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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９个“天府之国”。它们是关中盆地、北...
“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９个“天府之国”。它们是关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区、太原附近、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天府之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则与人为因素息息相关。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有的“天府之国”长期存在，影响很大，有的则昙花一现，转瞬即失。历史时期“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历史地理； 天府之国； 环境变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ｅｓ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ｌｉｆｅ。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９ 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ｎａｍ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ｕｊｉ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Ｗｕｗ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ｄｕｒ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ａｓ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ｍｏｍｅｎｔａｒｉｌｙ ａｎｄ ｆａｄｅｄ ｓｏ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ｔｏｒｅｈｏ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据史书记载［１］，战国后期，关中盆地和北京一带就先后获得“天府”的美誉。秦汉之际，关中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开始跻身于“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称为“天府之国”。隋唐两代，关中盆地高度发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而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天府之国”。到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天府之国”，而闽中、盛京（沈阳）、凉州（武威）、台东等地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近代以来，关中等老天府或趋于衰落，或有了新的称谓，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如此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共有９个“天府之国”。这些“天府之国”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其中关中盆地、北京一带和成都平原影响较大，其他几个地区知名度则相对较小。本文拟对这些“天府之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大家对“天府之国”的认识。
一、 关中盆地
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称“陆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中作为“天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作为“天府之国”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历史上最早把关中称为“天府”的人是苏秦，最先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的是张良。自战国至于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
关中盆地的基本特点是山环水绕、沃野千里。秦岭山脉、渭北山系与黄河形成天然屏障，泾、渭、、灞诸水从八百里秦川上流过，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夏商周三代，这里曾是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人的开发，这里已变得相当富庶。故苏秦在公元前３３８年对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１］卷６９《苏秦列传》战国末年，秦国在渭北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进一步优化了关中的生态环境，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秦的综合国力，从而很快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关中的统治基础依然很好。正因为如此，楚汉战争结束后，刘敬建议汉高祖定都关中。他认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１］卷９９《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身边的大臣多劝他建都洛阳。认为“洛阳东有城皋，西有肴殳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汉高祖犹豫不决。张良对他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肴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１］卷５５《留侯世家》于是汉高祖决定奠都关中。自从张良给关中戴上“天府之国”的桂冠之后，人们便开始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了。
秦汉两代十分重视对关中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秦统一全国后，徙各地富豪１２万户于咸阳。汉初徙齐、楚大姓及韩、赵、魏王室成员１０余万口到关中，又徙诸郡豪民于关中陵邑。另一方面，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不仅扩大了旧有的灌溉渠系，而且兴建了白渠、成国渠、漕渠和龙首渠等规模较大的工程。班固《西都赋》云：“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纷。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２］卷２４班固《西都赋》民谣中也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３］卷５《郑白渠歌》渠道两岸万顷农田得到灌溉，呈现出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此外，这一时期还在关中推广冬麦，又采用先进的犁、耧等生产工具，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通过集约使用水肥，实现精耕细作，夺取高额丰产。随着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黄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经济作物也开始在关中种植。于是关中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１］卷１２９《货殖列传》由此可见关中盆地的富庶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多次遭受战争的摧残，但不少人在谈到关中时仍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天府之国”。如西晋时，东海王司马越表征镇守关中的王模为司空。