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律师的中华古玉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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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律师的中华古玉情缘这块兽面玉器是索南斯肯用于参加1935年到1936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21件藏品之一。但是她很慷慨地把自己的玉器藏品借给在美国的一些展览会使用，并和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一起致力于《爱德华·索南斯肯和露易斯·索南斯肯所藏中国古玉》一书的写作准备工作，此书于1952年出版发行。西周中期，表现动物形象的几何形玉佩逐渐流行起来。鸟、龙形玉饰的躯干往往消失于有韵律排列的鳞片形图案中。

美国律师的中华古玉情缘

　　这块兽面玉器是索南斯肯用于参加1935年到1936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21件藏品之一。因为爱德华?索南斯肯于1935年12月逝世，所以索南斯肯夫妇未能参观这次展览，露易斯后来也很少再购买玉器。但是她很慷慨地把自己的玉器藏品借给在美国的一些展览会使用，并和阿尔弗雷德·扎尔莫尼一起致力于 《爱德华·索南斯肯和露易斯·索南斯肯所藏中国古玉》一书的写作准备工作，此书于1952年出版发行。1950年，包含853块玉器的所有索南斯肯的藏品（包括汉代以后的一些玉器，以及一部分琉璃、绿宝石和玛瑙艺术品）作为露易斯·索南斯肯的遗产被收进艺术协会。

　　索南斯肯藏玉中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礼仪玉钺，其中一部分非常相似的玉钺是发掘于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群的上层阶级墓葬。玉钺形制细长，两腰逐渐向外展开，有一到两个圆锥形穿孔以及带有四分之一圆形斜面的直刃。另外一些带双锥形穿孔，轮廓边缘周围有切口的玉钺，大致可以认定为环太湖同时代的良渚文化。还有13块玉璧被归类于通常所指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000年），后来学者们又把一只类似手镯的有略微凸角的玉琮的年代，更加精确地推断到良渚文化的中期（约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400年），这要比几个长高形，尖端较细，由八到九节构成的玉琮（约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000年）所处年代略早。所有这些玉琮均以简化变形兽面纹装饰，这类纹饰主要由一对圆圈表示炯圆的双目，目上几道弦纹代表头额和头饰，双目下的弦纹表示口或鼻。这种简化变形兽面纹整体神态有威武肃穆之感，多在良渚文化长高形玉琮及其他型玉琮中各节的四角出现。在某些加工细致的玉琮上，从代表兽面口或鼻的图案里还可以看到雕刻仔细、蜿蜒扭曲的线条。

　　商代晚期或西周时期的小型动物形玉佩或玉饰是青铜器时代常见的艺术品形象。它们的存在揭示了当时的人们对或真实或想象的动物怀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迷恋。在索南斯肯夫妇的收藏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完整的表现动物形象的系列类型：完全虚构的动物形象；从先前存在的几何形状中创造的动物形象；由不同的真实物种杂交而成的形象；自然界里的动物形象。最后一个类别虽然大部分造型简单，但由于创作者对真实存在的动物进行过细致观察，从而从全局或轮廓上真正地抓住了这些动物的典型特征。

　　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玉器陈列室里，按照动物形象（龙形、鱼形、鸟形、虫形等）分类排列了60多块不同造型的动物形玉饰。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可确定年代墓葬的发掘，让学者们根据这些玉饰的形状和表面纹饰假定了一个大概的时间顺序。商代晚期的动物形玉饰，或光素无纹或刻以排列紧密的平行细线条以形成兼具装饰性和结构性的构图形式。西周早期，出现斜刻的雕刻手法—较宽的阴线刻槽，底槽深浅不一，呈倾斜形。玉器的轮廓雕刻得很深。西周中期，表现动物形象的几何形玉佩逐渐流行起来。以鸟、龙或杂交动物为轮廓的各类玉饰，或被卷起，或被缠绕，以搭配玉珠、玉管、玉环、玉璜的不同形状，由线串连形成复杂的成组玉佩挂件。鸟、龙形玉饰的躯干往往消失于有韵律排列的鳞片形图案中。成组玉佩因能发出清脆悦耳的玉声和控制人按一定规律移动的步伐，故又名叮当、节步和步摇。它有表示等级高上、崇德、示君子有“光明正大”人品及美化服饰行装的功能。对这一时期的墓葬发掘资料表明，成组玉佩的所有者皆王侯贵族，或被放置于棺盖上，或在内棺和外棺之间，或接近死者身体，或作为项链或胸饰挂在死者身上。更大的和更为复杂的挂件系列融合了不同形状、不同装饰花纹、不同功能的垂饰，用于从肩到脚整个覆盖住死者。各式各样不同厚度的玉璜还有横向和垂直两种不同的悬挂方式。这些出土的玉挂饰多呈现出巨大的出人意料的庞杂不协调组合状态，促使我们去想象，索南斯肯夫妇的玉饰在最初作为陪葬品时的情况——它们是否都是墓主人生前佩戴过的饰品。

