶礼膜拜，高度赞赏，一褒一贬形成很大反差，难道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吗？我们如

　　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会感到唐太宗以他帝王之尊将王献之书作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公道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论》中说钟繇擅美一时，而不能尽善;

　　萧子云虽擅名江表，然而仅得成书。这些最富盛名的书法家「皆誉过其实」， 「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此人」那就是王羲之，很显然，唐太宗在书法上只敬服羲之一人。对此，宋代书法家米芾对唐太宗的心理作过

　　这样的分析：「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世南）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 2米芾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说服力尚不够。人们也许

　　会问，在此以前工献之的书法影响很大，其地位不在王羲之之下，海内不复知有钟（繇）王（羲之），那末唐太宗为何不贬王羲之，褒扬王献之呢？晋

　　末至宋齐对书法崇尚重妍而轻质的风格。虞和说「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而王献之的书作正好与此审美观点相吻合，故受到欢迎。唐代儒家学说再度

　　受到尊崇，中和含蓄的书法美学思想占了上风，孔子追求的尽善尽美成为当时重要的艺术标准，所以唐太宗褒大王贬小王除了米芾分析的原因之外，还与当时的审美时尚、唐太宗个人喜爱有关。

　　唐太宗的《王羲之传论》发表一百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窦泉云：

　　幼子子敬，创草破正，雍容文经，踊跃武定。态遗妍而多状，势由己而靡罄。天假神凭，造化莫竟。像贤虽乏乎百中，偏悟何惭乎一圣。1

　　窦氏竟斗胆发表与唐太宗相左的意见！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唐玄宗笃志王献之《桓山颂》，故王献之的书法风行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绝不会因此对窦臮兴师问罪。再说窦氏对王献之的评价相当谨慎，虽然对王献之

　　冠以「圣」字但前面还有「一」字，不过是书圣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在书坛的影响很深，余威还起一定的作用。王献之的书法，唐以前一直受

　　到尊崇，他在世时和死后一段时期很多人学习他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羊欣学王献之的字可以乱真，当时流传这样的话：「买王得羊，不失所

　　望」。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竭力贬低王献之，情况急转直下，有人将有子敬署名的作品去掉其名字，更有什者，索性将王献之名字改为羊欣等人，这

　　样便产生了一种戏剧性的结果，原来是由羊乱王，后来便由王乱羊了2.王献之书法受贬大约在公元627—649年，恢复名誉大约是713年—756年，其间，他的作品损失是惨重的。

　　由于唐太宗的高度评价和推崇，确立了王羲之的一尊地位，但学术上的一家之言是很难维持多久的。唐代著名书论家，张怀瓘在他的《书议》中对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作了评论：

　　或问曰：此品之中，诸子岂能悉过于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长短。诸子于草，

　　1 《晋书·王羲之传论》。

　　2 [宋]米芾：《书史》。

　　1 [唐]窦臮：《述书赋》。

　　2沈尹默：《书法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3版。

　　各有性识，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

　　无戈干括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颂有论。

　　这一评论中的「诸子」主要是指王献之，是褒意。另一方面告诉人们王羲之并非完美无缺，各种书体独一无二，王氏父子在书法创作中各擅所能，各有各的价值与贡献。

　　如果说上述评论褒王献之，贬王羲之言辞过于偏激，那么下面一段话说得就比较平和全面。

　　他说：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

　　又处其中间。无借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直，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为最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

　　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张怀瓘还对王献之

　　书法的艺术特色作了概括，他说：

　　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弟子尔。子敬神韵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 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

　　三、代表作

　　书法是视觉艺术，百闻不如一见，研究某一书家，了解别人的评论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看看具体作品。现就王献之的代表作，作如下分析。洛神赋《洛神赋》是三国时期的曹植所作。书法史上的《洛神赋》是王献之

　　用小楷抄写古文的书迹名品。真迹后来是书于麻笺上的，到了唐代已散帙不全，宋高宗得到九行，后归贾似道，又觅得四行共十三行，刻于碧玉般的端

　　石上，故有《玉版十三行》、《洛神赋十三行》之称。玉版几次流入民间，

　　1982年为北京市文物商店所购，现藏首都博物馆。王羲之曾写《乐毅论》令王献之临习，王献之的楷书是在学习其父亲书

　　法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笔风。张怀瓘认为王献之「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他还说：「子为神骏，父得灵和，固为百代之楷法。」

　　王羲之的楷书肃穆庄严，是从钟繇书法中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出钟繇法犹存其中，显得惇厚、端正、质朴，而王献之楷书，以笔画特别是捺笔见长而增其美俏。结体疏朗，给人以轻松快意、骏利放逸、妩媚秀丽之感。

　　《洛神赋》历来评价很高。董逌《广川书跋》云：「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法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整严，非善书者不能。」赵孟俯说：「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二百五十字，字画神

　　逸，墨采飞动。」清代书画家蒋和说：「《玉版十三行》章法之妙，其行间

　　1 [唐]张怀瓘，《书议》。

　　2 [唐]张怀瓘：《书估》。

　　空白处，俱觉有味。」有人认为《洛神赋》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谓之千古不朽之作。

　　鸭头丸

　　《鸭头丸》是中国书法吏上的名作，因帖首有「鸭头丸」三字而得名，

　　真迹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帖仅两行十五字，是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文云：

　　「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帖早在《宣和书谱》中已有著录，定为王献之作品，后来，宋高宗认

　　为是王羲之书。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敕赐此帖与柯九思。柯九思仔细

　　研究，发现不是王羲之书，而是王献之书。明代陈继儒《妮古录》说：「今

　　皇帝天藻飞翔，雅好书法，每携献之《鸭头丸》、虞世南临《乐毅论》、米

　　芾《文赋》以自便。」可见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一稀世珍宝。

　　《鸭头丸》通篇随意潇洒，行笔流畅，其字势字形富有变化，结体散朗

　　多姿，俯仰顾盼。「不」、「佳」、「与」是正的，其他字均有俯，有仰，

　　就是一个字「故」字，其「古」俯首，而反文却有后仰之势。此帖仅有两句，

　　每句开始时蘸墨一次，由润到枯，形成润与枯、浓与淡的对比，有一种节奏

　　感。姜夔《续书谱·用墨》云：「凡作楷，墨欲于，然不可太燥。行、草则

　　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这乃是书家的经验总结。「当必」二字

　　连笔而书，因「必」笔画不多，与前后茂密的笔画形成对比，使整幅作品有

　　疏有密。张怀瓘对王献之的草书作过这样的评价：

　　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转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

