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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业分工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前提，也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决定因素。然而，当今的世人，包括所谓的经济学家，却只知道市场经济，而不知行业分工。
行业分工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前提，也是衡量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决定因素。然而，当今的世人，包括所谓的经济学家，却只知道市场经济，而不知行业分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仅行业分工的起源在中国，而且，中国的行业分工在人类历史中也一直最发达，包括现在的，但是「 ”经济学”的「 ”发明”却是在行业分工非常落后的西欧。同时又比较戏剧和讽刺的是，现代的中国又认西欧的、欧美的经济学为正宗，导致中国人自己也不懂行业分工了。 首先明确一下行业分工的内涵。行业分工的最基本原则是自愿、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选择行业的权力、自由和意愿。行业格局的形成，完全是个人自愿选择的结果，而非是外力强制所致，非 ... 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业分工的基本单元一定是个人，而非任何的形式的组织和集团。任何形式的组织和集团，以及行业分工的格局，都是个人自愿自由选择的效果、结果。 由于行业分工的基本单元是个人，具备独立的判断选择能力和权力的个人。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仅仅是这些独立个人的自愿选择的结果，所自愿达成的经济协作的结果。因此，在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分工中，唯有个人才是真正的主体和基本单元，不存在任何的超越个人的组织性的、集团性的独立主体和基本单元。 判断一个社会有无真正的行业分工，以及行业分工的发达程度，其标准就在行业分工中主体的个人化程度：个人化程度越高，集团化程度越低，越发达；个人化程度越低，集团化程度越高，越落后。 我之所以说，行业分工起源于中国，而且从古至今，中国的行业分工为世界最发达，原因就在于，个人化的行业分工、经济协作唯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为西方历史所无。同时，在当今世界，中国的行业分工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包括被认为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都是个人化程度最高的。 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分工，因为只有中国历史上行业分工是个人化的，是基于个人自愿、自由的，个人是行业中的行为主体和基本单元，行业之间是相互开放的、流通的，没有人为设置的特权壁垒。中国之外，任何文明中的行业分工都是阶级化的、集团化的、种姓化的，行业之间是封闭的、不流通的，存在程度不同的人为设计的特权壁垒。 对行业分工进行记载的最早文献是《管子》，不仅中国最早，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早。《管子》将整个社会的行业分工概括为：「 ”士、农、工、商”，即政治业、农业、工业、商业。同时「 ”士、农、工、商”也可以简称为「 ”四民”。「 ”民”就是「 ”人”，「 ”四民”就是在四大行业中从业的个人。用「 ”四民”指代四大行业，本身就意味着，四大行业的主体是个人。 中国古代的四大行业，是自然形成的，并非是 ... 的专制所致，同时，各个行业之间也是相互流通的，没有特权壁垒，因为个人是独立自由的，从事什么行业是个人选择和努力的结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治业的「 ”士”，尽管被排在「 ”四民”之首，被认为是四大行业中地位最高的，但是，「 ”士”也象「 ”农、工、商”一样，都是「 ”民”。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官员，尽管被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尊重，但都是行业分工意义上的，而不是象西方那样，是阶级意义上的、种姓意义上的、特权意义上的。 「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孟子的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也是中国的励志经典。但这段话也说明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行业之间是自由流动的。舜、傅说、胶鬲、管夷吾是春秋之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高官，甚至天子，最终的选择了政治业，即「 ”士”，而且是政治业、士业中的佼佼者，但是，最初他们却大都从事着其他行业，是从其他行业中转行而来。舜、孙叔敖原来从事的是农业、渔业，是农民、渔民；傅说从事的是工业，算是匠人；胶鬲、百里奚从事的商业贩运，是商人；管子以前也是「 ”士”，只是职位更低。 「 ”士”是四大行业中地位最高的，但是，其从业人员，尤其是精英人员，却大都是从其他地位更低的行业中流通而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更分工行业之间是没有特权壁垒的，是自由流通的。只要个人足够努力和幸运，是可以实现从低地位的行业向高地位行业流动的。 但是，中国之外，人类历史中的其他任何文明，其行业分工都有外力强制的成分，各个行业之间，被人为地设置了特权性的壁垒，是封闭的，不允许行业之间的流通。