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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诗与唐人小说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唐人小说中拥有大量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机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从“四期说”的角度比对唐诗与小说的用诗，初唐诗...
唐诗与唐人小说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唐人小说中拥有大量的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机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从“四期说”的角度比对唐诗与小说的用诗，初唐诗坛因中有革，小说用诗低迷。盛唐诗坛呈现鼎盛之态，小说用诗出现俗诗短章。中唐诗人探索求新，小说用诗与唐诗和谐融通；晚唐诗坛出现衰退之象，小说用诗逐渐繁富。
关键词： 唐诗； 唐人小说； 文学体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ｄｉｄｎ＇ｔ ｇｒｏｗ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ａｎｇ ｎｏｖｅｌ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ｍｓ。 Ａｓ ｔｉｍｅ ｗｅｎｔ ｂ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ｏｅｍ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 ｄａｉ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ｍ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 Ｆｒ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ａ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ａｐｅ， ｓｏ ｆｅｗ ｐｏｅｍ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ａ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 ｆｕｌｌ ｗｉｎｇ， ｓｏ ｖａｒｉ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ｏ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ｐｏｅｍ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ｆｆｌ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ｎｏ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ｎｏｖｅｌ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文学的发展，包括某种文学体式，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现象，而是与外界时常 *** 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文学本体历时性的丰富充实，也体现在共时性的异体借鉴与吸收在。唐代文学的标志是诗歌，研究唐人小说发展不能不参照唐诗，研究唐人小说之用诗现象，就更是如此。唐诗发展的运行轨迹、阶段划分问题，历来为治唐诗者所关注，其中影响最大、迄今仍为多数学人认同的是明代高木秉所倡之初、盛、中、晚唐“四期说”。与自宋以降众人注目的唐诗分期大不相同，学界对唐代小说分期的关注，则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主要有“三期”、“四期”、“五期”等说法。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参照了唐诗的分期，特别是“四唐说”而成的。
唐人小说的分期，受到了唐诗分期的影响。唐人小说中的诗歌，是否受到唐诗创作大气候的影响？不同时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唐诗的总体风貌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探讨索解之必要。尽管有人将唐人小说中的诗歌与一般意义上的唐诗同视，如《全唐诗》卷８６２、卷８６７所录神仙鬼怪之诗，但唐代诗人之诗与小说之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诗人之诗是独立自足的文学体式，小说之诗则属于小说文本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文本组构的作用（虽然也可单独成立）。诗人之诗的作者当是于史有征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而小说之诗从根本上讲，虽出自小说作者之手，但名篇的作者，其身份多非诗人。因此，我们拟以唐诗发展线索为基本参照、以高木秉“四期说”的分期为坐标，分析唐诗与唐人小说之诗的相互关系。