　　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这篇著名作品虽然字数不多，

　　却表现出王献之外拓的笔法和非凡的气势，显示了「丹穴凤舞，清泉龙跃」

　　的艺术风格。

　　中秋帖

　　《中秋帖》传为王献之的代表作之一，前人对此帖多有疑议。张丑在《清

　　河书画妨》中说此帖不是真迹而是唐人临本。吴升《大观录》则认为此帖「书

　　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此曾见于

　　米氏《书史》，自为元章（米芾）所临无疑。」

　　相传此帖原来称为《十二月帖》，全文共三十二字：「十二月割至不？

　　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等大军。」《中

　　秋帖》是从《十二月帖》临出，其中略去了一些文字。据米芾的《书史》记

　　载，他曾以宝玩书画从苏激那里换来《十二月帖》作为自己的收藏。米芾收

　　藏古代书画十分丰富，他临摩本领极高，所临作品可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

　　米芾将其真迹自己保存起来，以节临《十二月帖》而成的《中秋帖》示人。

　　这样《中秋帖》作为王献之的真迹流传下来。这种分析意见是可信的。虽然

　　《中秋帖》与《十二月帖》存有一定差异，其结字神态、用笔习惯，留有米

　　芾的书法痕迹：少方笔过圆骨，但仍接近于王献之的书风。这并不影响其艺

　　术价值。

　　《十二月帖》并不是纯粹的草书而是行草相杂。行书易识，草书流便，

　　两者结合在一起，面貌一新，从而一改古质的旧体而成为今妍的新体。

　　1 [唐]张怀瓘：《书断》。

　　《中秋帖》字字相连，索回曲折，一笔直下，一气呵成，给人以潇洒飘逸之感。褚遂良曾题曰：「大令《十二月贴》」;米芾称赞道：「运笔如火

　　着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1这种一笔书对抒 *** 感特别适合，故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赏识和推崇。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火箸画灰」，今天不少论著都将它写成「火筋画灰」，其原因是古籍所载为「火莇画灰」，「筋」是「箸」的异体字，「莇」少一笔就使人莫名其妙了。

　　1 [宋]米芾：《书史》。

　　第三章二王书法比较及影响

　　一、二王书法比较

　　王献之与其父亲王羲之都是中国书法史上伟大的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卷首就这样说过：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古往今来，许多评论家在评述王羲之时联系王献之，在评述王献之时联

　　系王羲之，将他们父子的书法相互对比，不少人用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评鉴，往往扬此抑彼，见仁见智，褒贬下一。唐太宗李世民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尽

　　善尽美，而将王献之的书法说得简直是一败涂地，此事前面已论及，毋庸赘述。

　　有人认为王献之不及王羲之。李唐后主说：

　　子敬俱得右军之体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

　　南朝齐王僧虔（王洽的重孙）曾说：

　　献之远不及乃父，而媚趣过之。

　　有人認為就某一書體來說王獻之超過了王羲之，發展了王羲之的書法藝 術。

　　唐代李嗣真在《書後品》中道：

　　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風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自，或跳海移山，翻 波簸岳。

　　虞龢在《論書表》中說：

　　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 之。

　　有人認為王獻之與王羲之在書法藝術上各有特色，更有人認為他們兩人 在書法史並駕齊驅。

　　孫過庭在《書譜》中說：

　　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 莫不鼓努為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

　　張懷瓘對王羲之和王獻之書法的不同藝術特色這樣說：

　　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據禮樂，則獻不繼羲。又云：

　　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2.

　　黃山谷說：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

　　無風塵氣似二王者。3黃伯思在《東觀余論》中說：羲之諸子，皆得家范，而大令之書特 知名。而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

　　明豐坊《書訣》說：

　　右軍用筆內棍，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半，故精神散 朗而入妙。

　　沈尹默认为，「羲之如金」，沉着含蓄，即「内擫」笔法;「献之如玉」，即「外拓」笔法。他认为内撅如锥画沙，收敛意多，是古隶笔法;外拓如屋漏痕，豪放、飘逸，古质而今妍，是今草笔法。

　　王献之、王羲之有不少相同之处，最主要、最明显一点是与东晋其他名士一样， *** 超逸，神姿高彻，出尘脱俗，率性而行，不受任何束缚，自由自在。一言以蔽之，潇洒。现代作家王蒙说：「潇洒也是一种心态，一种精

　　神，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是一副饱经沧桑而又自得其乐的欢愉□□潇洒也是一种风度，一种胸襟，一种大度，一种精神的解放，一种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1

　　王献之、王羲之怀着这种心态、精神、风度去进行书法创作，必然会冲破成规的束缚，不拘于法，使其书法作品呈现出一种潇洒之美。王献之的书法乃是于「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王世贞曾说：

　　大令书神情散朗，姿态超逸，有御风餮霞之气，令人作天际真人想。1

　　这是人格与书格的统一，「风格即人」也是这个意思。潇洒风流是二王

　　思想面貌的写照，也是他们书法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元、

　　明时代很多人效法。王世贞在《艺苑危言·附录》中评论赵盂俯的某些作品

　　时说：「尤遒媚潇散，有王会稽父子风。」

　　我们还可以从美学的视角，审视一下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美分秀美

　　和壮美，也就是古代所说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三羲之、工献之的书法，

　　都传于秀美一路，古代用「媚」进行品评概括。王澍在他的《虚舟题跋·文

　　征明隶书千字文》中道：

　　羲之书《兰亭》，破坏秦汉浑古风格，为后世妍媚者开前路。

　　1 [唐]张怀瓘：《书议》。

　　2 [唐]张怀瓘：《书议》。

　　3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

　　1王蒙《风格散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页。

　　1 [明]王世贞：《艺苑危言·附录·淳化阁帖十跋》。

　　对于王献之来说，其书法艺术在「媚」这一点上有所发展和前进。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评论王献之书法时云：

