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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据《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等书，皆用古文抄写。这说明早在汉武帝时期，《礼记》已有抄本，而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木简，则向世人展示了东汉初年所抄写的《仪礼》样本（如图）。当然，这七篇也都是《仪礼》的节抄而已，并不是《仪礼》的全部。但这个抄本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东汉初年的抄本《仪礼》，还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诵习经书的样式。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了解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经典篇章，也是号称最难读的经典文献之一。这三种文献产生的时代，现在大都认为是西汉时期，但究竟是哪一个时段，哪一位作者所作，却一直没有太多的实证资料。在传世文献记载中，据《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礼记》等书，皆用古文抄写。这说明早在汉武帝时期，《礼记》已有抄本，而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木简，则向世人展示了东汉初年所抄写的《仪礼》样本（如图）。 最早的《仪礼》抄本 这批抄写《仪礼》的汉简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1957年至1959年7月，甘肃省博物馆为了配合当地的开荒工程，在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的磨嘴子发掘了37座汉墓。其中6号汉墓（夫妻合葬墓）为土洞墓，发掘时虽已遭破坏，但还是出土了陶器、木器、漆器、竹木简等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600余枚竹木简，其中完整的有385枚，残简有225枚。除少量的竹简外，大部分是木简，这批木简的质地都是松木，有长短两种形制，短简数量比较少，才9枚，长约22cm左右，大约是汉尺的一尺，宽约1.5cm，其内容是有关宜忌之类的数术简文。长简保存得相当完整，长约54—58cm，约汉尺的2.5尺，宽约0.8—1cm，每枚简上抄写文字60—80个不等，四道编绳，简的正面或背面编有顺序编号，经整理，其内容就是《仪礼》的部分章节。 这批《仪礼》汉简可分为甲、乙、丙三种共九篇，总字数约有27400字，较《熹平石经》残存的文字要多近20000字，其中甲篇是七篇《仪礼》文献，具体可分为： 1.《士相见之礼》第三，计16枚简； 2.《服传》第八，计55枚简； 3.《特牲》第十，计39枚简； 4.《少牢》第十一，计45枚简； 5.《有司》第十二，计73枚简； 6.《燕礼》第十三，计39枚简； 7.《泰射》第十四，计101枚简。 乙篇是一篇《服传》，与甲篇的《服传》是相同的抄本，但木简稍短而狭，字小而密。丙篇则是抄在竹简上的《丧服》一篇。 从甲篇所存的简文来看，其中只有《士相见之礼》一篇保存完整，其余六篇都有缺佚。当然，这七篇也都是《仪礼》的节抄而已，并不是《仪礼》的全部。但这个抄本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东汉初年的抄本《仪礼》，还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诵习经书的样式。从《仪礼》的学术传承家法来看，这个抄本是不同于大小戴《仪礼》的另一种传本，因为它的编次、章句、文字用语均与传世本有所不同，故或认为这是一部久已失传的《仪礼》庆氏之学。 在简牍形制上，这批简为研究汉代简册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现在所知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只有这一批是四道编绳，且正面或背面还有顺序编号，所以是汉代简册制度研究的绝佳材料。 这批简的文字抄写非常整饬规整，是写得比较整齐规范的八分隶书，其笔道基本上横平竖直，且横画都比较纤秀，而竖画则较为厚重，形成横轻竖重的整体态势。同时，横画多圆起，收笔多带燕尾笔意，如「 ”士”字的第一笔和「 ”礼”字的最后一笔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类笔画。其撇画多纤细，而捺画则很粗重，又形成一种左轻右重的照应关系，如「 ”家”字下部「 ”豕”的用笔就是这类波磔用笔的代表，再如「 ”冬”字、「 ”之”字，都是这种类型。 在文字的构形上基本都是横向取势，其字形方扁，为达到这种效果，有些本应纵向伸展的笔画都特意地压扁，呈横向伸展的态势，如图中多次出现的「 ”见”字最后一笔变成了折笔，然后横向行笔，以突出这种构形扁平的字形特征。 在文字的布局方面，字与字之间的间距处理得非常大气，基本呈等距状排列，故整体上显得疏朗清爽，从而使其整饬秀健的风格得以充分地表现。 （文/陈松长）
本文标签：仪礼武威汉朝文化考古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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