一、 初唐：诗坛的因中有革与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
初唐诗歌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由十八学士、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这一占据文坛盟主地位的诗人连接而成。他们的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对南朝多所承继，于声律、辞章等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另一条线索由王绩——四杰——陈子昂构成。他们虽然未能居于文坛首领地位，但却能够以创作的别开生面或理论的别具一格，成为当时文风改革的生力军。［１］如以诗歌创作特征而论，上官仪与沈、宋注重外在形式的华美合度，题材内容较狭窄贫弱；四杰与陈子昂将诗歌由宫廷引到了边塞、山川、社会生活，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追求刚健有力的诗风。此外还有王绩、王梵志等人，则是以质朴之语抒情表意，以大量的通俗诗在初唐独树一帜。
初唐大体属于唐人小说发展初期（６１８——７７９）前段。这一阶段现存小说很少，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唐临《冥报记》、郎余令《冥报拾遗》、胡慧超《十二真君传》等作。在这些作品中，用诗者仅有二则。一为王度《古镜记》中被宝镜照出真形为老狸的婢女鹦鹉临死前醉舞所歌：“宝镜宝镜，哀哉吾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２］卷２３０一为释道宣《唐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中明解和尚所作二首诗。第一首是明解由僧还俗应制科得第后所作的述志诗，抒发“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的喜悦之情。第二首是明解因背弃佛法，“不遵内教”而被拘阴府受苦，托梦生前相知表达的悔过、劝人、言别之辞：“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３］
本期是传奇小说形成的时期，上述存诗的两篇小说属于传奇体小说。篇中诗歌所发挥的作用均为抒情表意，诗与篇内相关内容的联结自然和谐，十分贴切。如果将其作为独立的诗作考察，《古镜记》中诗歌具有多种价值：一则可见《诗经》基本体式（四言）之遗型，可知唐世四言诗之状况。二则可见唐初对韵律的重视。诗的前四句，一、三、四句押韵；后四句中二、四句押韵。虽非通押，亦可感到作者对韵脚的关注。三则可见通俗诗风的影响。一般四言诗，用语多古奥，再加上音节方面的限制，易造成理解与诵读的困难。此诗用语浅白，流利上口，与唐初通俗诗的风行是有关系的。至于《明解传》中的两首诗，属于合乎规范的律体诗（尤其是上引第二首）。律诗的定型通常认为是在沈、宋之时，但五言律诗的定型早于七言律诗。这两首诗也可以作为律诗成于初唐的例证。此外，上引３首诗所表达的都是作者（老狸、明解）自己的真情实感，可视为对当时流行的辞华情少的宫廷御用应制唱和之作的突破。这与“四杰”所倡导的扩大诗歌题材内容的指向也是吻合的。
二、 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与
俗诗短章进入小说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 *** 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４］。所作诗歌“无美不臻”——“雄浑沉郁，诗之力也；清新娟秀，诗之趣也；飞腾摇曳，诗之态也。上可以狎括曩贤，下可以仪型百代”［５］《唐诗援》序。盛唐诗歌的基本特征是：热烈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大胆深刻地批判现实，积极昂扬地开拓进取。诗歌中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的情调。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所体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特征，与李白的精神最为接近，他们共同代表了“盛唐气象”、“盛唐精神”的主导方面。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舒适丰足的产物，他们的诗歌从侧面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杜甫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诗人，他对“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现实的深刻体会，是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他以盛唐人特有的眼光去观察和反映战乱前夕及以后的现实，既对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又对人民的痛苦作了真实的描述，还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其诗与李白等人形成同质互补，全方位展示了盛唐诗歌之风采。