　　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道家扬柔抑刚，崇尚阴柔之美，东晋时代大多数名士、学人信仰道教，所以「媚」是很高的审美评价。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评论丘迟诗风时，有「点缀映媚」之语，「媚」，显然是褒意。就在这时代的张怀瓘却说：「逸

　　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后来有人将「媚」与「媚俗」、「媚世」、「献媚」引伸联系，甚至相提并论，「媚」便含有贬义了。其实没有

　　阴柔的秀美也无所谓阳刚的壮美，它们是相反相成的统一体，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美都不可缺少。对于壮美、秀美在个人爱好上人们有权选择，但厚此

　　薄彼，进行褒贬、扬抑，不是正确之举，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书学》中说：

　　一人之身，情致蕴于内，姿媚见乎外，不可无也。作书亦然，古人之书，原无所谓姿媚者。自右军一开风气，遂至姿媚横生，为后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谓姿媚为大病者，非也。

　　「姿媚」、「媚趣」是一个美学概念，原有特定的含意，应该正名。以「媚」称著的二王书法将世代相传，流芳千载，使人们得到轻松愉快的美的享受。

　　王氏父子自小都是出生在显贵豪门之家，生活环境优裕，受过良好的书法教育，有趣的是他们年幼时都们于言。「二王」相比，毕竟各自的境遇、经历不同（例如王羲之仕途多舛，而王献之仕途通达），他们的艺术风格、

　　特色以及他们的书法给人的艺术感觉也不尽相同，结形取态也有差别。在这方面评述不少，现分列如下。

　　王羲之王献之龙跃天门，虎卧凤阁。惊风拨树，大力移山。刚健中正，流美而静。

　　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簪据礼乐。逸气纵横。清韵为主，奔放次之。

　　奔放为主，清韵次之。字以骨势胜。字以媚趣胜。

　　笔画略短。笔画偏长。用笔内擫，收敛为主。

　　用笔外拓，放纵为主。

　　藏锋为多，节奏舒缓。露锋较多，节奏较峭急。

　　就总体而言，书法家的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在一般情况下区分起来并不困难，但有时候对某些作品来说就很难裁决。展览筛选书画作品，最初很容易在众多的作品中剔除一些相形见绌的作品，但后来再分优劣就困难了，

　　有人认为这件作品是上品，有的则发表不同看法，究其原因是有些作品在一个层次上。

　　王献之与王羲之的书法，他们的艺术水平都比较高，几乎是在一个层次上。一定要准确地分出他们的高下来，笔者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各有特色，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成就、贡献。有些评论家（包括

　　书法家）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喜好以及出于某种需要所下的结论含有不少主

　　观因素。正因这样，有些评述不尽相同，有不少是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也不足为

　　怪。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不等于说王献之、王羲之在任何方面都是等量齐观

　　的。就现有材料看，王羲之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影响要比王献之大，王羲之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王献之在知名度方面也不如王羲之。

　　「比世皆高尚于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亦然。」

　　有人根据陶弘景上述的一段后断言：如果不是唐大宗为大王宣扬，并极力践

　　踏小王，书圣的桂冠早已旁落小王了□□这种论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

　　「书圣」的桂冠戴在王羲之头上是名副其实的，毫不过誉。的确，王献之应

　　该恢复其历史地位，但没有必要矫枉过正。王羲之获得「书圣」盛誉是历史

　　的公正回报，并非唐太宗宣扬的结果。张怀瓘在列出崔缓至王献之十九人后，

　　说：「在千百年间得其妙者，不越此十余人。各能声飞万里，荣耀百代，惟

　　逸少笔迹道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王羲之现存的作品

　　已很有限了，就从这些不多的作品综合分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看，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几乎也是后无来者。

　　二、二王书法之影响

　　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东晋以前的楷书带有涉重的隶意，王羲之摒弃了楷书的隶意，创造了楷

　　书的新的体段。我们见到的《黄庭经》、《乐毅论》、《曹娥碑》、《东方朔画像赞》等楷书与今天的楷书在形态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王羲之为楷书的嬗变作出了划时代贡献。

　　王羲之创造的新体行书，历来被视为行书的「法典」。《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纯正典雅的行书规范」，成为人们学习的起点和目标。

　　王羲之在扬弃章草和张芝今草的基础上，创造了新型的今草，形质虽不连属，但神采贯通。

　　虞和在《论书表》中道：「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未二王称英。」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古今特绝」的四贤。王献之「极能小真书」，楷书劲直疏秀。行草书，优游神骏。他创造的「破体」，「一笔书」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王羲之「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

　　1王献之「隶（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2他们

　　博精诸体，成就斐然，发展全面。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以其极高的艺术

　　品位使人们为之析服。「右军书法万代所宗」，3千百年来被人们作为范本，

　　「心摹手遁」，争相临摹、仿效，可以毫不夸张他说，中国历代书法家，几

　　乎无一不从他们的书法艺术中汲取营养，所以说二王为发展中国书法艺术起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马字霍辑：《书林藻鉴》引《别传》文。

　　2 「唐〕张怀瓘《书断》。《晋书·王羲之传》称：「工草隶」。

　　3 《书林藻鉴》引崔希仲语。

　　由于王羲之、王献之精于各种书体，特别是楷书、行书单字意识极强，非常讲究单字的形体美、结构美。在文字使用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体系、

　　权威，使汉字的字形、体态得到相对的稳定，为汉字的规范作出了贡献。他们创造的新体快速流便，易于普及，这对积累和传播文化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羲之的一些书法理论，不少人认为是伪托，不可信，笔者在《关于王羲之的书论》一章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里不再重复，但有必要说明的是，

　　在一些名人名篇中，引用「右军之语」一般都认为是真实的。例如：「倾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1「子敬飞白大有意。」2