王模的谋士淳于定对他说“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４］卷３７《南阳王模》，建议他继续镇抚关中，不到朝廷任职。十六国时，苻登等人与姚苌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古成诜对姚苌说：“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４］卷１１６《姚苌传》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为高欢所迫，欲逃往荆州。柳庆对他说：“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５］卷２２《柳庆传》建议他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北周时，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于谨对北周太祖说：“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５］卷１５《于谨传》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这个大分裂的时代，关中地区虽受到破坏，但在全国仍处于领先的地位，还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国”。
隋唐时期，关中作为帝都长安的所在地，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隋朝末年，李密对杨玄感说： “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６］卷５３《李密传》建议他西入关中，夺取天下。杨玄感未予采纳。刘文静和裴寂对李渊说：“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６］卷５７《刘文静》李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起兵晋阳，夺取关中，建立了唐朝。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物资需求，唐王朝大力发展漕运，同时加大了关中的开发力度。到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关中达到了繁华的顶点。但安史之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程元振劝唐肃宗迁都洛阳。但郭子仪委托兵部侍郎张重光上奏说：“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６］卷１２０《郭子仪传》显然，尽管安史之乱对关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关中在唐人的心目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长安城为朱全忠所毁，关中的地位随之大幅度下降。
五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不过，仍有人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宋“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郑］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７］卷４４８《郑骧传》《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说，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也。经略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８］卷７７。张阐也有类似的说法：“金归我关中，此地古号天府，乃祖宗社稷之灵，天下莫大之福。而议者过计，以为金弃空城以饵我，他日富实敌将复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说矣。”［９］卷２８这说明，到两宋时期，关中地区已经衰落，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
元明之际，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但人们还对它保持着“天府之国”的历史记忆。如在蒙古国晚期，宪宗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南京和关中之间选择封地。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对他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１０］卷１５８《姚枢》，建议他选择关中。于是忽必烈据有关中，成为关中的统治者。明初朱元璋与群臣讨论建都之地， “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１１］卷４５朱元璋对此表示认可，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京。《大明一统志》在讲到关中形势时仍沿用关中是“天府之国”的说法［１２］卷３２。此外，明代的不少学者在论及建都形势时，也都对关中的形胜表示赞赏。如邱氵睿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１３］卷８６武夷熊氏说：“雍州秦地，周之岐丰镐京，汉之三辅，皆此焉……故言定都必先焉。”［１４］卷３３有人甚至从风水的角度，说关中是“中龙”所在［１４］卷３３，认为“天下形胜，惟地与兵。汉都长安，阻河山之险，左肴殳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隐然天府之国矣……可谓兵形地势两兼得之，于以镇安四方，巩固万代，永永无”［１５］卷１１《汉南北军记》。
但到了清代，关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仅见于方志的记载中：“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悬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三辅南有江汉，北有河渭，陇以东，商雒以西，厥田肥饶，所谓陆海。东有函谷、蒲津，西有散关、陇山，南有山、武关，北有萧关、黄河，践华为城，因河为池。”［１６］卷７清朝灭亡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地区称作“天府之国”了，甚至就连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一些人，都不知道关中曾经是“天府之国”，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了。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
二、 北京一带
北京小平原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南环河济，北枕燕山，水深土厚，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这一带被称为“天府”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战国末年，但它真正受到重视，被称为“天府之国”则是明代以后的事。
北京小平原在战国时代是燕国的领地，燕国的都城蓟就座落在这里。苏秦在离开秦国后，奔走于齐、赵、魏、秦诸国之间，设计防止齐国攻燕，并发动五国攻秦，成为燕国的重要谋士。为了鼓励燕文侯争霸的决心，他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１］卷６９《苏秦列传》因此，北京小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称。但由于当时燕国自然环境不如关中，经济相对落后，知名度相对较低，苏秦提出的这个“天府”，并没有引起其他人士的共鸣。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陆续得到开发。秦统一全国后，在燕地设广阳等６郡进行管理，蓟成了秦在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１］卷１２９《货殖列传》西汉时北京一带分属广阳国及涿、渔阳诸郡，属幽州刺史部。东汉设广阳、渔阳、涿郡，属冀州。秦汉两代，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手工业也有所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曾是“前燕”的中心区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北京一带也受到战火的摧残。