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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阀，本意即「”门第阀阅”，指的是累世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不仅是代有高官的显贵之家，也是文士辈出的书香门第，同时拥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因而其家族才能长期把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累世不绝。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的出现与兴起中国历史上的门阀社会，一般是指东汉后期到隋唐时期以屡代迭出高官的世家大族为显著标志的历史阶段，其中尤以魏晋时斯的士族门阀最为兴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家族为本，强烈的血缘纽
门阀，本意即「 ”门第阀阅”，指的是累世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这些世族不仅是代有高官的显贵之家，也是文士辈出的书香门第，同时拥有众多的门生、故吏，因而其家族才能长期把持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累世不绝。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的出现与兴起 中国历史上的门阀社会，一般是指东汉后期到隋唐时期以屡代迭出高官的世家大族为显著标志的历史阶段，其中尤以魏晋时斯的士族门阀最为兴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以家族为本，强烈的血缘纽带和宗族观念，是门阀存在的重要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的出现与兴起，滥觞于两汉蓬勃发展的地方宗族势力，同时又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批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地方宗族势力在全国各地蜂拥崛起。这类宗族团体皆以某一地方大姓为标识，内部联系紧密，具有深厚的宗族乡里基础和庞大的组织结构，且拥有相当的政治、经济实力和一定数量的私人武装。 同时，由于这类宗族往往在一郡的区域内形成自身累世且盘根错节的势力，因而又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魏晋时期的士族门阀，正是从这种地方宗族势力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二、西汉对地方豪强势力进行抑制和打击 日渐膨胀的地方宗族集团，对于亟需加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来说，无疑构成了相对立的力量。因此，西汉中央政权不遗余力地推行加强集权的各项措施，对地方豪强势力进行抑制和打击。 以汉武帝时期实施的刺史制度为例，州刺史所谓六条「 ”问事”，其一便是针对地方强宗田宅违制、以众欺寡，此外还要对地方官勾结豪强的行为进行监督。西汉时期著名的酷吏王温舒、尹赏等挤，便多以镇压地方势力著称。 尽管地方豪强的势力顽强存在，但由于中央 ... 的严厉打压，特别是当时只要精通儒学经典，出身不同的儒生也可以通过察举和「 ”皇帝征召”等方式进入政权，因而地方豪强势力始终难以控制仕进选举的渠道。 三、东汉时期地方宗族的地位则与先前迥然有别 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聚集宗族宾客而起事的众多地方豪强势力，成为光武帝刘秀赖以建国的中坚力量。 这批着姓豪强不仅是拥有自己的庄园和武装的地方实力派，大多也属于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士大夫出身。他们成为东汉政权的基石以后，也就意味着地方豪强势力不仅拥有颇为显赫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开始在学术领域内占据一席之地。当这些豪强大族不单单是武断乡曲，而使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参与甚至操纵政权的时候，门阀的端愧就开始出现了。 东汉政权在官员检选和仕进上，基本沿袭西汉的察举制度，其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僚属，以及各地遴选的秀才、孝廉、贤良、文学等，照例均由地方行政长官从本地人中征辟。在农耕社会中，民众长期生活在相对固定和封闭的地域里，其聚族而居的习惯，使得彼此间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较强凝聚力和实力的大族，往往成为支配乡里的重要力量，进而可以对地方政治施加影响。 四、地方大族在东汉以后逐渐转变为门阀 由于地方豪族势力的膨胀，其宗族子弟往往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力，从而逐渐形成在州郡僚佐中的权重之职多为本地豪族垄断的局面。 一般来说，各级地方长官皆由中央任命，因而其任期是固定的，但地方僚佐则多为世袭，所以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地方豪族只要世代充任州郡僚佐，便自然能够在实质上控制地方政权，成为一方显赫与人望所在，从而形成「 ”世仕州郡”的局面。 地方大族在东汉以后逐渐转变为门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其对于文化和学术领域的掌控。陈寅恪先生指出：「 ”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唯一之标准……或以具备高官及才学二条件者，为其理想之第一等门第。” 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儒学为主的经学便在传统学术中占据最重要的舞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成为了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法律的制定和贯彻要受到儒家道德纲领的制约，各种政治制度及其运行也须遵循儒家所称颂的礼制。在政治生活中，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吏有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处理政务，才能得到认可和升迁。同时，无论是以察举、征召还是学校形式培养官吏，学习、掌握和运用儒家学说都是读书人的必由之途，正所谓「 ”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 五、门阀累世垄断官位 东汉时期是经学空前发展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一批以经术、德行著称的所谓「 ”名士”，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范晔对东汉「 ”名士”的评价是「 ”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所谓「 ”道艺”，也就是经术。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在学术上往往是父子相传，旁及门生、宾客，私家学术相当兴盛。因而当时研习经学者，除了依靠官学，更多的则是依托于地方大族的私家教育。 东汉时期东汉末年的世大族中，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和颍川荀氏都是始于经学世家。以「 ”四世三公”的袁氏为例，袁安的祖父袁良，因精研《孟氏易》而著称，仕宦为中书舍人，袁安则「 ”少传良学”，后乃进位司徒。其子袁敞、袁京皆习《易》而仕进，孙袁汤也是「 ”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魏晋时期的门阀也莫不如此，即便是晋皇室的司马氏亦是「 ”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家教学的方式强化了师徒之间的纽带，大族依靠教育手段加强了自身的势力网络，文化与学术逐渐为其所垄断。 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舆论对儒家所强调的「 ”德行”的高度提倡，促使士人不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实践，还必须重视乡里的公认。在受儒家思想所支配的基层社会中，考察一个人的「 ”德行”，宗族乡党的评议往往是最具有公信力的。 郡县长官征辟僚佐的重要标准，即是依据乡里的「 ”乡论”，而「 ”乡论”又往往为地方着姓大族中的代表人物所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门阀之所以能累世垄断官位，正是因为它垄断了文化，并且有力的影响、导引着社会舆论，从而控制了官员的选拔仕进道路。 总的来说，魏晋时期的门阀享有仕宦、门荫及释褐上的各种特权，为其家族累世参与政权提供必要的制度性保证，而且往往是有着经学世家或文化世家的背景，家学门风对于门阀是必不可少的。门阀还格外重视士籍，强调婚姻须门当户对，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利益集团。 门阀制度从法理上和观念上将社会划分为不同阶层，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限制了社会流动，阻碍了传统社会的发展。不过，门阀社会下日趋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使得政局维持动态的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动荡。同时，由于礼法文学是士族赖以存在的文化特质，所以门阀社会中的文化艺术成就是颇为突出的。 魏晋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呈分裂格局，在思想文化上却表现出「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面貌，士族则是推动文化事业进步的中坚力量。此外，门阀社会中所提倡的门风和习俗，也对后世的伦理道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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