　　「书弱纸，强笔;强纸，弱笔□□」 3 「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4「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5

　　上述大家承认的这些言论，其价值作用不可低估。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被视为正宗的

　　中国传统艺术加以学习与传播。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早在中唐时代就传人日本，一说是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的。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接受日本僧荣睿、普照大师的请求，毅然发愿东渡日本。前五次都失败了，第六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他的弟子一起东渡成功，到达日本。

　　日本真人元开所撰的《唐大和上东征传》，详细记载了鉴真带到日本的物品，其中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日本早期著名女书

　　法家安宿媛（光明皇后）曾经认真临写过王羲之的《乐毅论》，其笔力遒健，被誉为「日本第一小楷」。日本平安朝初期，僧人最澄来唐学禅、学法，他

　　的字脱胎于唐代的《怀仁集王圣教序》，是日本「三笔」之前第一流书法家。所谓「三笔」是指空海、桔逸势和嵯峨天皇，他们是奈良时期派到唐朝留学

　　的，他们学习研究中国书法很有成绩。据说唐宪宗曾命空海补写过宫廷屏风上的王羲之法书缺字。嵯峨天皇的字严整浑厚，是学欧阳询的，而欧阳询又是学王羲之的。代入之，嵯峨是王羲之书法在日本的又一传人。

　　唐亡以后，从日本崛起的「三迹」书怯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仍香烟不断。所谓「三迹」，是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滕原行成三位书法家的誉称。道

　　风学王羲之书法很有成就，号称「羲之再世」。佐理学王羲之书法与日本民族书法结合起来，其作品益臻完美，被誉为「当代第一名家」。日本人把「三

　　迹」归纳为：「道风得羲之骨」、「佐理得羲之皮」、「行成得羲之肉」。

　　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日本书坛许多书法家醉心于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对日本书法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1虞稣：《论书表》，孙过庭《书谱》也引过，文字大同小异。

　　2虞稣：《论书表》，孙过庭《书谱》也引过，文字大同小异。

　　3 [唐]虞世南：《笔髓论》，传为王羲之《书论》。

　　4 [唐]虞世南：《笔髓论》，传为王羲之《用笔赋》。

　　5传为王羲之《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均有类似言论。

　　附录

　　王羲之·王献之年表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一岁

　　此年仍处于八王之乱中，河间王乂、成都王颖举兵讨太尉、长沙王义。惠帝逃出洛阳。陆机、陆云为成都工颖所杀，陆机有《平复帖》传世。

　　王羲之生于此年，有陶弘景《真诰·注》、尚杲《瀑布山展墓记》、张怀瓘《书断》为证。

　　惠帝永安元年（304年）王羲之二岁匈奴人刘渊称大单于，建汉国，称汉王。李雄称成都王。

　　惠帝永兴二年（305年）王羲之三岁

　　王羲之父上旷，原为丹阳太守（治所在南京），在此年十二月右将军陈敏反晋攻秣陵时，弃官而逃。

　　永兴三年（306年）王羲之四岁东海王越入洛阳先后杀七王，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结束。十一月惠帝被毒杀，司马炽即位，为怀帝。王雄称帝，国号大成。

　　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王羲之五岁王旷首建过江之策。王导携钟繇《尚书宣示表》过江，后传羲之。永嘉二年（308年）王羲之六岁刘渊称汉帝，以蒲于（今山西隰县）为都。永嘉三年（309

　　年）王羲之七岁

　　王羲之父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与刘聪交战，超、融阵亡，而告失败。从此上旷行踪、史无记载，后人有多种猜测。

　　王羲之此年开始学习书法，卫铄为启蒙老师。

　　永嘉四年（310年）王羲之八岁

　　王敦奔建邺琅邪王睿处。睿任其为安东军咨祭酒。汉刘渊卒，于刘和继位，刘聪杀刘和，自立为帝。

　　永嘉五年（311年）王羲之九岁六月汉刘曜等陷洛阳，俘怀帝并将其押迁平阳，杀晋官，掘诸陵。中原十族南迁，十二月镇军长史周■投奔琅邪王睿，并见王导。永嘉六年（312年）王羲之十岁

　　过江士族名流王导、周■等于新亭饮宴。王羲之伯父王庾为鄱阳内史。

　　永嘉七年（313年）王羲之十一岁

　　晋怀帝被汉刘聪杀害。太子司马邺在长安继位，为■帝。任琅邪王睿为左丞相。为避司马邺之讳，八月改建邺为建康。

　　憨帝建兴二年（314年）王羲之十二岁

　　传王羲之发现父亲枕中《笔论》，书大进。卫夫人说：「此儿必见用笔决也，妾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

　　建兴三年（315年）王羲之十三岁

　　「年十三，尝谒周颌，■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先割啖羲之，由是始知名。」（《晋书·王羲之传》）

　　建兴四年（316年）王羲之十四岁十一月刘曜进兵关中，陷长安，愍帝降，被解押至平阳，西晋灭亡。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王羲之十五岁三月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改元建武，史称东晋。

　　十二月愍帝被刘聪所杀。

　　建武二年（318年）王羲之十六岁三月晋王睿称帝，为元帝，改元大兴。王羲之以伯父王廖为师学习书画。大兴二年（319年）王羲之十七岁

　　六月，汉上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冬，石勒称大将军。赵王（史称后赵）。大兴三年（320年）王羲之十八岁

　　祖逖胜后赵兵，收复雍丘（今河北杞县），黄河以南归晋。谢安、孙绰，郗昙、司马里生于此年。

　　大兴四年（321年）王羲之十九岁祖逖因北伐无望，忧郁病发，卒于雍州。永昌元年（322年）王羲之二十岁

　　正月王敦举兵于南昌，东进建康，王导率宗族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王敦攻入石头城杀周■、戴渊、刁协，刘隗投奔后赵。元帝卒，太于绍继位，为明帝。王导辅政。

