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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到明朝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朝末年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将人肉明码标价。人间炼狱——瘟疫肆虐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前几天，利奇马台风入侵中国，一路北上。相信身处东部沿海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小书童身在辽宁，前几天也被暴雨影响了工作生活。但好在，台风过境于我们的工作、生活影响不大。 而300多年前的一场全球的气候变化，却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惨烈的影响。 当人们回顾明朝覆灭之前的一段历史时，往往会把焦点放在政治、 ... 、经济上，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武备懈怠、刁民难缠，财政瘫痪，这些都被反复提起。 但是，我们都很少注意到有一场惨绝人寰的瘟疫，曾经席卷中国山东、河南、河北，如蝗虫过境般的收割生命，这也给了这个没落王朝致命一击。 最后，20多万清军 ... 入关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相继击溃了各种反抗势力，征服、甚至可以说是拯救了明朝的全部疆域和广袤土地上的众多人口。 极端气候到底是如何影响明朝乃至整个世界的？ 极寒气候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然持续了40多天，洞庭湖随之冰封。 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封冻，冰坚如石。 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竟然下起雪来，这场雪一下就是三天，使得草木尽枯。 中国气候学家张家诚先生曾经表示，在如今的中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的话，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就会降低10%，年平均降雨量减少100毫米，粮食亩产量也会降低10%。 然而，干燥和寒冷往往相随相伴，当它们发生共振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打击会更加严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描述的是拥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当今中国。考虑到明朝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朝末年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建立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过，也正是在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发。曾有专家做过统计，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人间地狱——饿鬼道 极度的匮乏席卷全国，深深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皇帝很快就从大臣递上来的各类公文中了解到民间的种种惨状。 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内容大概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有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乡人争相采集山间的蓬草为食，这东西味道苦涩，就算吃了也只能勉强活命，等到十月，蓬草吃尽，百姓们只能剥树皮吃。年底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石头吃了，石头性冷味腥，吃下之后没几天便会腹胀而死（无法消化）。 有的乡民不甘心吃石头胀死，于是相聚为盗，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就会被抢，当地官员根本无法制止，有的盗贼被抓了，还振振有词，说饿死也是死，当盗贼被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安塞城西边，每天都有一两个幼童被抛弃在那里，那些孩子有的哭喊着找父母，有的吃粪土充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无一生还，然而还会不断有新的弃儿被抛至此。 更为诡异的是，有的小孩或者单独行动的人，一走到城外就消失了，后来才发现城门外有人在用人骨头当柴禾煮人肉吃，之前失踪的那些人都是被吃了。食人者吃人之后，过几日也会面目肿赤，燥热而死。于是城里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好几个大坑埋死人，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臣出发的时候，已经填满了三坑，数里之外的地方，来不及埋葬的死者数不胜数。 这个奏折的内容触目惊心，然而在匮乏的重压之下，明末的恐怖远远不及于此，架起锅煮人吃的情况并不仅仅在陕西一地出现，上海等地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崇祯年间，一个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历年记》中记载了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崇祯十五年的上海，由于灾荒，满街都是死人，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尸体。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这些孩子只能在路边讨饭为生，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儿童 ... 害后烹食。 姚还写道，食人者会专门挑选长得肥壮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场里选购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 将人肉明码标价。 有人刚倒地就被周围的人肢解殆尽，只剩眼睛还直勾勾地瞪着。街边的屠户若无其事地从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来行人也习以为常。 人间炼狱——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 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 ... 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 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更容易被感染，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 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 ”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 ”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 鼠潮！鼠潮！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 ”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 ”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 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 ”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 ”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 所谓的疙瘩其实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会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这种疙瘩病也相继出现，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有记载：”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大饥疫，人相食。京师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开封府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荣阳，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 北京沦陷前夕，明军守城部队严重匮乏。仅有的一些死里逃生的守军士兵，也是被疾病折磨虚弱不堪。军官「 ”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士兵已经虚弱的无力战斗了，此时再坚固的壁垒也难以守住城池了。鼠疫带来的不仅是军队力量的严重削弱，它也让明朝损失大量人口，甚至有「 ”人鬼并行于街”的说法，也就是死的人太多，以至于白天鬼魂就在人间游荡了。 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出自《怀来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发生，这说明李自成军队是瘟疫的主要传播者。 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 大明在多灾多难的17世纪中挣扎求活，也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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