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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景元四年司马昭伐蜀，从魏军八月开始出兵算起，到成都方面刘禅在十一月正式投降，不过短短三个月时间。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伐蜀，从魏军八月开始出兵算起，到成都方面刘禅在十一月正式投降，不过短短三个月时间。《三国志·魏书》记载说「 ”自邓艾、钟会率众伐蜀，所至辄克。”其实熟悉整个魏灭蜀之战过程的人都知道，与其说「 ”所至辄克”，还不如说「 ”所至皆降”。阳平关蒋舒出关投降，使得钟会轻易进入汉中，长驱直入。江油关马邈不战而降，使得邓艾偷渡偏师在精疲力竭之时获得了关键性补给。就算到了这个地步，除开成都自身城坚墙高不说。西面有常勗固城拒守，东面姜维已经回师至郪，永安还有罗宪的部队，南中霍弋已经准备好北上勤王，而成都北面的雒城还未被攻破。须知当年刘备攻打雒城还花了一年多。东吴方面也在准备出动援军。然而，蜀汉的民心士气却早已经瓦解殆尽，在樵周的力劝下，刘禅决定投降，蜀汉就此亡国。 邓艾偷渡阴平小道后，已经兵疲粮尽了。 回顾这段历史，让喜爱蜀汉的人扼腕叹息，却又疑窦丛生，为何魏军一来，从汉中前线到诸关守将，从蜀汉皇帝到百姓都失去了战斗意志，这么轻易地就投降了呢？若从 ... 层面考虑，前文已经说过，蜀汉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知道当年刘备围攻刘璋于成都之时，满城文武还是「 ”咸欲死战”的态度。蜀汉败亡的如此之快，甚至都超过了曹魏方面的估计。司马昭伐蜀的本意是建不世之功，以有利于自己的地位更进一步，而当时曹魏朝堂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伐蜀。蜀汉的灭亡，与其说是曹魏的强大，毋宁说是自己政治已经先崩溃的结果。 蜀汉君臣向邓艾投降亡国。 回顾蜀汉从一开始的高举「 ”兴复汉室”的北伐旗帜，到灭亡的前夜亡国论盛行，或许我们能再次确认这个答案。 一、诸葛亮究竟为何要北伐——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关于诸葛亮北伐一事，关注者往往是多从 ... 角度着眼。其实相比起 ... 上的攻城略地以外，北伐更多的是信念之战，体现的是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内忧外患，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毫不夸张。曹魏在此时更是发动了和平攻势，曹魏公卿纷纷给蜀汉的主政大臣写信，希望蜀汉能够放弃帝号而「 ”举国称藩”，成为曹魏的藩属。据可靠记载，诸葛亮本人就收到过曹魏方面华歆、王朗、陈群、许芝和诸葛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无非就是「 ”陈天命人事”，希望蜀汉投降。这很可能就是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诸葛亮阵前 ... 死王朗桥段的来源。 小说中，王朗阵前劝诸葛亮投降，正史中有类似的情况。 然而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却并没有给这些人回信。面对曹魏诸公称说天命，诸葛亮做《正议》一文予以统一回答。《正议》先从刘邦项羽的历史经验讲起，指出现在的曹魏其实就和当年的项羽一样，虽然看起来暂时强大，但只不过「 ”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 ”卒就汤镬”自取灭亡。接着又举了汉光武帝以几千人的力量，在昆阳击溃王莽四十万大军的例子，表明王朗等人帮助曹魏来行鼓噪之事，其实就像当年的陈崇、孙竦歌颂王莽篡汉一样，最终也将身败名裂。 正史中诸葛亮做《正议》答复曹魏的劝降攻势。 刘邦战胜项羽，刘秀击破王莽，这些以弱胜强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天命在汉，兴复汉室的事业是「 ”据正道而临有罪”，况且蜀汉依然还有「 ”数十万之师”，等到「 ”恭行天罚”来讨伐篡逆的时候，这个受天下人所拥戴的事业，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强弱不过是一时的情势。 在这种政治基调下，北伐的性质变成了一种「 ”指讨凶逆，除患宁乱”的伐罪战争，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所以北伐的 ... 行动，就不止是局限在和曹魏抢地盘这种低级层面，更不可能是穷兵黩武的滥用民力，而是在实现「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想。而这恰恰是蜀汉政权偏居一隅，依然是为天下正统的核心依据所在。如若不然，蜀汉政权以一州之地和「 ”跨带九州”，特别是占据中原的曹魏对抗，就成为了王朗等人口中所说的，不过是割据自保分裂天下的贪窃之徒。在那个时代，道义和天命，并非只是为 ... 实力虚美的注脚，实力固然决定一切，但是实力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受到更多人支持的事业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当年项羽 ... 害义帝，从天下共主变成天下皆可诛的罪人。