　　王■卒。

　　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羲之二十一岁王导为司徒，郗鉴为尚书令。

　　郗鉴向王导求婿，王导令前来的门生任选，当时正坦腹东厢的王羲之被

　　选中。

　　太宁二年（324年）王羲之二十二岁

　　六月工敦再次反晋，王导、郗鉴等讨敦。七月王敦病逝。其官兵溃散。

　　太宁三年（325年）王羲之二十三岁明帝卒，五岁太子衍继位，为成帝。庾氏太后（庾亮妹）临朝。王导、庾亮辅政。

　　王羲之起家秘书郎在此年前后。

　　成帝咸和元年（326年）王羲之二十四岁

　　《晋书》本传云：「在郡两年而苏峻作逆。」苏峻作逆在咸和二年十一月，七推该是此年。

　　咸和二年（327年）王羲之二十五岁十一月苏峻、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反晋。十二月徙封琅邪王昱为会稽王。咸和三年（328年）王羲之二十六岁王羲之为会稽王（昱）友。

　　二月苏峻陷建康。五月苏峻迁帝于石头城。陶侃、温峤、庾亮

　　等讨伐苏峻。九月苏峻战死。

　　咸和四年（329年）王羲之二十六岁

　　诸军破石头城，杀苏峻弟苏逸。祖约奔石勒。石勒取长安，前赵灭亡。

　　咸和五年（330年）王羲之二十八岁石勒称皇帝，以祖约不忠于晋为名，杀祖约。王坦之生。

　　咸和六年（331年）王羲之二十九岁

　　后赵兵侵犯武进、安县（今江苏太仓），被郗鉴击退。咸和七年（332

　　年）王羲之三十岁

　　王羲之由会稽王友，改授临川太守。晋襄阳再次为后赵兵陷。

　　咸和八年（333年）王羲之三十一岁七月，石勒死，子弘立，石虎自为丞相。咸和九年（334年）王羲之三十二岁

　　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召请，赴武昌，任参军，累迁长史。石虎自立为天王。

　　咸帝咸康元年（335年）王羲之三十三岁晋大旱，会稽出现人食入现象。咸康二年（336年）王羲之三十四岁王羲之叔父、尚朽仆射王彬卒。咸康三年（337年）王羲之三十五岁

　　王羲之于吴兴为官在此年前后，慕容■称燕王，史你前燕。

　　咸康四年（338年）王羲之三十六岁

　　王导为太傅，后为丞相，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庾亮与郗鉴笺，起兵废王导，郗鉴反对，事未成。

　　咸康五年（339年）王羲之三十六岁七月王导卒。八月郗鉴卒。咸康六年（340年）王羲之三十八岁

　　正月，庾亮卒。庾亮临终前「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咸康七年（341年）王羲之三十九岁王羲之卸任江州刺史，由王允之接任。王羲之《敬伦帖》书于此年。王羲之从兄三彬之子王兴之《王兴之墓忐》书于此年，此墓志

　　1965年1月于南京出土，井引发了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笔战。

　　咸康八年（342年）王羲之四十岁

　　成帝卒，康帝继位。瘐冰、司马昱辅政。王羲之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

　　就。

　　王允之卒。

　　康帝建元元年（343年）王羲之四十一岁

　　七月庾翼（稚恭）准备北伐。王羲之有《稚恭进镇帖》，赞赏庾翼北伐主张。帖称：「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进镇，东西齐举，想克定有期。」

　　建元二年（344年）王羲之四十二岁王献之一岁

　　康帝卒，子聃继位，是为穆帝，年仅两岁，褚太后临朝称制。庾冰卒。

　　王献之生。

　　穆帝永和元年（345年〕王羲之四十三岁王献之二岁

　　庾翼卒。

　　《颜谦妇刘氏墓志》刻于此年。

　　永和二年（346年）王羲之四十四岁王献之三岁

　　会稽王昱辅政，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桓温出兵攻蜀。王羲之与谢安（有人认为是谢尚）并登冶城，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永和三年（347年）王羲之四十五岁王献之四岁桓温攻克成都，李势降，成汉亡。周抚留为益州刺史。会稽王昱为抗衡桓温引殷浩参朝政。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答殷浩书》、《严君平帖》。《谯周有孙

　　帖》书于此年。

　　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四十六岁王献之五岁

　　桓温加征西大将军。

　　《王兴之妇墓志》即《王兴之墓志》的另一面刻于此年。永和五年（349

　　年）王羲之四十七岁王献之六岁

　　有人认为王羲之与谢安共登冶城在此年。

　　后赵石虎称帝。

　　卫夫人卒，享年七十八岁。

　　王羲之《司州供给帖》、《司州疾笃帖》、《太常司州帖》书于此年。

　　永和六年（350年）王羲之四十八岁王献之七岁

　　王羲之苦求于出守宣城郡，未获朝廷准许。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四干九岁王献之八岁

　　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下献之从父学习书怯，王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王羲之《辞郡帖》、《恭命帖》、《此郡帖》等书于此年前后。

　　永和八年（352年）王羲之五十岁王献之九岁王羲之劝阻殷浩北伐，未能奏效。有《与会稽王笺》、《遗殷浩书》。王羲之引孙绰为右军长史。王羲之认为自己在书法上「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

　　王献之观门生■蒲，曰：「南风不竞」。

　　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五十一岁王献之十岁殷浩不听王羲之劝告再次北伐，结果大败。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孙绰、谢安、郗昙、王献之等四十一人，于

　　山阴之兰亭修祓禊，大家饮酒赋诗。王羲之为诗集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亦称《临河序》）。

　　永和十年（354年）王羲之五十二岁王献之十一岁东土饥荒，王羲之开仓赈贷并致书谢尚。王述力扬州刺史。王羲之轻视王述，耻为其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

　　稽为越州。行人失辞，人为时贤所笑。」

　　王羲之书《运民帖》。桓温以殷浩失败为由，上疏废浩为庶人。恒温独揽大权。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五十三岁王献之十二岁王羲之称病去郡，三月告誓于父母墓前。从此归隐，尽山水之游，■钓