　　索南斯肯藏玉中有一件神秘的梯形玉牌，以石英或方解石雕刻，正面饰有交错的龙纹和卷草纹。玉牌上端的侧面及背面有6个穿孔，下端的侧面与背面有8个穿孔。每一面的穿孔都位于一条直线上。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穿孔形式，欧美的很多学者都对这件玉牌的所属年代和功能感到迷惑不解（有学者曾假定它是某种乐器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晚期晋侯及其夫人墓葬中出土了多件成组玉佩，其中有一件玉牌联珠串饰，串饰中的玉牌与索南斯肯梯形玉牌属同种形制。玉牌联珠串饰出土于31号墓，位于墓主人右股骨的外侧，由654件玉牌、玛瑙珠、料珠组成。玉牌平面呈梯形，正面刻龙纹，上端及背面有6个穿孔，用以联系6串玛瑙珠，每串5枚，其上合并为3串玛瑙珠，每串４－5枚；下端侧面与背面有9个穿孔系挂9串珠饰，分别由白色玉珠、绿色料珠、红色玛瑙珠组成，整个串饰长约68.5厘米。这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玉牌联珠串饰是西周时期专为皇室贵族享用的成组玉佩的代表，标志着贵族用玉的富丽堂皇和精巧的玉饰 ... 工艺。这次考古发掘的资料记录最终让学者们揭开了索南斯肯玉牌的神秘面纱。

　　在索南斯肯收藏的精美玉器中，有一部分的特征和出土于礼崩乐坏、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墓葬器物一致。这些出土玉器呈现出那时的玉匠以繁缛的艺术风格和更加精细的雕刻技术去迎合世袭统治者和富有地主的装饰趣味。在这些能工巧匠的手中，细小的阴刻线刻画出呈头尾相对、双尾相交式繁复交错的龙纹，春秋早期仍见的双钩线纹线条短小，布局紧凑，夔龙间界线不清，首尾互缠，奇特细密，似有似无，表现出强烈的抽象变形。在索南斯肯收藏的东周玉器中，有一件轮廓呈不对称C形的龙形玉饰非常引人注目。此玉于较宽的一端饰龙首，刻有一只圆目，向上弯曲的卷鼻构成一个可供穿系的小孔，连同下垂的下腭勾勒出龙首的轮廓，龙首两侧均有锯齿状突出雕刻，以示鬣毛。至尾部逐渐细窄的龙身上紧凑地排列着丰富且不规则的C状个体浮雕。这件雕刻细致的C形龙饰可能为玉冲牙的变形体，同为系列玉挂件之一。玉冲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古玉器，为汉代玉的祖型，可说始于春秋时期。形制多为上宽下尖，上端镂雕为龙首形，有穿孔，尖尾如锥，至汉代逐渐演变成玉。春秋战国时，玉器佩饰终于系列化，玉冲牙即是一种新出现的器形，形如弯角，一般垂在组件最下端。最下端垂有三器，相撞成声，当时的士大夫用以节制步伐的快慢。玉冲牙和玉均属古人佩戴兽牙遗风之体现。