刘邦乘势而起，抓住这个机会，号召天下共讨之，不能不说首先就在一个大战略的高度获得了成功；而王莽篡逆，人心思汉，天下起事者莫不奉刘氏，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人心民志，这显然是后来光武中兴的一个时代前提。 北伐是信念之战，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体现。 同样的，北伐这种政治定位，显然也能团结蜀汉内部，在凝聚人心的层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就现实利益而言，益州本地士人不会太支持「 ”劳民伤财”的北伐，但是一旦赋予了北伐以「 ”兴复汉室”的崇高意义之后，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益州就不再是区区一州，而依然是汉室正统所在，是汉室复兴的基地，所有支持「 ”兴复汉室”这个崇高事业的人，都将是有功于天下社稷的功臣，都将名垂竹帛。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在诸葛亮时代，北伐这一国策在蜀汉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的，《三国志》说这段时间「 ”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蜀政也处于最为清明的时期，所谓「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从这个角度讲，只有北伐这种「 ”恭行天罚”的伐罪战争的存在，才能够宣示蜀汉依然是「 ”得天命”的合法政权。 换句话说，不北伐的蜀汉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割据政权，属于分裂国家的罪人，能做的就只有主动拥抱「 ”中央 ... ”曹魏。 谯周认为蜀汉应该投降 二、蒋琬和费祎时期的战略调整——对「 ”兴复汉室”渐生的悲观情绪和蜀政凋敝的开始。 诸葛亮逝世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宋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有群鸟从江阳（今泸州市）南岸飞往江州（重庆市）北岸，但这些鸟儿无论如何也飞不过长江，纷纷落水而死，竟然达到千余只之多。这件事被《宋书》作为「 ”天有异象”记录下来，而且和诸葛亮北伐的事联系起来「 ”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 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意义非凡，并不是穷兵黩武。 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蒋琬主政蜀汉，继蒋琬之后主政的是费祎。 蒋琬和费祎时期在北伐这件事上，趋于保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兴复汉室的信念慢慢弱化，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渐渐消减。在蒋琬和费祎时期，蒋琬从汉中移驻涪城，而费祎则驻汉寿。这种驻地的南移，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那就是北伐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姿态，采取的也只是有限的 ... 行动。蒋琬将驻地迁至涪城的举动，甚至一度引起盟友东吴的怀疑，认为蜀汉可能会向曹魏投降。而费祎则直接说「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这种看法表面上是将自己的才能和诸葛亮相比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蕴含着对「 ”兴复汉室”事业的悲观，只能闭境安民，「 ”以俟能者”期待更有本事的人出现了。这和当年黄权「 ”可但闭境，以待河清”的看法，不能不说有相似的地方。 蒋琬和费祎时期调整了国策，放弃了坚持北伐的 ... 行动，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的用兵。兴复汉室的旗帜还在，但是却已经悄然褪色。那么这一时期「 ”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前面说过，诸葛亮的高举北伐的旗帜，赋予蜀汉政权鲜明的合法性。同时也团结了蜀汉内部，赢得了蜀汉上下的支持，在那个时期蜀汉内部矛盾较少，虽然「 ”用法峻密”却广受大家的认可，北伐战争中消耗大量民力物力，大家却「 ”虽劳不怨”，这就是整个蜀汉「 ”兴复汉室”理念占据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 姜维在蒋费时期，无法伸展拳脚。 而当北伐成为一种象征，整个蜀汉对于「 ”兴复汉室”信心逐渐丧失的时候，不仅「 ”恢复中原”无望，蜀人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也开始减弱，随之而来的是蜀汉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加剧。整个蜀汉一共进行过十三次大赦，除了第一次发生在刘禅继位的时候。