　　为娱。

　　与周抚《今在田里帖》、《来禽帖》、《吾前东帖》等，书于此年前后。

　　永和十二年（356年）王羲之五十四岁王献之十三岁

　　七月桓温自江陵北伐，八月收复洛阳，修复诸陵。王羲之书有《旧京帖》、《丧乱帖》、《破羌帖》等。

　　升平元年（357年）王羲之五十五岁王献之十四岁

　　王羲之辞官后，与道士许迈交往甚密，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游名山，泛沧海。

　　王羲之书《旦夕帖》在此年。谢尚卒。王修卒。钟繇《宣示表》随葬。

　　升平二年（358年）王羲之五十六岁王献之十五岁王献之劝其父王羲之改体。晋会稽王昱任谢万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都督、豫、冀、并四州诸军

　　事，王羲之书《与桓温笺》，《昨得熙书帖》、《贤室委顿帖》 、《群从凋

　　落将尽帖》等。

　　王羲之《与桓温笺》指出谢万无军事才能，不堪重用。后又致书谢万，

　　劝其与士卒同甘共苦，谢万未纳。

　　升平三年（359年）王羲之五十七岁王献之十六岁

　　谢万、郗昙攻燕，大败，谢万致书王羲之云：「惭负宿愿」。王羲之答书：「此禹汤之诫」。

　　升平四年（360年）王羲之五十八岁王献之十七岁谢安从兄谢尚逝世，弟谢万破废。谢安为谢氏家族始出仕，官为桓温征西司马。

　　王羲之《谢司马帖》书于此年。

　　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五十九岁王献之十八岁

　　穆帝卒，成帝长子丕继位，为哀帝。王羲之致周抚《登汶岭帖》、《年垂百顺帖》书于此年。王羲之卒。朝廷赠金紫光禄大夫，诸子遵父嘱不受。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年）王献之十九岁二月燕派吕护攻洛阳，桓温派兵前救。七月吕护阵亡，燕退兵。哀帝兴宁元年（363年）王献之二十岁

　　桓温以征西■郗超为参军。王■为主簿。王献之兄王徽之为桓温参军。

　　兴宁二年（364年）王献之二十一岁

　　桓温为扬州牧。葛洪卒。

　　兴宁三年（365年）王献之二十二岁二月■帝卒，弟奕继位，为废帝。王彪之为尚书仆射。

　　益州刺史周抚卒。

　　王献之与郗道茂结婚。

　　海西公太和元年（366年）王献之二十三岁

　　著名僧人支遁（字道林）卒。

　　太和二年（367年）王献之二十四岁

　　王献之为州主簿。

　　太和三年（368年）王献之二十五岁

　　尚书令、卫将军王述卒。

　　太和四年（369年）王献之二十六岁

　　桓温攻燕初胜，燕求救于秦，后桓温大败，秦王攻洛阳。王献之为秘书郎，后转丞。太和五年（370年）王献之二十六岁正月秦王攻入洛阳，前燕亡。

　　王献之弟于羊欣生。

　　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年）王献之二十八岁

　　会稽王显即位，为简文帝。桓温杀殷涓（殷浩之子）、庾倩、庾蕴、庾柔等。王献之与简文帝书十纸，题曰：「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

　　咸安二年（372年）王献之二十九岁简文帝卒，太子曜继位，为孝武帝。王献之选尚新安愍公主，与原配郗氏离婚。王献之为桓温画扇，笔误落，改画乌■■牛。王献之尝经吴郡，直驱顾辟疆名园。

　　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王献之三十岁桓温卒。

　　宁康二年（374年）王献之三十一岁王献之《卫军帖》书于此年。宁康三年（375年）王献之三十二岁

　　五月王坦之卒，临终致书谢安，仍为国担忧。

　　太元元年（376年）王献之三十三岁

　　王献之被谢安请为长史。王献之《奉对帖》书于此年。

　　太元二年（377）王献之三十四岁王彪之、孙绰、郗超皆卒于此年。王献之《授衣帖》书于此年。太元三年（378年）王献之三十五岁

　　七月太极殿落成，谢安请王献之题榜，遭王献之拒绝。

　　太元四年（379年）王献之三十六岁

　　二月前秦陷襄阳，五月陷盯胎。六月晋军收复盱眙、淮阴。太元五年（380

　　年）王献之三十七岁

　　工肃之为膘骑府咨议。

　　太元六年（381年）王献之三十八岁

　　王献之为建威将军、吴兴大守。

　　太元七年（382年）王献之三十九岁

　　十月秦苻坚会众臣商讨攻晋事宜。

　　太元八年（383年）王献之四十岁

　　八月秦苻坚率兵近百万自长安南下攻晋。十月淝水之战，晋兵以少胜多获大胜。谢安临危不惧，潇洒自若，传为美谈。

　　太元九年（384年〕王献之四十一岁

　　王献之之女王神爱生。

　　太元十年（385年）王献之四十二岁

　　王献之为中书令。谢安卒，对其赠礼有异议，上献之、徐邈上疏，陈述谢忠勋，孝武帝遂加殊礼。

　　太元十一年（386年）王献之四十三岁王献之《地黄汤帖》书于此年。工献之卒，卒前，家人为其上章首过，问其有何得尖。对曰： 「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王羲之家族世系简表

　　笔阵图

　　[晋〕卫夫人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暗于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

　　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今删李斯《笔妙》，更加润色，总七条，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贻诸子孙，永为模范。庶将来君子，时复览焉。

　　笔要取崇山绝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其笔头长一寸，管长五寸。锋齐腰强者。其砚取煎涸新石，润涩相兼，俘津耀墨者。其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角胶，十年以上，强如石者为之。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凡

　　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学光大书，不得从小。

　　善鉴者下写，善写者不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从其息而用之。

　　一、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陆断犀象;

　　■、百钧弯发;

　　■、万岁枯藤;

　　入、崩浪奔雷;