就诗歌体式而言，在盛唐诗坛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古体乐府。有的人甚至认为，此期的近体诗也带有古诗的风味：“诗在初盛，不独古风为古，其近体浑灏流转，较之中晚皆可谓之古诗。何也？其风格古，其气息古。”［６］卷８《闻鹤轩唐诗选序》古体诗包括古风、乐府、歌行等在句型、篇章、格律、押韵、题材内容、情感抒发、声调节奏、表现手法等等方面，都相对宽松或是开放的，与格律诗相比，可视之为“自由体”诗。这种束缚少、表现力极强的诗歌体式，与盛唐的时代精神、与盛唐诗人的人生指向与追求是十分吻合的。李白诗绝少律体，高适、岑参多以古诗知名，杜甫多以乐府反映现实，其因皆源于此。
诗坛的盛唐，大致相当于唐人小说初期的后段（７１３——７７９）。此时传奇小说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表明唐人自觉创作意识的产生；志怪小说正融和传记、辞赋、诗歌、民间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而发展为崭新的传奇小说。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张说《梁四公记》、《镜龙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牛肃《纪闻》，郑氏《猿妇传》，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等属于本期的小说。
本期小说中用诗者有：张族鸟《游仙窟》及《朝野佥载》、张说《镜龙记》及《传书燕》、牛肃《纪闻》、何延之《兰亭记》、唐《唐手记》、赵自勤《定命录》。这些诗歌多为五言短章的四句、八句，间有四言、七言诗。其中，《传书燕》所录郭绍兰“思妇诗”，《兰亭记》所录辩才和尚与萧翼的“分韵应答诗”，《唐手记》中的５首“悼亡”、“伤别”诗，《定命录》“袁天纲”条中李义府所作《咏鸟诗》，都是形质俱佳的诗作。但是，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张族鸟《游仙窟》和《朝野佥载》。
传奇小说《游仙窟》共用诗８３首（包括引诗与断句），其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其体制有古体、近体、楚辞体，其来源有作诗、引《诗》，其作用有应答、抒情、咏物、嘲谑、离别等等。在唐人小说中，《游仙窟》所用诗歌最多，提供的参考也最为多样。有的诗歌合律押韵，纯为初唐格调。如五嫂咏花诗：“新华发两树，分香遍一林。迎风转细影，向日动轻阴。戏蜂时隐见，飞蝶远追寻。承闻欲采摘，若个动君心？”十娘所作别诗：“别时终是别，春心不值春。羞见孤鸾影，悲看一骑尘。翠柳开眉色，红桃乱脸新。此时君不在，娇莺弄杀人。”但是，篇中更多的则是词浅意露之作：“忽然心里爱，不觉眼中怜。未关双眼曲，直是寸心偏。”（下官）“眼心非一处，心眼旧分离。直令渠眼见，谁遣报心知。”（十娘）［７］１４２如此这般地相互应答，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其中不乏明目张胆的挑逗与带有色情意味的描写。可以这样讲，《游仙窟》中大量运用诗歌，显示了作者身为文士的放浪不羁之才情，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对通俗诗的好尚。
张族鸟的《朝野佥载》属于杂事小说，其中有不少与诗歌相关的内容。第一，记录了大量的歌谣。如卷１：“永淳（高宗年号）年，又驾幸嵩岳，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８］１１第二，记录嘲谑之作。如卷４：“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８］５１第三，引用有关创作通俗白话诗之事。如卷４对“趁韵将军”权龙襄作诗情景的记录。第四，自作白话诗。如卷４：“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族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８］５１。通过上述事例不难看出，张族鸟对通俗诗是有所偏爱的。《朝野佥载》也记录了一些严肃雅致的诗事诗作。如卷２的“周补阙乔知之”条，叙乔知之与其婢碧玉的悲剧故事，录有乔知之所作《绿珠怨》诗。卷３“杨盈川侄女”条，录杨之侄女容华所作《新妆诗》。但是，此类作品的数量，远远少于对通俗白话诗的记述。当然，《朝野佥载》因体式（杂事小说）所关，录入诗歌多为现实（当世）人士所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之诗。但是，我们借助其中的相关记述，可以证实张族鸟偏爱通俗诗歌的好尚，加深对《游仙窟》用诗的理解，更多地了解本期诗歌创作的情况。
从总体上说，本期的小说创作仍处于准备阶段，与盛唐诗坛蓬勃向上的繁荣景象相比，显得数量鲜少且缺乏生气。不过，从小说中用诗的情形，可以看出当时近体诗，特别是七言律诗的运用还不是十分普遍，这与盛唐诗坛的情形，大体上是一致的。