其代表就是印度历史上的「 ”种姓制”。 「 ”种姓”事实上就是行业分工体制，但是，却强行为每个行业做出了严格规定，设置了等级尊卑，而且禁止行业之间的流通，建立了人为的特权壁垒。从事某个行业的人，属于某个种姓的人，世世代代都属于这个种姓、从事这个行业，甚至不允许跨种姓的通婚和交往。孟子励志的话对古代的印度是无效的。 在印度，种姓制度最为典型，主要有四大种姓：婆罗门（祭祀）、刹帝利（武士统治）、吠舍（手工业者和商人）和首陀罗（农民、仆役）。 种姓不仅在古印度存在，古埃及、古两河也存在类似的分工模式。从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西欧社会的分工模式也与种姓模式非常接近。法国大革命前夕，国王曾经多次召开「 ”三级会议”，这个「 ”三级”其实就是三大职业集团的、三大分工行业，也相当于三大种姓。教士（第一等级）与印度第一种姓婆罗门对应，都属于宗教业、神职人员；贵族（第二等级）与印度第二种姓刹帝利对应，都是 ... 统治行业；市民（第三等级）则与印度第三种姓吠舍对应，属于工商业。 「 ”三级”实际上只是当时法国人口中的少数，更多人则是农奴、农民，他们构成「 ”第四级”。然而，遗憾的是，尽管「 ”第四级”在人口规模是法国的绝对主导，但是他却没有参与议会的权力。第四级基本与印度的第四种姓相对应，主要是农业、农民。法国是整个西欧的缩影。 也就是说，从中世纪直至法国大革命（1789年），西欧社会也基本是一个印度种姓式社会，也是由四大种姓所构成。四大种姓就是四大行业。行业之所以成为种姓，就在于行业之间是存在严格的特权壁垒和等级的，存在着特权，不允许跨行业的自由流动。当然，西欧的种姓相对于印度种姓，其行业之间的壁垒和等级要弱化一些，在种姓之间，特权是可以通过商业买卖而转移的。商人可以通过买卖而获得领主贵族所控制的经济权力，也可以通过买卖而获取贵族爵位甚至宗教职位。 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其核心就是行业分工模式的转变，由以种姓特权为基础的种姓式分工，转向以现代人权、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式分工。种姓特权与现代产权的区别仅仅在于可交易性、流动性，种姓特权是不可交易的，而现代产权则是可以交易的，具备流动性。但是，现代产权和种姓特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排他性、垄断性特权。 因此，西欧社会的分工模式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只是形式上的、结构上，并非根本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无论中世纪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分工模式都是基于特权的，都是特权式分工，区别仅仅在于特权的可交易性、流通性。但是在形式和结构上，现代社会的分工模式与中世纪则有根本不同。 形式和结构上，宗教和贵族是中世纪等级最高的两大行业，但是在现代社会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被急剧边缘化。基督教依然存在，但是其行业排位已经下降至末端。贵族阶层仅仅在极少数国家保留，譬如英国的皇室，也仅仅具备一些象征性的特权，在美国、法国、德国等更多的国家则彻底被废除。商业阶层，则由昔日排位第三的行业，上升排名第一，因此现代社会可以直接称之为「 ” ... 社会”。 现代的欧美社会就是由商人所主导的。同时，还有两个新兴行业出现，一个是就是学者、学术行业，另一个则是文职化的政治行业。学术行业算是对昔日宗教行业的替代，文职化的政治行业算是对昔日贵族行业的替代，但是其行业地位并不如其被替代者高。 西欧社会行业分工模式从中世纪种姓特权模式向现代市场产权模式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的，第一个是钱权交易，第二个是思想革命，第三个是暴力革命。 钱权交易可以打通行业的特权壁垒，实现人员的跨行业流动，但是并不能消除特权本身。商业集团、资本家集团的不断壮大，正是通过钱权交易，不断将从宗教集团和贵族集团获取特权的结果，从事使得资本集团成为第一大新兴特权集团。 思想革命改变了行业评价、排名，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行业，摧毁了一些旧的行业，最终改变了行业分工的结构。宗教和贵族两大行业集团地位的急剧下降，学术行业的出现、职业政治家行业的出现，都是思想革命的结果，包括宗教改革和近代哲学。 暴力革命在西欧社会的行业分工模式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比较小，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直接废除了宗教和贵族这两个行业。 但是，无论钱权交易，还是暴力革命，都没有能力消除特权，而只是使得特权发生转移。真正能够消除特权是，是思想革命，但是，西欧的思想革命总体是不彻底的，依然没有消除特权，而只是对特权进行了重新定义，使其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人权、产权。 当昔日的不可交易的种姓特权成为现代可交易的市场产权时，四大种姓式的分工模式就不再适合现代社会了。要更合理的研判现代分工模式，必须建立崭新的模式，崭新的分析 ... 。这一任务由马克思完成了，他建立了阶级分析法，将整个社会分成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当然，在当下的社会，还可以进行细分，分成四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产阶级、无产阶级。总之，资产数量已经成为区分人身份和划分行业的最主要标准。 因此，理论上、名义上现代社会的特权（产权）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但是，事实上大资本所获取的特权实际上是不可交易的，或者交易是有限的，因为要交易大资本家所控制的垄断特权，需要巨额的资金，而社会上或者根本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资金，或者极少数的个人拥有。