　　习、劲弯筋节。

　　右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

　　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

　　意前笔后者胜。又有六种用笔：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

　　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像其形。斯道妙矣，书道毕矣。

　　王羲之·王献之主要书迹目录

　　王羲之孔恃中帖丧乱帖

　　乐毅论二谢帖黄庭经得示帖东方朔画赞

　　妹至帖兰亭序大道帖姨母帖长风帖初月帖

　　瞻近帖上虞帖龙保帖寒切帖旃罽胡桃帖快雪时晴帖

　　其书帖七月帖此事帖都下帖三月帖

　　远宦帖雨后帖平安帖郗司马帖何如帖

　　逸民帖奉橘帖丝布帖行穰帖积雪凝寒帖游目帖

　　服食帖

　　频有哀祸帖知足下帖天鼠膏帖奉告帖朱处仁帖鲤鱼帖

　　七十帖月半哀悼帖邛竹杖帖永兴帖

　　盐井帖四月廿三日帖旦夕帖极寒帖严君平帖

　　虞休帖

　　胡毋帖建安帖儿女帖侍中帖谯周帖

　　敬豫帖汉时帖清和帖诸从帖追寻帖成都帖

　　袁生帖药草帖知宝帖来禽帖适太常帖

　　胡桃帖司州帖清晏帖里人帖虞安占帖

　　想弟帖奄至帖重熙帖日月如驰帖二谢帖诸贤帖

　　谢光禄帖秋中帖月半帖散势帖知念帖

　　衰老帖皇象帖咋得帖远妇帖

　　不快帖阮生帖嘉兴帖独坐帖省飞白帖黄甘帖

　　太常帖先生帖得万书帖此郡帖多日帖

　　豹奴帖舍于帖破羌帖择药帖省书增感帖昨见帖

　　官奴帖雪候帖圣教序知远帖兴福寺

　　碑遇信帖

　　伏想清和帖王献之

　　运民帖

　　八日帖洛神赋

　　转佳帖鸭头丸帖

　　大热帖甘九日帖

　　吾唯帖地黄汤帖

　　西问帖中秋帖

　　中郎女帖鹅群帖

　　发疟帖十二月帖

　　如常帖送梨帖

　　狠毒帖相过帖

　　冬中帖诸舍帖

　　丘令帖永嘉帖

　　采菊帖鹅还帖

　　增慨帖授衣帖奉别帖不谓帖

　　承别帖吴兴帖

　　余杭帖先夜帖

　　节过帖阿姨帖

　　夏节帖阿姑帖

　　岁尽帖月终帖

　　卫军帖

　　兰亭宴集四十二人名单兰亭诗集作者（二十六人）与无诗者（十六人）：

　　右将军王羲之琅讶王友谢安司徒左西属谢万

　　前余杭令孙统左司马孙绰中军参军孙嗣

　　散骑常侍郗昙颖川庾友颖川庾蕴行参军

　　曹茂之上虞令华茂荣阳桓伟

　　陈郡袁峤之王玄之王凝之

　　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

　　工彬之王蕴之行参军王丰之郡功曹魏滂镇郡司马虞说郡五官谢绎

　　行参军徐丰之徐州西平曹华会中十一人诗两篇成：

　　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统孙绰袁峤之王凝之王肃之

　　工徽之王彬之王丰之

　　十五人诗一篇成：

　　孙嗣郗昙庾友庾蕴曹茂之华茂桓伟王玄之王涣之王蕴之

　　徐丰之魏滂虞说谢绎曹华

　　十六人诗不成各饮酒三觥：

　　前余杭令谢藤侍郎谢瑰行参军邱旄府主簿任凝王献之行参军杨模府主簿后绵

　　任城吕系参军孔盛参军馏密府功曹劳夷前长岑令华耆镇国大将军卞迪

　　任城吕本彭城曹湮山阴令虞谷

　　（四十二人名单录自清人韩炼《兰亭集》目录）：

　　关于《兰亭序》真伪的笔战

　　一书法史疑案又起争议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临河序》、《楔序》、

　　《禊帖》，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

　　（公元353年）3月3日，名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山

　　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并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记

　　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法帖相传之本，共有二十八行，三

　　百二十四字。《兰亭序帖》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

　　代帝工重臣竭力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扬，被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

　　历史上仍然不断有人提出疑议，谈论它的真伪。清代学者李文田就曾指出，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真迹，不仅从书法上说来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

　　也有问题。

　　郭沫若经过考证，于1965年5月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

　　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章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

　　不符合工羹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

　　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

　　墓志不同，认为是隋唐人所伪托的赝品。一—他在稍后几年写的《新疆新出

　　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回顾这次讨论，概括地重述了他的

　　看法：「《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

　　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

　　并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文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

　　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1965年6月，郭沫若这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

　　《光明日报》（6月10日至11日）和《文物》杂志（第6期）同时发表。

　　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同意此文的观点，写了一篇《<兰亭>

　　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在多处讲到「窃

　　以大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高

　　的文稿写成后，曾先寄给章士钊看过。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7

　　月14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 *** 「评鉴」，希能「得以公表」。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 *** 。他在信中介绍了高二适的简况，同时

　　推荐高文，希望能够发表。章士刽在信中写道：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

　　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着文驳之。铡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

　　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

　　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刽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于处理，感逾身受。耑此借叩政绥

　　章士钊谨状

　　该生致刽书附呈，不须赐还。

　　七月十六日

　　 *** 看过高二适的文章和信以及章士钊的来信，7月18日曾覆信给章士刽说：「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己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

　　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

　　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

　　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等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柳文》上部，盼即寄来。」同日， *** 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老。

　　他在信中写道：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向立群同志问好。

　　毛译东1965年7月18日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郭沫若接得此信，非常高兴。他同意 *** 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 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

　　二争议在报纸上展开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

　　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

　　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

　　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

　　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

　　妄言之。」其后郭沫若写道：「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览』，又是『睿赏』，凡是

　　唐太宗所过目的，便 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 *** 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 *** 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大会堂接见出席一次会议的部队干部

　　时，曾向参加接见的康生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

　　当天，康生写信告诉郭沫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

　　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了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

　　也告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在此以前，康生看过郭沫若反驳高二适的《<驳议>的商讨》文稿清样，曾于8月15