　　中是一件镂空透雕龙凤玉佩，呈对称状态，上部为两条相向回首龙，两侧为两条曲颈龙，龙首竖向向下，分别与两条回首龙共用一身。玉佩的中部能看见清晰的两对凤首，钩喙圆睛，凤身却省略了。龙身的镂空处以突出的卷曲形塑造成凤鸟的喙，与龙首的下腭交错相连，和谐生趣。玉佩的镂空处可能先是用青铜或铁制的钻子、拔子穿孔，然后被扩大，打磨光滑。软玉坚韧的富含纤维的微观结构给这种精妙技巧的施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玉佩的表面细节处看起来是用薄的钉状旋转工具雕琢而成。虽说玉佩通体刻划十分繁缛，但却是井然有序，密而不乱。刀法娴熟洒脱，遒劲清丽，出神入化，镂空处光洁干净。精湛的琢玉技术和昂扬的艺术风格，充分显示了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奋发图强、欲意逞霸的精神面貌。这件精美的镂空龙凤玉佩作为陪藏品被埋入地下，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形象和高超的加工技巧昭示了主人显赫的身份和地位。

　　经过战国末期直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这些错综复杂、古朴精美，被广泛用于祭祀、朝聘、丧葬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装饰佩戴诸方面的玉饰品又获得了动感、立体的新形态。夏、商、周三代玉器充满神秘气氛的饕餮、神人造型逐渐消失，西汉玉器的现实主义风格逐渐显现，代表现实主义新倾向的图形是出没于密云之中的龙、虎、豹，大多为起突翻空，身躯盘曲腾跃的造型，可谓生龙活虎，反映了泱泱西汉的朝气与活力。如图所示是一件刻有豹纹的高浮雕玉剑饰，玉剑饰是用于装饰青铜制或铁制长剑及带漆木剑鞘（木剑鞘多半在被发掘时即已破裂）的玉饰品。玉剑饰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汉代尤为重视佩剑，亦重视玉剑饰。这件高浮雕玉剑饰上，豹的后腿及臀部高高跃起以弓形跨越在梯形背景上，意气风发。高度写实的形态代表了西汉动物造型玉器的浓郁现实主义风格。1983年考古学家在广州对未经破坏的南越王赵墓葬进行发掘，这给中国提供了一笔丰富的，兼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财富。墓中出土玉器240多件，无论数量、器型、雕工都可称得上是汉玉中的精品。在南越王墓西耳室一个漆盒中盛有43件玉剑饰，器型硕大，有的是双面透雕，多数是圆雕龙、虎、凤纹饰，雕工卓绝精美，为目前所见汉代玉剑饰之冠，每件都在藏前裹以朱染的纱、绢，显示出墓主人对玉剑饰的钟爱。这些玉剑饰和索南斯肯玉剑饰属同种风格。同时在这个墓葬中发掘的还有几件形佩，它们被放置在南越王的寿衣旁边以及一个妃嫔的成组玉挂饰上面。这种形佩是由商代的玉演变而来的。玉俗称“扳指”，圆筒状，可套拇指，初为射箭时钩弦、护指的用具，后专为佩戴。早期见于商代，战国时期，玉演变成扁平状的盾形，有一部分是实用品，有一部分不堪勾弦，丧失了使用功能，变为人们佩戴的装饰品。至西汉，形佩已成为单纯佩戴的一种佩饰玉。索南斯肯藏玉中就有这样一件特别精美的形佩，中间为椭圆形穿孔，外部为两只造型流畅、强壮矫捷的豹形动物上下翻腾穿梭于祥云之中。这种活泼生动的动物风格类玉饰配件，在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和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的墓葬中都有发现。后者可能代表着晋对汉代玉器类型的继承或复兴。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进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玉器的神秘作用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的发展之后达到了巅峰。汉玉的一大特色是走向极端迷信化的葬玉，而这也是玉器神秘化在汉代达到巅峰的标志。两汉以后，佩玉逐渐融入了现实生活，葬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了中国玉器发展的新阶段—世俗化发展阶段。索南斯肯夫妇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长途跋涉，耗费心力、财力收集的中国古玉，涵盖了一系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汉代的众多罕见精品，多数属“生坑”玉器，可以说是中国殉玉传统由始至终形成发展的写照。这些古玉对于研究中国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特征、交流和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华夏先民遗留下来的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至今，索南斯肯所藏中国古玉仍在激发着中外学者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并源源不断地给参观者带来中国古玉独特隽永的视觉享受。

　　摘自：《艺术市场》

本文标签：古玉玉佩文化考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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