但当地人民仍努力从事社会生产。如三国时代在北京近郊的永定河流域，修建了拦水坝戾陵遏，开凿了车箱渠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为北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之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北京小平原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隋唐时期，蓟城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地位重要起来。隋以蓟为涿郡治所，并开通了南迄余杭，北到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唐代改涿郡为幽州，改蓟城为“幽州城”。唐太宗征高丽，即以幽州城为大本营。唐玄宗时实行重外轻内的军事部署，在北方设置８个节度使，幽州是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天宝十四载（７５５），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给中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北京小平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安史之乱以后，北京小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
五代宋辽夏金元时期，北京由辽南京、金中都发展为元大都，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派兵占据幽州城，并将它变成辽的陪都，称之为“南京”、“燕京”。在辽代，北京一带虽然与内地缺乏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大城市。北宋前期曾多次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１２世纪初叶，金人崛起，灭辽、灭宋，将都城从松花江边的会宁迁至燕京。１１５１年，金主完颜亮改建燕城，两年后正式迁都于此，改名“中都”，使之成为金王朝的统治中心。金朝末年，中都毁于战火。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的东北郊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大都”城。从此，北京一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明代迁都北京，有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对北京的地理形势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北京是“天府之国”。史载明成祖即位后，“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１１］卷１８２《大明一统志》的作者说：“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太宗文皇帝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１２］卷１明人章潢在《图书编》中也说：“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１４］卷３５
清代的统治者认定北京是“天府之国”，并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如乾隆十二年敕撰之《皇朝文献通考》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１７］卷２６９乾隆三十九年敕撰《钦定日下旧闻考》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１８］卷５吴元莱在《畿辅通志》原序中说：“京师故燕冀地，抱卫齐，连晋赵，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长城为屏障，凭太行为股肱。潞水南趋，直沽东下，达济汶以通漕运，所谓金汤千里，天府之国也。故自辽、金、元、明皆都此而莫之易。”［１９］《原序》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也说：“建都之地，自古为关中、洛阳，近则有北平。其余如汴、如金陵，地势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议者以关中为第一，北平次之，洛阳为下。愚窃谓不然。”［２０］卷１５在他看来还是北京最好。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北京作为“天府之国”存在一定的缺陷。《五杂俎》的作者说：“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２１］卷３《地部一》
三、 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气候温润，“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２２］卷２８下《地理志》下，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在中国古代，最早把成都平原称作“天府”的人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而最早把它称为“天府之国”的则是唐代的陈子昂。从东汉末年到现在，成都平原一直保有“天府”和“天府之国”的美名。
成都平原的特点与关中相似，具有“沃野”和“险塞”［２３］８９。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在开明氏的统治之下，时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颇为艰难。公元前３１６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入川，设置蜀郡，修筑栈道，加强了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使蜀成为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后，秦昭王使李冰修都江堰，“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１］卷２９《河渠书》。都江堰修成后，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既除水害，又利农业，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使蜀中生态环境得到优化，逐渐成了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２４］。故清代学者朱鹤龄说：“史称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盖成于李冰，而肇于神禹也。”［２５］卷８
秦汉时期成都平原有所开发，开始跻身于“天府”之列。秦朝灭亡后，楚汉战争爆发，刘邦以益州、汉中和关中为大后方，最终战胜了项羽。故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２６］卷３６《诸葛亮传》汉景帝时，郡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床，引内江水灌溉繁县（今彭县、郫县及新都县部分地区）农田１ ７００余顷。［２７］卷３《蜀志》其后武阳县（今属彭山、蒲江）拦蒲江水修筑大堰，开六水门引水灌溉农田。东汉时，将都江堰的岁修工程从民间自理改为 *** 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历史论文 www.lishirenzhi.com）引郫江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２８］卷１５《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汉代继续在成都平原扩大水稻种植的范围，大体上形成了北直绵阳，南到乐山的水田农业区，旱作区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西汉元始二年，成都平原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基本形成了渠——塘灌溉系统和多种经营蓬勃发展的农业景观：“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２７］卷３《蜀志》到东汉末年，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果实所生，无饥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２９］卷１３《公孙述传》上述资料表明：成都平原在秦汉时期开始繁荣。