　　日写信给郭沫若说：「大作

　　《<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

　　郭沫若看过康生8月17日的信，当天就把所写《<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 *** 。 *** 很快看完了清样。

　　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

　　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帖》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

　　著名作家老舍7月22日写了一首七律诗赠郭沫若：

　　读郭老《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戏成一律、录呈郭老博粲：右军乏策守兰亭，

　　郭老奇师阵气腾。丹虎从风原是女，神龙作浪化为僧。书家时代难颠倒，科学精神避爱憎。传说无权充铁证，墓碑跃跃出金陵。

　　这场讨论，还在香港学术界引起反响。6月13日，香港《大公报》及时报道了郭沫若论《兰亭序》真伪文章的内容。接着，该报根据一一些读者来信及电话询问详细内容，还由编者在20

　　日写了答读者问的短文。6月22日开始，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文章。香港《大公报》也发表了谈论《兰亭序》真伪问题的文章。

　　三报刊背后的议论

　　陈叔通在报纸上读到郭沫若的文章，曾写信与书法家沈尹默、邵裴于等交换意见，鼓励他们就此撰写文章。沈尹默7月16日覆信给陈叔通说：「《兰

　　亭》公案各方皆有言论，裴子不同意郭公臆断，足以代表一切，非私言也。」

　　他不赞成郭沫若「以字形判非右军笔」，认为「如照郭说，以字形判非右军笔，则其他世传右军字迹如《十七帖》□□等等，以及《快雪》、《时晴》、

　　《奉桔》三帖，中唐时期流入日本之《丧乱》、《孔侍中》两帖，皆陈隋人所廓填者，皆有问题，可以一笔抹煞。不但此也，与右军同时除三希之王□

　　伯远帖或者为郭公所承认，其余王导、谢安、王廖、庾亮、庾翼诸人遗迹皆可否定，此事恐不甚合理也。」他认为「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站不住脚。

　　住在杭州的邵裴子，时已八十二岁，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他在7月

　　30日给陈叔通的覆信中，提到陈剪寄给他的高二适文章时说：「其文不旧不

　　新，而标点断句亦有不在句未者，均觉生疏，且文意亦有不尽清晰处。高自

　　称为向来留心王书者，盖亦一狭义之专家。其论以郭为『小姐』而以李（按

　　指李文田）为『丫头，虽止明『羞小姐，却还大『打丫头』。 □□□□」

　　沉、邵都不准备撰写文章，陈叔通又将两人覆信转寄给顾廷龙，劝他写

　　文章参加讨论。8月2日，顾廷龙覆信给陈叔通说：「两奉手书欣悉一一。

　　附示邵、沉两函，均已拜读，并已交景郑兄同阅。渠拟遵嘱试就邵公一札加

　　以补充整理，惟恐平时对此问题甚少研究，恐整理不好。一俟脱稿，即呈台

　　教。龙颇恩试论晋人书法兼及《兰亭》公案，倘能成文，当先呈海。日前商

　　锡永君赴青岛过沪，闲谈《兰亭》，渠想作小说，《光明》收到论文想必不

　　少。高二适似曾在墨巢座中见过。渠所举《兰亭》隶意，似太勉强。」

　　沈尹默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他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

　　当时陈叔通把同沈尹默、邵裴子来往的这些信件都给郭沫若看了。

　　章士钊没有直接写文章参加报刊上的讨论。但从他向 *** 推荐高二适

　　文章的信，可以看到他是明确支持高文、反对郭文所持意见的，当时章氏正

　　在编著《柳文指要》，他在书中借题发挥，特意写了《柳子厚之于兰亭》，

　　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反对

　　说者「持论诡谲，不中于实」;又说：「如近日例，拘执新出二墓石为职志，

　　以一定万，以偶冒常，似于论法为大敌。」同郭沫若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7月12日，报社编辑部收到一篇寄自「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二十四号」、

　　署名王益知的来稿：《（兰亭序真伪）辩》。这个地址是章士钊的家，经了

　　解作者是章的秘书。这篇文章主要从李文田跋来论辩《兰亭序》真伪，认为

　　李跋有很可疑之处，从而说明《兰亭序》是王羲之的笔迹。他还认为，《兰

　　亭序》不能同《爨宝子》、《爨龙颜》相比，因为一个书法家写的不同字体，

　　有时完全两样。对《兰亭序》和《临河序》问题，作者认为，《临河序》不

　　是《兰亭序》的缩槁，恰恰相反，《兰亭序》却是《临河序》的引申和改写。

　　7月21日，章士钊曾对我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

　　问题，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

　　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

　　隔了两天，7月24日，王益知一天中连给报社打了两次电话，说发现了

　　新材料，要进行修改和补充，要求索回他的文章原稿。报社编辑部将其文稿

　　寄还作者，从此没有下文。

　　9月17日，章士刽又对我报记者说：我也有一篇文章（按：大约即指《柳

　　子厚之于兰亭》），但是不好拿出来，一个原因是，我同郭老常见面，不好

　　意思伤感情。但是这类辩论文章，难免意气用事。另一个原因是，最近听到

　　一些风声，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

　　幕后摇旗呐喊。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进了政治漩涡。由此看来，章氏秘书抽回已经寄到报馆的文稿显非偶然，该同这里所说

　　的「风声」不无关系吧！在此期间，报社编辑、记者在采访、组稿活动中见到的许多学术界、书

　　法界人士，都很关切这场讨论。他们虽都没有撰写文章，却很坦率地对记者谈到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态度可以分作三种：许多著名的史学家赞成郭沫若

　　的意见，如顾颌刚、翦伯赞、龙潜、郑天挺等：还有不少著名的史学家、书法家和文学家不同意郭的意见，如魏建功、吴组缃、启功、柴德赓等，还有

　　碑帖店的老先生们流露无限忧虑的情绪;更多的表示赞成郭沫若一方的意见，但又感到文章有缺陷，有的认为双方文章讲述的理由都不充足，如唐兰、

　　黎锦熙、唐长孺、周振甫、博雪斋等。当时报社编辑、记者接触到的各方人士，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此文摘录于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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