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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篇佚名文章，题目是《我经历过的“灾荒年”》，说的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江南水乡的一位高中生对于灾荒的回忆：
我是１９９５年上的高中，学校离家二十多里。一上高中，户口就迁到了学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记得那时的伙食标准和初中时一样，八块钱一月，觉着吃得还不错，经常有肉吃……
到１９６０年，困难时期来了……农村人的每月口粮一点点地减少，减到二十斤、十几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没有替代品吃。有个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树光溜溜的没了树皮。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这些榆树的皮都被人剥下来吃了。有人叹着气说：明年这些树就死了。家人告诉我，吃草根、野菜、树叶的很多，还有吃观音土的。
我爸是小学教师，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纪，当然吃不饱，因此比较瘦，还得了“浮肿病”……我在学校，定量始终没减，三十斤，比我爸还多二斤……整个困难时期，我没听说我家乡有人饿死……我家乡是鱼米之乡。以中国之大，比我家乡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灾荒年”饿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没有。但网上言之凿凿，说死了三千万，不知这数字从何而来。
网上流传着一本一个名叫惠文的作者当年在四川省简阳县进行整社时写下的日记。他对于当地人口死亡的记载来源于他的调查和有关知情者的透漏。在题名为《无声无息的代价》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１９５８年转公社时，人口为２５８０人，到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死去５９０人……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１９５８年转公社时人口为２４６人，到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份，只剩下１３２人，死去４６。４７％。主劳８０余人，只剩下２０余人，死去７５％。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６０余人，只剩下８人，死去了８９。９８％。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４０余人，只有２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１２０００人左右下降为６９００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４０％以上……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２０多个主劳几乎死光……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
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卖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地处成都平原的简阳县，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丰饶富足的程度，不让于江南。一个从北京下派的整社工作队员，比一个出身教师家庭的高中生，得到的资讯要充分得多，观察的社会要广阔得多，记载的灾情也就要全面得多。上引两篇网文，构成了对于大饥荒年代几乎完全不同的描述。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卖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地处成都平原的简阳县，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历史上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丰饶富足的程度，不让于江南。一个从北京下派的整社工作队员，比一个出身教师家庭的高中生，得到的资讯要充分得多，观察的社会要广阔得多，记载的灾情也就要全面得多。上引两篇网文，构成了对于大饥荒年代几乎完全不同的描述。
假设有两批事件的观察者，一批站在江西、浙江、山西等灾情不严重的地区，一批站在安徽、四川、河南等灾情严重的地区，所得结论之冲突，比以上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个人的经历来研究这场大饥荒，犹如瞎子摸象。个人所见，触摸到的只是象身上的一根毛，连象的大腿也摸不到。读者若不信，我们再回到上面列举的两个例子上来。
这位住在乡村却拥有城市居民户口的高中生，居然认为当时蔬菜很少，是件要命的事。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似乎人们吃树皮、树叶、草根、野菜，只是为了替代蔬菜，而不是充饥果腹。从常识判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普遍以树皮、树叶、草根、野菜充饥时，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就是必然的了。关于这一点，可以阅读以下来自江南水乡昆山县的官方报道？押
１９５９年，巴城公社断粮最长达６０天，浮肿病、弃婴、非正常死亡等事件接连发生。１９６０年，县委主要领导人深入城北公社同心大队，发现农民吃的都是以瓜菜代粮。同时还步行巴城，沿途发现大批劳力外流，新坟增多，才深感农村已处于断粮、饿死人的紧要关头，便立即向地委汇报，要求从速调拨粮食。（《昆山县志·大事记》第４４页）
从这一记载中，可见昆山县的灾情已经十分严重，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大量发生。按照《昆山县志》有关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进行估算，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９０００人。江南各县有类似的记载，灾情有轻有重。我不知这位当年的高中生究竟是哪个县的人，扩大一点范围，如以清代的苏州府计，即以苏州市、常熟市、常熟县、吴江、吴县、昆山六县计，按照我的计算，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７万人。
在第二个例子中，即使惠文先生以其整社工作组成员的身份，除了他列举的几个生产队、大队或公社的数据，其他也知之不多，或知之有误。例如，对于简阳县的人口死亡总数，惠文称：“困难时期，简阳县的人口由１２０万左右下降到了８０万左右”，意即简阳县人口净减少了４０万人。真实的情况并不如惠文所想像的。确实，１９５８年年底，简阳县人口为１２３。３万，１９６２年年底仅存８６万，净减少人口多达３７。３万。（《简阳县志》第三篇《人口志》）但这不完全是死亡意义上的净减少，部分原因是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将简阳县龙泉驿区１７。３万人口划归成都市管辖所造成的。排除这一因素，简阳县净减少人口只有２０万人，其中，还有因外迁而造成的人口减少。由此可见，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
已经有一些类似的著作，致力于排比或罗列全国各地的饥荒情景。他们的生动的文笔和极富现场感的描述，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类著作都是有价值的。丁抒的《人祸》和杰斯帕·贝克（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的《饿鬼》（Ｈｕｎｇｒｙ ｇｈｏｓ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Ｆａｍｉｎｅ）都是这样的著作。我相信，随着大饥荒资料的渐次发掘，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类似著作问世。只不过，此类著作再多，也解不开人们的心头之谜：在三年大饥荒中，中国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口？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２０００万人口与死亡３０００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
已有不少学者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根据若干项全国性人口数据，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之估计，所得结果在１７００万——４０００万之间。本文不拟展开对于他们成果的讨论。总的看来，我以为他们方法远不够细致和精确。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打个比方，那是一种毛估的推算，一种另类的“瞎子摸象”，没有关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触，只有动物的概念和体积的概念：说是一头象，其实可能是骆驼。
我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将中国 *** 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置于特定的政区框架之下，求解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口。也就是说，我的方法是从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触摸开始，完成对于一头大象的整体性判断，即努力地通过区域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研究，复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总数。从学术的立场而言，如果有可能，历史学家也应该完成类似的工作：南京大屠杀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抗日战争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等等。粗略的数据估计，由于没有学术的根基，很容易遭到人们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目的，有时不在数字，而在于一些基本的事实。这样一来，由于数据的粗糙和随意带来的后果，也就不是数据的本身了。这是教训，值得永远引以为鉴。
比较而言，构成本项研究的基础是中国内地的基层政区，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饥荒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从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家乡，可以据此了解自己的同辈或父辈，是怎样或有多少在饥荒中生存，或者死亡。另外，每一个大饥荒的亲历者或亲历者的后代，都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和调查来重新审视本书所揭示的那段历史。相对于他们而言，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构架只不过是为将来进一步的精确研究搭建了一个还算合适的平台。
除了完成对于死亡人口数据的讨论外，本书还对已有的饥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发挥。鉴于各地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口死亡规模的大小差异，与其讨论“民主制度下没有饥荒”，不如讨论“同一集权制度下饥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异”，亦即“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出现特大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只有不大的饥荒”或“集权制度下有些地区何以没有灾荒”。我提出的理论解释，相信对于后续者的研究，会有启发性的意义。（曹树基）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王兆成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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