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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39 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曾高中一甲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补了内阁中书一职，长期在京为官。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疏通上下环节。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没事，就他被摊上了，对他很同情，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秋后并未处决。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杀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闹八国联军时，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得到慈禧同意释放。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死了。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个多世纪后，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他就是鲁迅。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如果没有此案，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如果官员不需要钱，行贿案就不会发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他需要这笔钱。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竟然没钱回家奔丧。曾国藩当时42岁，历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穷得丁当响。出京前，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京城消费成本高，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明清两代俸禄奇低，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41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明清时期，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大半的月薪就没有。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处处都得花钱。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如果再纳几房小妾，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官场讲的就是人脉，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随着人脉越来越广，应酬也越来越多。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有人说，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要平步青云，要熬出头，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有外快，也就是业余 *** 打工赚辛苦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好在他教过私塾，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补贴家用。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运气好，交际面足够广，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颐之余，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另外，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却和商业关系不大。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讨得回乡的盘缠，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贪赃舞弊，狠赚一笔，改善财政窘境了。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比如曾国藩、徐世昌，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去求见抚台大人。没名没钱，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伊里布倒没闲着，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后，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主政云南，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不禁感慨万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科场案发生后，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绍兴人，也喜欢骂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骂官场陋习，骂俸禄太少。除了骂人，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清朝末期，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照此算来，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而在光绪初年，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铭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而是实在手头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骂官场，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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