因此，貌似自由的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行业特权壁垒。 中国历史中从不存在西方种姓特权式的行业分工。中国历史上的行业分工中，行业之间是没有特权壁垒的。从事「 ”士、农、工、商”四大行业的人叫「 ”四民”，都是生儿相同的「 ”民”。「 ”民”从事哪个行业，是个人自愿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作为「 ”四民”之首的「 ”士”行业，对其他「 ”三民”也是绝对开放的。任何「 ”民”都可以成为「 ”士”，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吃苦，足够优秀，即所谓的「 ”学而优则仕”。 西方的分工，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特权式分工，所依据的是一种特权理念。而特权理念的基础则是我在前面指出的「 ”物的思维”、「 ”物的逻辑”。中国的分工则相反，是一种道义式分工，所以及的是「 ”义理”、「 ”道义”的理念。道义理念的基础则是「 ”心的思维”、「 ”心的逻辑”。 中国文明自文明伊始，就形成了明确的「 ”心”的概念，「 ”心”是逻辑上的思考认知器官，是一切思考认知活动的发出者。人因为「 ”心”的存在，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思考认知主体。「 ”物”是「 ”心”的思考认知对象，而思考认知的结果也是「 ”物”。 中国文明是以「 ”心”为本位的「 ”心本文明”，认为「 ”心”是根本，「 ”物”则是因心而起。「 ”心”所发出的「 ”诚意”，表现在外在的行动上就是「 ”义理”、「 ”道义”。「 ”心”是「 ”道义”之体，「 ”道义”是心之用。因此，宋明理学说「 ”心即理”、「 ”性即理”。 尽管经过了种种努力，但是西方文明至今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 ”心”的概念，没有认识到「 ”心”的存在，这样西方文明就只能见「 ”物”而不见「 ”心”，从而只能认为「 ”物”为根本，从事使得西方文明成为「 ”物本文明”。宗教时代的「 ”神”、「 ”种姓特权”，现代社会中的哲学真理、科学真理、人权、产权等概念，都是心的思考认知的结果，都是「 ”物”。 对「 ”心本文明”的中国而言，人因为独立自由的「 ”心”的存在，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对「 ”物本文明”的西方而言，因为没有认识到「 ”心”的存在，人一直都是依附于某种「 ”物”的，自古至今皆然，只是「 ”物”的形式在变化。宗教时代依附于神这种物，从而依附于特权这种物，现代社会则依附于科学真理这种物，从业也依附于产权、资产这些物。 也正是因为中国的人是真正的独立自由的人，因此，行业分工只是个人独立自由进行判断选择的结果。最终，中国的行业分工是个人化的，行业之间也没有任何特权壁垒。行业分工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个人。 西方则相反，由于人不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行业分工都是服从某种外在的人为设计的特权的结果，服从于某种「 ”物”的结果。人不是行业分工中的主体和基本单元，而是某种形式的组织、集团。种姓是一种组织和集团，奴隶社会的庄园也是一种组织和集团，中世纪西欧的封建领主的势力范围、与封建领主做对抗和交易的行会也是一种组织和集团，现代社会的企业、公司也是一种组织和集团。 也就是说，西方的行业分工一直呈现集团化、组织化特征，而中国的行业分工则一直呈现个人化特征，反集团化、反组织化特征。 这种社会分工上的中西差别，在当下中西得经济模式中依然得到体现。就制造业而言，中国制造业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制造业体系的分工更为精细化、个人化。中国制造业把整个产业链条进行了极限的切割，把本来集中在一个大企业中做的事，分散到众多的个人化的小企业、小作坊中去做。这样就把一个集团化的大企业，拆散成无数个个人化的小微企业，成为一个由众多个人化小微企业组成的协作交易体系。 在零售服务业上也表现的很明显。中国的农民在外出打工时，最不喜欢做的就是进入集团化的企业做产业工人，而更愿意做自由度更大职业，哪怕沿街收废品。最近几年，随着网络经济的迅速崛起，外卖、物流行业增长迅速，而外卖小哥、物流小哥这样的职位，工资是计件的，自由度是非常大，因此，工厂内的产业工人纷纷跳槽去做外卖小哥、物流小哥。这也是行业分工趋向个人化，趋向去集团化的表现。 在网路零售上的表现根明显。中国传统的零售业态是小商品市场，一个小商品市场是由密密麻麻的小摊位组成，每个摊位就是一个独立的老板经营。也就是说，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是高度个人化的。而美国则相反，他们主流的零售业态是大超市，最著名的是沃尔玛。沃尔玛是一家高度集团化的企业，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沃尔玛的员工，统一服从总部的指令。 传统零售模式的差异，也在网络零售上有表现。中国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是阿里巴巴的淘宝、天猫。但是，淘宝、天猫并非一家企业，而仅仅是一个平台，其经营主体则是由无数个企业组成。淘宝其实就是搬到网上的小商品市场。美国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则是亚马逊，与阿里巴巴不同，亚马孙是一个对规模的零售业经营主体，亚马孙的员工并非独立的老板，而只是服从其总部指令的员工。亚马逊就是搬到网上的沃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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