三、 中唐：诗人的探索求新及小说与诗的和谐融通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大唐进入了中唐时期。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必然反映到诗坛上。如果说，盛唐时期是诗人们奋发向上的时代，那么，中唐便是一个思考探索的时代。诗人们一方面关心着唐王朝的前途命运，要求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减轻赋税、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这也是本期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艺术出路，因为盛唐诗歌所表现的内容、所反映的现实、所体现的精神，与此时大大不同了。盛唐诗人们所创制、所运用的诸多表现技巧、艺术手法，也难以一一照搬。而且，他们也不甘于一味模仿前人，于是便纷纷探索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这样，就使中唐诗坛涌现出众多的风格、众多的流派，使得唐诗创作“衰而复兴”。中唐的诗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７６６—７８４）诗坛的主要代表是“大历十才子”，其诗歌创作的特征是：在体式上，较重视近体（特别是五言），最优者为五律；在审美趣味上，崇尚阴柔之美、悠远韵致、幽隽情调、清雅意趣；在创作方法上，信守现实主义，擅长白描、写情细腻深刻、摹景生动逼真，言情体物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主题取向上，偏重表现感受，多着眼伦常情感、琐屑之事，酬赠别离之作增多，迷惘心态、衰老感受、渴望友情、向往隐逸，成为吟咏的主要指向；在作品构成上，多用移情手法表现主观感受，物我同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意象多为具体、静态者，意象结构以平列式为主；在语言上炼饰雕琢而少用事典，具有清新流利之美。［９］后期（７８５—８４６）的创作尤为重要，涌现出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等一大批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这些诗人多为“元白”与“韩孟”两个派别的领袖或骨干。从创作渊源上讲，两大诗派都可视为杜甫的后继。“元白”着重继承了杜甫诗歌“感事”功能，诗歌创作的现实性进一步增强，并且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以白居易的诗论为代表）。而他们大量创作“新乐府”诗，一方面成为实践现实主义诗论的载体，同时也是叙事诗创作水平明显提高的标志。他们多站在国家公众的角度，体现了一种“群体意识”，诗歌内容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以浅显平易的语言和乐府形式为其艺术特征。“韩孟”则主要继承了杜甫的“写意”功能，诗作中既有对现实的感触，又有主观情志的抒写；大都站在主观自我的角度，更多体现为“个体意识”，通过个人的悲痛遭遇来反映现实的黑暗；艺术上追求奇特险怪。这两大诗派再加上卓而特立、自成一家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共同促成继盛唐之后唐诗发展的第二个 *** 期。
与中唐诗坛兴盛的局面相合，唐代小说创作终于迎来了繁荣时期。鲁迅在《唐宋传奇集》中指出：“唯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１０］特别是贞元至元和（７８５——８２０）年间，传奇小说（单篇传奇）创作达到鼎盛阶段。此时的小说多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题材以男女爱情为主，体式大都为“传”体，作家多是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文人团体的成员或受其影响的文人。代表作品如：陈玄《离魂记》、李朝威《洞庭灵姻传》（《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陈鸿《长恨歌传》等。唐人小说能够在此时摆脱长期的停滞徘徊，实现重大突破，是与当时文坛风气及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李肇《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在概括“元和体”特征之后接着写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沿怪也”。［８］１９４所谓“尚荡”，包含着不受拘束、随心构想之意；“尚怪”，则是对征奇述异的直接说明。文风如此，对于小说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当时的时代，充满着强烈变革精神：政治上，有王叔文的“永贞革新”；经济上，有杨炎的“两税法”；思想上，有韩愈重建儒学正统的努力和刘禹锡等人对哲学问题的探究；文学上，则有韩、柳的“古文运动”和元、白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新变与快速发展，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相继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士子阶层，希图扭转自魏晋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包括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认定。这种恢复与认定，其实就是文化的转型。而这一转型也正是传奇小说在中唐时期达到繁盛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此时的小说不再以“传鬼神、明因果”为意，转向“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了。［１１］