其他十三次均发生在诸葛亮逝世之后，蒋琬和费祎时期一共六次，而费祎之后还有六次。越是接近蜀汉灭亡，大赦就越是频繁密集。《三国志》对蒋琬主政时期的蜀汉社会有过这样的记载： 「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仅蜀汉的蜀郡一地，民间隐匿户口和军队中士兵逃亡就如此严重，这和诸葛亮坚持北伐时期「 ”军旅屡兴”却「 ”人怀自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诚然，蜀汉的国力和曹魏相比处于劣势，然而就如《后出师表》所说，「 ”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固然不能一战而定乾坤，然而放弃北伐就真的能「 ”以待河清”吗？ 当这个叫做「 ”汉”的政权，不再矢志不移地进行北伐，整个蜀汉对于「 ”兴复汉室”的事业就慢慢开始变得悲观起来。当其合法性基础「 ”兴复汉室”变成一纸空文的时候。蜀汉的国祚，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尽头。 三、姜维孤独的奋斗——对「 ”兴复汉室”丧失信心导致亡国论大行其道。 费祎说北伐的希望，只能是「 ”以俟能者”等待再出现更优秀的人，来完成北伐和「 ”兴复汉室”的事业。姜维在他心目中显然不是这样的人选，所以费祎在世时，「 ”常制裁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直到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姜维才有机会重新树立起北伐这面旗帜，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姜维本来是曹魏降人，在蜀汉没有什么根基。蜀汉经历了蒋琬和费祎主政的十九年，这十九年是蜀汉北伐意志不断消磨的十九年，也是蜀政不断凋敝的十九年。等到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再想以北伐唤起蜀汉「 ”兴复汉室”的信心的时候，时过境迁，环顾四周，竟然已经没有人可以支持他了。 姜维从延熙十六年后重新开始大举北伐，《仇国论》也几乎在同时出炉了。《仇国论》的作者，就是后来在邓艾兵指成都时，力劝刘禅投降的谯周。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指斥北伐是穷兵黩武，单纯站在国力的角度认为蜀汉不可能和曹魏争雄，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以来的北伐意义。当北伐成了一种「 ”极武黩征”，实施这种 ... 行动的政权，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合法性，只不过是不体恤民力只顾争地的割据者而已了。 刘谌是少数不愿意投降的蜀汉皇室，图为刘谌在 ... 塑像。 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论调，竟然成为蜀汉后期的主流舆论。从蜀汉高层后主、陈袛，到军中大将张翼和廖化，再到其作者谯周为代表的蜀中士人，都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不能不说北伐旗帜的逐渐退色，随之而来的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否定，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陈袛是后主亲近之人，对后主的影响十分巨大，《仇国论》就是谯周在和陈袛讨论之后写下的。 张翼和廖化作为蜀汉后期主要的 ... 将领，也是反对姜维大举用兵的，理由和《仇国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强调国力不如曹魏。 在蜀政极速走向衰败的后期，《仇国论》这样的亡国论调竟然可以在蜀汉公开宣扬，不得不说这个以汉正统自居的政权，在北伐的意义被抹煞那一刻开始，自身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 亡国论大行其道，魏军一到，剩下的就只有投降。 当亡国论大行其道的时候，「 ”心存汉室”的姜维，终于在这种局面下无力回天。在蜀汉灭亡的前夜，随着北伐的意义被消解殆尽，蜀汉的民心士气也早已崩溃。也许成都城里的众人，都在翘首以盼魏军「 ”王师”的到来吧。所以出现本文开篇的那一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总结 笔者认为，蜀汉在亡国前夕， ... 上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蜀汉的速亡，更多的是民心士气的瓦解的结果，而这种瓦解的本质就是蜀汉从上到下，已经失去了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随着北伐意义的消解，在蜀汉大行其道的亡国论，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实质性投降，蜀汉的历史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参考资料：《三国志》《宋书》《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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