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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在《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一文中，我们提到刘备通过铸造虚值货币直百五铢，暂时解决了灭掉刘璋以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但由于直百五铢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长此以往必然引起通货膨胀。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
... 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在《刘备治蜀，民间财富蒸发96%！刘皇叔你肿么了》一文中，我们提到刘备通过铸造虚值货币直百五铢，暂时解决了灭掉刘璋以后出现的经济危机。但由于直百五铢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长此以往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刘备舍不得放弃直百五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战争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先是与孙权争荆州，接着在巴地狙击曹将张郃，进而发动了规模甚大的汉中会战。 为了应对严峻的 ... 形势，刘备开始着手打造「 ” ... 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见柿沼阳平《蜀汉的 ... 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除了发行直百五铢，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是设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实施盐铁专营。「 ”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特别是盐府校尉，机构庞大，下设典曹都尉分曹治事，（《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可见刘备对于盐铁专营的重视。自管仲、桑弘羊起，「 ”盐铁专营”已成为帝制时代 ... 经济政策的标配，以国营垄断利润来达到所谓「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当然，搞盐铁专利的也不止刘备一家，曹魏、孙吴皆有之。 第二件事是南中征税。刘备时期，即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作为管理机构，先后以荆州人邓方、南中豪强李恢任职都督。刘备死后，南中爆发叛乱。益州郡雍闿拉当地豪强孟获入伙。本来西南夷与雍闿不和，并没有参与他的叛乱。但是孟获对这些夷人说：「 ”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㪷，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华阳国志·南中志》）孟获说的这些东西，西南夷人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然而，这些人对孟获却深信不疑，听孟获一说，便举兵参加了反叛。这里面，除了孟获在当地威望极高外，似乎蜀汉 ... 的公信力也确实不高。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在刘备时代，庲降都督府或南中地方郡 ... ，确实存在着苛捐杂税的弊病。只是苛捐杂税究竟出现在刘备入蜀初，还是在称王称帝以后，就不得而知了。 东汉中后期的益州南部（南中地区） 《蜀科》到底是冲谁去的？ 第三个事件是定立《蜀科》。刘备定蜀后，命伊籍「 ”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在此期间，法正与诸葛亮发生了争论。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法正谏曰：「 ”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之一） 法正主张「 ”缓刑弛禁”，而诸葛亮坚持「 ”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有人依据此段史料，将《蜀科》和诸葛亮的立法简单理解成刘备集团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恐怕过于武断。 蜀汉所「 ”汲取”者，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益州人。益州人作为土著，拥有更加雄厚的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刘备的反对派，刘备对益州人的压制与劫掠亦具有惩罚性质。而《蜀科》立法过程中，参与者或为荆州人，或为东州人，并无益州人的一席之地。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交点，恐怕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益州人的汲取问题。 刘备入蜀后，法正以谋主之尊担任蜀郡太守，「 ”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 ... 毁伤己者数人”，以致有人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对法正进行约束。奈何诸葛亮认为法正使刘备「 ”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因而无人能够禁止法正纵横蜀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在蜀中纵横跋扈的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焦点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 我怀疑背后另有蹊跷。法正所擅 ... 者，当如何焯所云，即《法正传》所前云对法正「 ”谤无行”的「 ”州邑俱侨客者”。但这些法正的三辅同乡亦属东州人，刘备当时正对东州人实施拉拢，以法正的聪慧，除了 ... 掉几个有私怨的三辅同乡外，必不会对其他东州人有过分处理，从而也就不会导致有人到诸葛亮处告状。 蜀郡作为益州首郡，不仅东州人集中，益州人更为集中。法正在蜀郡所交往者，也不可能只有东州人而无益州人，甚至跟一些益州人还有深交，如「 ”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即是。因此放纵法正在蜀郡纵横的，恐怕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刘备实借法正之手，对益州人实施报复和立威。 由此，我们不能想象，在蜀郡纵横的法正，以其睚眦必报的个性，是绝不会代表益州人说话的。法正所谓「 ”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这个「 ”主”绝非指益州人，而是指东州人。联想到法正在蜀郡的所作所为，他提出「 ”缓刑弛禁”，似嫌诸葛立法，对其纵横蜀郡多有牵制。 而诸葛亮的回应，则是与法正针锋相对。亮言「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然而自建安五年（200年）刘璋平定赵韪之乱后，（《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益州人并无「 ”专权自恣”者，赵韪之乱距刘备平蜀已有14年之久；刘备入蜀，除了极个别如张松外，益州人均死保刘璋，甚至在成都孤城中仍然「 ”咸欲死战”，也实难看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相反，倒是东州人有「 ”专权自恣”者，如前云「 ”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又如河南人庞羲，「 ”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甚至一度要造反。