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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它既没有照搬蒙古帝国的原样，也不是一版一式地完全照搬汉法，建立一个纯粹汉唐体制的国家。元代能给历史中国带来不同于以往的统一新局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个国家建构的新模式。
元：崭新的国家建构模式 元代对中国的统一，采用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建构模式。它既没有照搬蒙古帝国的原样，也不是一版一式地完全照搬汉法，建立一个纯粹汉唐体制的国家。元代能给历史中国带来不同于以往的统一新局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这个国家建构的新模式。 1279年元朝版图 所谓「 ”新”相对于「 ”旧”来说才能成立。那么这所谓「 ”旧”指的又是什么呢？实际上，那是指专制君主官僚制的国家建构模式而言，按过去更流行的说法，也可以称它为「 ”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这个体制的产生，在中国要远远早于西方。它从战国中后叶开始在各国推行，秦帝国依靠它完成了统一大业，并把它推行到自己的全部版图。接着，在西汉中叶，它演变为一种稳固的支配性体制，并以它成熟的汉唐形态获得充分的展开。 上述国家建构模式，对于有条件推行以郡县或府县为基本治理单元的地区，具有强大的控制效率。但在应对那些不能实施郡县、府县治理体制的「 ”夷狄”地区时，它的能力就相当有限了。唐在那些地方实行的所谓「 ”羁縻”制度，外国学者们用loosely controlling，也就是「 ”松散控制”来翻译这个专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只要追问一下，在汉唐型的中央 ... 里，究竟是谁在负责有关这些「 ”夷狄”、「 ”诸蕃”的事务，他们所管辖的又是哪一类事务，我们对汉唐时 ... 与这些无法被纳入郡县管控体系的大小人群之间的实际关系，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秦汉 ... 处理「 ”蛮夷降者”或「 ”归义蛮夷”事务的官署，名为「 ”典客令”。西汉后期，典客令被归并到大鸿胪衙门内（主要职责为按法定礼仪接待各国诸侯王）。在这以后，鸿胪寺的职能范围逐渐有所扩大。它在隋唐时主要负责具体安排内外宾客的招待，以及包括吉、凶、吊、祭在内的各种官方典礼或仪式。 其中针对「 ”夷狄”的职责，那就是「 ”蕃客辞见，宴接送迎”，也就是夷狄来朝见、来辞行，就要接待他们，安排跟迎送或者宴会有关的各种事宜。把这项职责说得更详实一点，就是「 ”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以上尚书。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出自《大唐六典》）。这段话是说「 ”四方夷狄”来朝见时，鸿胪寺要负责分辨来人的身份、等级，以相应的宾客礼仪来招待他们。 从宋代法制规定中，我们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凡有「 ”诸蕃蛮入贡”，鸿胪寺官员需要负责审议由边州申报的入境使团的「 ”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赍之物名数”（也就是他们所携带的东西的名称和数量），「 ”其缘路州往来”（经由怎样的路线往来），其「 ”到发日时及供张馆设之礼”等事。对初次来宋的使团，鸿胪寺还要收集「 ”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出自《庆元条法事类》），也就是邻接哪个早已入贡的国家之类的基本信息。 《庆元条法事类》 之所以反复交代鸿胪寺的相关职能，是为了说明汉唐式国家与郡县制以外那些地区的关系，与其说具有一国之内、君臣之间尊卑等级关系的属性，不如说更接近于处在同一个等级化国际体系中的两国之间非均衡的，或者说得更直率一点，是不完全平等的「 ”外交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鸿胪寺所承担的那部分职能，应该属于外交关系的范围。 羁縻体系在唐以后，还在沿着土官（指封建王朝封赐的独霸一方能世袭的官员或统治者）、土司、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即将世袭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 ... 派任流官）的历史轨迹，不断地演变。凡走到改土归流那一步的「 ”蛮夷”，就以编户齐民的身份被最终纳入郡县体制，它所在的地区，因此也就转化为按照府、厅、州、县划分的国家版图的一部分。 然而，并不是所有羁縻地区都会沿着这条道路，被覆蓋到郡县制的管控范围之内的。凡是停留在羁縻层面，而未能向土司建制进一步演化者，就完全有可能随着东亚进入近代国际关系的过程而走上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从原先存在的、与中央王朝之间的非均衡依附关系，也就是宗藩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转化为原则上互相对等的真正外交关系。 元朝如何影响现代中国版图？ 那么，羁縻地区沿着上述两种不同方向分道扬镳，表现在地域空间内，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把已经发生的历史作为经验判断的依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改土归流，因而依然存在土司设置的地区，认定为传统中国有能力推行土司建制的最边缘的区位。同时，那当然也就是从「 ”化外”向国家版图的转化历程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理范围。仔细研读一下清末或民国前期的行政区划全图，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西部有将近一半的疆土，并没有在上述地理范围之内。 清时期行政区全图（1908年） 来源 |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就是说，如果直到清末为止，历史中国只是遵循汉唐体制的国家建构单一模式，持续地演进和扩大，那么当代中国就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疆域。当今中国境内，属于「 ”内陆亚洲”的那一大部分领土，因此很可能就无缘被划进中国的边界线之内。 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在它跨入近代前后，一定早已拥有除了汉唐体制之外的另外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多亏有另外这种模式的推动，才使中国有潜力把历史上的「 ”西域”括入它的版图。 那么，汉唐之外的这另一个模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句话出于雍正皇帝，「 ”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本朝。”所谓「 ”中国之一统”，属于前面提到的汉唐模式的贡献。但对于「 ”塞外之一统”，汉唐模式的作为就十分有限了；那主要出于元朝和清朝的贡献，要归因于这两朝推行的「 ”边疆帝国”建国模式的伟大的功业。从创造出国家统一的新范型、新局面的高度，去定位元清两朝的历史性贡献，在我看来大概不存在过分之处。 如果上面的说法可以被接受，那就应当承认，对元朝和清朝在推动历史中国的统一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我们至今还没有赋予它理应获得的那种高度的肯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学，对元和清的统一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种肯定所基于的主要理由，是两朝都日益积极地采纳了以「 ”专制君主官僚制”为核心的汉法、汉制。它们所以能有成功，那是因为主动汉化；它们后来又所以失败，那是因为汉化的还不够。也是基于这样的见解，两朝的统一，被看成不过是汉唐模式在规模上的拓展或扩大而已。在这种观点的笼罩下，元、清在亟需突破汉文明自身限制的那些活动领域内所获得的带原创性的成功，就很难被人们揭示出来、加以表彰。对于元、清统一中国的肯定，因此在我看来也就远远没有到位。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通过「 ”减法”的运算，去彰显发展于元、清的那种国家建构模式的重要地位。如果从当代中国版图扣除汉唐模式所能奠定的疆域范围，而这块疆域主要分布在东半部中国，还会剩下西部一大块，是汉唐模式很难加以有效处置的。所以西域加入中国版图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除汉唐体制外，历史中国必然拥有另一种国家建构模式，在为它提供疆土「 ”驯化”的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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