诗人文士的积极参与及“文采”的讲求，使得本期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尤为密切。其主要表现：一是运用诗歌的小说增多。单篇小说如李朝威《洞庭灵姻传》、许尧佐《柳氏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元稹《莺莺传》，小说集如戴孚《广异记》、张荐《灵怪集》、陆长源《辨疑志》等，均录有数量不等的诗歌。二是诗情抒发与诗境构筑。“中唐传奇绮丽幽艳的诗情，常常令人感受到《九歌》的余韵，尤其是《湘君》、《湘夫人》那种借神之交往写深长恋情的华美而缥缈、清新而悲恻的情调。其中颇有几篇爱情传奇就发生在湘水和洞庭诸地，从而加深了这种诗情的因缘。……唐人传奇的一些篇什，正是从这里获得诗的灵感的。”［１２］其中，以沈亚之的小说最为典型，《湘中怨解》、《感梦记》等，直可称为“诗化小说”。三是诗歌与小说的相互配合。即以同一内容为题材，用传奇小说和诗歌两种体式加以描写，二者相辅相成。如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元稹《莺莺传》与李绅《莺莺诗》。四是记录诗人诗事。此类记录，传奇小说中是有的（如白行简《三梦记》，记述白居易与元稹相互赋诗以寄思情之事），但更多的则载于杂事小说。刘饣束《隋唐嘉话》录入“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卷上）等十余则。李肇《国史补》不但记录了李白、王维、韦应物等诗人之事，而且对唐世诗文大况有所概括描述，将盛、中唐时期的著名诗文家列入多半（卷下《叙著名诸公》条）。刘肃《大唐新语》模仿《世说新语》体例，共分三十门，其中“文章第十八”所录皆为诗事、“谐谑第二十八”亦多为诗事。
上述所列本期小说与诗歌关系密切的四种表现，都与当时的唐诗大势紧密相关。诗歌进入小说的比例增加，是诗人关注小说、创作小说的直接结果；小说中“诗境”的构筑，可视为以诗“化”小说的有益尝试；诗与小说的相配，从某种意义上讲，表明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诗坛之诗的合一。如白居易《长恨歌》，既是作者感伤诗的代表作又是唐诗之名作，又曾被附于陈鸿《长恨歌传》之后，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小说对诗人诗事的记录，可视为人们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意在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本期的小说之诗与诗坛的关系都是密切的，双方的体制、风格也是接近的。
四、 晚唐：诗运的逐步衰退
与小说用诗的繁富
对于晚唐诗歌，前人论及者不少。如“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司空图辈，伤时思古，退己避祸，清音泠然，如世外人，所谓变而不失正者也。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１３］卷６６《赵牧》。要而言之，晚唐诗的情感主调哀怨伤感，基本风格华艳纤巧，境界格局较为狭小，诗歌体式以律诗为主，成就较大者是咏史、爱情诗，代表诗人前有杜牧、李商隐，后有皮日休、杜荀鹤等。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而论，本期属于唐诗的衰落期。唐亡后，诗坛并未发生实质变化。“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正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娓娓如与人对语。罗昭谏（隐）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１４］“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师子跳掷’、‘毒龙顾尾’等，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１５］五代数十年间，成就最高者不过韦庄、罗隐等人，可见此时的“山中”确实已“无老虎”。至于“妄立格法”、“取人诗句”、空发“议论”之类作为，更是表明诗歌创作已入歧途或说到了尽头。
唐代诗歌在晚唐之初就已显衰败之像，此后直至五代末的百余年间几无起色。而同时期的唐代小说则表现出与之不同的景象。本期大体包括唐代小说创作的中期（８２８—８７９）和晚期（８８０—９６５）。中期是传奇、志怪集兴盛期，从牛僧孺《玄怪录》、张读《宣室记》、段成式《酉阳杂俎》，到裴钅刑《传奇》，唐世著名的志怪、传奇集多产生于此时。晚期的情况与唐诗晚期情形相近，属于小说创作的低落期。其间作品少且水平大幅度下降（五代之时更甚），优秀传奇小说难以寻觅，大量充斥着神仙道教、报应命定之类内容，稍可提及者是多录文人之事的杂事小说以及讲说佛经和民间故事的通俗小说。