（《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程畿条） 至于东州人「 ”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者，在刘备入蜀之际则更为多见。如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 ”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兵众，留屯江陵”，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李严、吴壹的「 ”一战即降”；（「 ”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吴壹「 ”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蜀汉辅臣赞》吴壹条）；许靖的踰城而降。（「 ”璋蜀郡太守许靖将踰城降，事觉，不果”，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因此，诸葛亮此处的「 ”蜀土人士”，必指东州人无疑，这也正与法正所说「 ”客主之义”的「 ”主”相对应。 《蜀科》立法虽然有利于刘备集团在战时的资源集中，但其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在蜀中的资源汲取。事实上，由于刘璋的仁弱，益州州府的威信每况愈下。一个失去权威的组织，必然只是涣散的乌合之众。《蜀科》立法的本质亦是要重塑组织的权威，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绝非不必要，也绝不是简单「 ”汲取”二字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既包含着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也包含着平衡诸利益集团的问题。《蜀科》的实质，是在战时状态下，提高组织的权威度和管理水平，保证战时的令行禁止。 诸葛亮制定《蜀科》，重塑益州州府的权威（老版《三国演义》剧照） 汉中会战，刘备赢了曹操，输了钱 在组织建设、资源集中的基础上，刘备依靠法正、黄权等谋士，及黄忠、魏延等将领，再度鏖战三年，终于战胜了宿敌曹操，攻克了汉中。汉中会战在政治和 ... 上，是巨大的成功；但不可避免的，对益州正在下滑的经济则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当刘备在前线鏖战之时，蜀中出现了变乱。「 ”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 ”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载，郪县「 ”有高、马家，世掌部曲”。马秦、高胜之乱，实则是蜀中豪强叛乱。这在赵韪之乱平定后，极为罕见。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刘备入蜀后以直百五铢劫掠蜀中财富，北伐汉中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种掠夺开始超越益州人（特别是益州豪强）的底线。于是趁着蜀中权力真空，益州人发动了叛乱。 正因如此，当刘备向诸葛亮「 ”急书发兵”时，诸葛亮犹豫了，乃以此事咨询益州蜀部从事杨洪。因杨洪是犍为人，亦曾作为李严属吏，诸葛亮或许认为杨洪对于犍为、蜀郡一带情况更为清楚，他向杨洪咨询发兵事，实则是在咨询蜀中豪强的承受能力。 杨洪则答：「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得到杨洪的答复，诸葛亮才敢安心发兵，又趁机以杨洪领蜀郡太守。一方面免去了益州人不喜的法正（法正虽在前线，但仍领蜀守），另一方面以益州人治益州人，以安定益州豪强之心。（《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汉中之战后，曹操尽徙汉中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刘备「 ”得地而不得民”，（《三国志·蜀书·周群传》）能够从汉中作为补给的资源相当有限。随后，刘备在汉中称王，以魏延为守将后，便还成都。一路上，「 ”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典略》）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以防曹操再来攻。由此，汉中部队的补给、蜀道的馆舍亭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汉中会战第一阶段形势简图。汉中会展消耗了蜀中大量的财力、物力、民力 「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汉中战后，蜀中一时财力、物力、民力耗尽，经济继续衰退。1984年，成都市郊彭县思文乡梓柏村出土了2857枚钱币，其中直百五铢2841枚，蜀五铢只有16枚，（见曾咏霞、丁武明《成都彭县出土「 ”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 ”蜀五铢”与「 ”直百五铢”》，以下钱重亦见此文），此批货币当是直百五铢流通一段时期后的产物。 与威远蜀钱相比，彭县蜀钱已经全面减重。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像威远蜀钱那样，做出区间分明的统计，但仍可以做一个大略的估计。1.6－4.1克的直百五铢约2609枚，占91.32%；4.2－6.4克约204枚，占7.14%；6.6－9克的则更少，约19枚，仅占0.67%；另有9枚3.2－4.8克，因统计区间问题，未计入以上数据。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4克以下的钱币，在威远蜀钱中仅占14.02%，而在彭县蜀钱中已经激增至91.32%。直百五铢减重与贬值之严重，可见一斑。 第二，威远蜀钱最轻者为3.2克，而彭县蜀钱居然已经出现了1.6克的小样，重量只达前者的一半。直百五铢减重的趋势更加严峻。 第三，在威远蜀钱中，9克以上者占80.92%，甚至9.8克的直百五铢占到总钱数的六成以上；而彭县蜀钱6.6克以上者仅19枚，占0.67%，这其中只有一枚9克钱，仅占彭县蜀钱总数的0.04%。 彭县（现已改制为彭州市）位于成都郊外。彭县蜀钱可以直观反应出益州最核心区的经济状况。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经济急剧衰退，已不言自明。 还要指出的是，在彭县蜀钱中未见「 ”太平百钱”。太平百钱是汉末蜀汉时期，益州铸行的一种货币，其始铸人和时间均有争议。杨荣新先生认为，此钱最早铸于刘备章武年间（221－223年）或刘禅继位初期的建兴年间（223－237年），（见杨荣新《「 ”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其说颇有见地。我以为太平百钱最迟在刘备称帝前后已开始铸造（后文会逐渐论述），那么彭县蜀钱的时间必然还要靠前。以时间论，彭县蜀钱所展现的，或许正是汉中会战前后，蜀汉货币流通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被孙权偷袭，刘备已经无能为力。打仗归根结底，打得是经济实力。在汉中会战后，不仅刘备的部队极度疲惫，需要修整；蜀中也难以在短期内集中东征所需要的后备物资。刘备并非见死不救，实在是已经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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