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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所谓文字狱，也称文祸、笔祸，都是因文罹祸，因文字而遭牢狱之灾。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该案牵连人数达300人之多，戴名世的所有著作被列为禁书，全部烧毁。诗文、史著成为“文字狱”的主角是有逻辑可寻的。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文字被曲解原意、无限引申，就成为罗织罪名的工具，很容易就演变成文字狱。
说起文字狱，大概是新的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施行的一种政治手段，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统治阶级看似是在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人思想的统治，形成统治者想要的意识形态。文字狱历来都有，先来看看什么是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所谓文字狱，也称文祸、笔祸，都是因文罹祸，因文字而遭牢狱之灾。但如果仔细考究，文字狱的“文字”可谓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最常见的“文字”是诗，此类冤案也称“诗案”、“诗祸”。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案，当属“乌台诗案”，主角是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轼对王安石的改革有看法，在诗里发了点牢骚，结果被那些想拍王安石马屁的“新进”御史们嗅出对改革不满的意思，被认为“包藏祸心，诽谤谩骂”，于是被捉到“乌台”。苏轼最终在监狱里关了四个月后被贬谪到远离政治中心的黄州，这还是皇帝没有轻信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从轻发落了。清代许多文字狱就是此类“诗案”，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陈鹏年“重游虎丘”诗案、雍正四年(1726)钱名世以诗谄附年羹尧案、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等等。
其次常见的“文字”是文章。文章汇集成书，就是文集。因文集、专著中某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而遭遇文字狱，在清代不胜枚举，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作家，史学、文学的成就都很大。他的学生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名世所写古文百余篇汇集成书，取名《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刊刻出版，大受欢迎。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部长)赵申乔弹劾戴名世。刑部官员从《南山集》中找到一些“罪证”，包括文集所录一封戴名世给弟子的信中讲到应该承认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这自然触犯了满清政权的正统性，属于大逆不道。该案牵连人数达300人之多，戴名世的所有著作被列为禁书，全部烧毁。
另一种比较容易惹祸的“文字”是史书，此类案件也称为“史案”、“史祸”、“史狱”。历史上较早的比较典型的“史案”是北魏的崔浩在写北魏拓跋氏开国史时，揭露其野蛮杀戮行径，结果被认为“暴扬国恶”，其本人及姻亲皆被夷灭五族。清代的著名文字狱中，康熙年间的庄氏《明史》案即是因修史书而起。
诗文、史著成为“文字狱”的主角是有逻辑可寻的。中国古人讲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而读书人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所谓的“志”、“道”很难脱离政治，诗、文既要承担言志、载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险恶，所以需以隐讳的方式去谈，同时也养成了中国古人从诗文中揣测深层意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恶性发展，文字被曲解原意、无限引申，就成为罗织罪名的工具，很容易就演变成文字狱。史学方面，中国古代另有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而当权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开、丑行被公布，秉笔直书让其丢脸，犯其禁忌，也很容易发展成文字狱。
如果说诗文、史著发展成文字狱有逻辑可寻，那么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字”也发展成文字狱就是刻意诛求了。比如中国古代皇帝的生日称为万寿，有资格的官员要向皇帝进呈贺表，以祝皇帝生日快乐，这种贺表自然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的，但朱元璋却认为贺表中“作则”(指统治者的言行为百姓所效法，即做天下人的榜样)是讽刺他曾经“作贼”(农民起义被称盗贼)。“作则”本是称颂统治者的套话，很多人无意中用了这个词，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狱，丢了脑袋。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甚，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 *** 的民族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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