就小说用诗情况而言，本期取得的成就最大。志怪传奇小说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段成式《酉阳杂俎》、裴钅刑《传奇》；杂事小说集如：高彦休《唐阙史》、孟《本事诗》、王仁裕《玉堂闲话》；单篇传奇如：南卓《烟中怨解》、王洙《东阳夜怪录》；通俗小说如：佚名《伍子胥》、《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都录有数首乃至数十首诗歌。
本期小说中的诗歌，与同期（晚唐和五代）诗歌亦多有相合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题材内容以记叙修仙悟道、妖鬼怪异者为多，直接反映现实者少。修仙者如郑还古《博异志》之《白幽求》中四位真君等仙人之诗；悟道者如李复言《续玄怪录》之《杨敬真》中信真、湛真、修真、守真、敬真之诗；怪异者如王洙《东阳夜怪录》中驴、狗、鸡、牛、骆驼之诗；至于鬼、神所作之诗，在上引志怪、传奇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小说中记录鬼怪特别是表达仙道思想诗歌的大量出现，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是小说作者“戏谑”创作观的展示，更多的当是人们对现实社会失望之后的意向转移、心理释负以及重新安顿自己的尝试。
其次，抒 *** 感，以哀伤悲苦者多，志意高扬者少。有的写家国盛衰之感，如韦《周秦行纪》中薄太后、太真、潘妃之诗；有的抒遭受遗弃后的痛苦，如曹邺《梅妃传》中梅妃之诗；有的表忠而受戮的悲愤，如李玫《纂异记》之《许生》中白衣叟、少年神貌扬扬者、短小器宇落落者等人之诗，等等。我们不是说其他时期的小说中没有此类诗作，而是说本期此类诗作较多，而时代又处于衰败没落之时，易于将双方加以联系，而这种联系不能说毫无道理。
第三，运用诗体，以近体短章（七律、五律、七绝、五绝）为多，古体与长篇为少。唐代诗坛对诗歌体式的运用，大致可做这样的划分：初盛唐多用古体，中晚唐多用近体。其中，初唐流行五言，盛唐重视七言，中唐律多古少，晚唐尤重五、七律。这一判断既考虑到各种诗歌体式的数量，同时也顾及每时期诗歌的“名作”，因为数量并不能说明一切。晚唐流行律诗的风习，在本期小说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我们还是举引一些实例：王洙《东阳夜怪录》有诗１４首，皆为律绝，其中七绝９首、五绝５首、五律１首。韦《周秦行纪》有诗７首，皆为七绝。牛僧孺《玄怪录》之《元无有》、《柳归舜》等９篇中有诗２３首，其中五、七言律、绝１２首，其余为三言、杂言或长篇。裴钅刑《传奇》之《元柳二公》、《崔炜》、《裴航》等２１篇中有诗４７首，其中五言绝句五首、七言绝句４０首、七律１首、引古诗１首（断句）。沈汾《续仙传》之《玄真子》、《蓝采和》等９篇中有诗１２首，其中五、七言律、绝共９首。通过这种虽不完全但具有代表性的统计，不难看出晚唐五代时期小说中诗歌体式的大概状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晚唐时期小说中的诗歌，无论是外在体制，还是内在意蕴格调，与同期的诗坛情状是基本一致的。
回顾整个唐五代时期，诗歌与小说的发展存在不同步的差异。当诗歌经过初唐近百年的承继扬弃、融合创新，到开元、天宝迎来盛期之时，唐人小说还大体停留在与六朝区别无多的以志怪、轶事小说为主的阶段。张族鸟的《游仙窟》作为初唐时期的传奇小说，无论对于小说还是诗歌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作品。但它在“创新”方面走得太远（用诗过多、有涉色情），反而导致了千年的湮没无闻①，在当时可能也没有形成太大影响。中唐时期特殊的社会文化大背景，终于激活了小说创作（当然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唐人小说保持了百年的繁荣（７８０—８７９），实现了单篇传奇、小说结集两度的兴盛期。此后直到五代之末，虽无新的建树，但唐人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然确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唐人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有诗歌的进入。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诗歌进入小说的几率越来越高、小说中诗歌与唐诗发展的风貌愈益相合。因此，唐代诗歌与小说用诗的流程嬗变有着明显的可比性、“四唐诗”与小说中之诗具有密切关系的结论，当是合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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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蔡居厚。蔡居厚（宽夫）诗话［Ｍ］∥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２９。
① 《游仙窟》国内早已绝迹，上世纪初方从日本抄回。即使在日本，对其中的诗歌也多有微词，日本人河世宁氏所编《全唐诗逸》仅选１９首录入，其因在于诗中关涉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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