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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206年，孛尔只斤·铁木真（1162～1227）在斡难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正式成为蒙古各部大汗，尊称「”成吉思汗”，这也标志着大蒙古国的正式建立。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断开疆拓土，最终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帝国的组成包括大汗之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从此元朝即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国）和四大汗国。13至15世纪，龙泉青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行销于国内外市场。就目
1206年，孛尔只斤·铁木真（1162～1227）在斡难河召开「 ”忽里勒台大会”，正式成为蒙古各部大汗，尊称「 ”成吉思汗”，这也标志着大蒙古国的正式建立。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断开疆拓土，最终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帝国的组成包括大汗之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 ”大元”，从此元朝即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国）和四大汗国。13至15世纪，龙泉青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行销于国内外市场。就目前考古资料看，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外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把这些青瓷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比对，可进一步认识元代龙泉青瓷在四大汗国的流布和使用情况。 龙泉窑瓷器在伊利汗国的发现 伊利汗国（1256～1335/1258～1336），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西征后建立，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既为欧亚两洲文化荟萃之地，又是重要交通枢纽。 目前在伊利汗国境内发现的龙泉青瓷片大多集中在伊朗境内，阿富汗、伊拉克也有出土。伊朗的列伊（Ray）遗址、基什（Kish）岛北部的Harrieh遗址、布什尔省（Bushehr）北端的Mafruban遗址、英格兰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藏品和斯拉夫（Siraf）遗址均发现13～14世纪龙泉青瓷片。 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元代龙泉青瓷来源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藏瓷。该神庙始建于14世纪，是为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先祖、苏菲派圣人谢赫·萨非丁修建。此后，随着苏菲派不断强大，神庙被不断扩建。1611年，萨法维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钦赐1162件皇室瓷器，藏于神庙辅宫——覆蓋原达拉维叙广场的「 ”瓷宫”壁龛内，其中有58件龙泉青瓷，包括5件波斯仿品，这些瓷器多数都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译为「 ”圣王的奴仆阿巴斯向沙阿·萨非丁的门栏捐献”。 经历了王朝更迭和战争洗礼，1935年，辅宫中的750件瓷器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在萨法维王朝统治期间，1513年，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一世曾对其发动过战争，掠夺包括龙泉青瓷在内的金银财宝无数，这批瓷器现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因此，伊利汗国遗存的龙泉青瓷精品多数集中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据此推测，龙泉青瓷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航线从大汗之国（元朝）运至伊利汗国的。对比伊朗国家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求对上述推测进行例证，现择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图1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2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尊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图1、图2），瓶口呈喇叭形，长颈，溜肩，弧腹下敛，胫部外撇。通体施青釉，颈部刻凸弦纹多道，腹上部刻划缠枝莲纹，腹下部凸刻莲瓣纹一周。这种喇叭形大撇口形如凤尾，故有「 ”凤尾瓶”或「 ”凤尾尊”之称，是元代龙泉窑创烧的一种瓶式，体形高大，多用作陈设器，明代延续烧造。这种凤尾瓶的底部大多是后接而成，即大瓶成型后，再加一块泥板粘釉黏结而成。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近足处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 图3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4 龙泉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图3、图4），瓶撇口、长颈、垂腹、圈足。外壁施青釉，颈部刻划莲瓣纹，腹部刻划缠枝花卉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腹下部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玉壶春瓶得名于宋代，初为盛酒器，完整的玉壶春瓶是带盖的，至元代，玉壶春瓶仍作为盛酒的实用器皿。明清时期，玉壶春瓶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陈设器，因此不附器盖。 图5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罐身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6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图5、图6），元代龙泉窑多生产青釉罐，其中，荷叶盖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分大、中、小三式，造型基本一致。国内外考古和收藏资料所见很多，如内蒙古集宁路城址、蒙古国哈喇和林城址、韩国新安沉船等国内外重大考古均有发现，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基本一致。 图7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8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图7、图8），罐敛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胫部微撇，后接圈足，通体施青釉。腹部刻划花卉纹装饰，胫部多饰莲瓣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胫部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上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和故宫博物馆藏品基本一致，应属同一时期产品。 图9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图9、图10），炉呈筒式，直壁微斜，下承以三足。内、外均施青釉。外口沿和底部均微出两道宽弦纹，腹部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圆肩，足尖圆形，足底无釉，露灰白色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的腹壁下方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纹饰、工艺方面看，两件藏品相似度极高。 上述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在造型、纹饰、工艺上的特点基本一致。结合前述至元九年已开通从蓬莱到伊朗基什岛（伊利汗国境内）的远洋航线，以及元朝与伊利汗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可以推断，当时伊利汗国与元朝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龙泉青瓷作为元朝宫廷的赏赐品和大宗商品广泛流传在伊利汗国的宫廷和地方。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7期《蒙古四大汗国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作者：张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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