三国时期，成都平原迅速崛起，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都平原的崛起是与蜀汉政权和诸葛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在治蜀期间，对都江堰格外重视，专门设置堰官进行管理，同时征调丁男１ ２００人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３０］卷４《蜀都赋》由此可以想见蜀国经济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诸葛亮治蜀期间，是西南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遗憾的是，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病死于五丈原，蜀汉为西晋所灭。西晋时“蜀有仓储，人复丰稔。”［２７］卷７《后主志》但到东晋南朝时期，谯纵一度割据益州，致使“益土荒残”［３１］卷４７《刘敬宣传》，与江南地区相比，逐渐丧失了领先的地位。好在后来蜀地的农业得到恢复，织锦、井盐等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虽然不像三国时期那样受人关注，但仍保持着“天府”的形象。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螺旋式发展，到隋唐时期，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隋末天下大乱，“唯蜀中丰静”。［３２］卷１唐代为了开发四川盆地，曾修建过许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扩建都江堰灌区，增加益州和鼓州的溉田面积［６］卷６５《高士廉传》；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水渠，以灌溉绵州和汉州境内的农田［３３］卷４２《地理志》；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平原上兴建堤堰，以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３３］卷４２《地理志》因此，成都平原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陈子昂多次上疏盛赞巴蜀的富足。他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３４］卷２１１《陈子昂上蜀川军事》“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３４］卷２１２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３４］卷２１５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到唐代后期，以益州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生态环境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仅次于扬州，故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３５］卷９由于蜀地“土腴谷羡，储从易办”［３３］卷１４０《崔圆传》，故每当中原有事，关中受到威胁的时候，唐代帝王都要驾幸巴蜀。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也发生了东移、南移、北迁的变化，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成都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此外，这一地区在北宋前期、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还遭受过战争的巨大创伤。但在战争的间歇阶段，成都平原相对较为安定，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成都平原的劳动力进一步增加，资源也得到一定开发，曾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的局面［３６］卷１４《碑志八》。元末刘桢建议徐寿辉部将红巾元帅明玉珍在四川称帝，说“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１１］卷１９《明太祖实录》而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后，派人向朱元璋夸耀四川的富庶时也说四川“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１１］卷２１《明太祖实录》明人蔡清称：“蜀西南也，自古说蜀道难，然其险处亦只在蜀门。若到其地，则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似乎果平易矣。”［３７］卷６王樵称：“岷山江源，汉源。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江汉之源既涤，则岷之墟皆可种艺矣。”［３８］卷５彭韶《山川形势述》：山川形胜述彭韶“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３９］卷４８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所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而不是四川全境。故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氵贲，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垄，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４０］卷５四川的富庶更令人称羡。“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４１］卷４９《兵政•边防上》当然，成都平原的富庶也是有限的。有人曾对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提出质疑：“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益州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非耶。……蜀之赋足以自国……然不闻转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县官，费库藏甚少，溢羡陈陈之积，其说何耶？”［４２］卷５６不过，晚清之后，其他“天府”相继衰落，四川地区仍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四、 其他地区
除上述地区之外，太原一带、江南地区、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一带和台东地区也曾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些地方往往是因受到某个人的钟爱，或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虽然也具有“天府”的某些条件，但作为“天府之国”，知名度相对较小。
太原古称“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部，是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以来，太原盆地逐渐得到开发。到南北朝时，有 “天府之国”之称。《北齐书》记载：“唐邕，天保初为给事中，兼中书舍人……邕非唯强济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进多途，是以恩宠日隆，委任弥重。帝又尝对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记，每有军机大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一日之中，六度赐物……十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４３］卷４０《唐邕传》在隋朝末年，太原成为唐王朝的发祥地，故唐代统治者对太原高度重视。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亲至太原视察。唐高宗派李责力扩建太原城池。武则天以太原为北都，派精明强干的崔神庆为并州长史，神庆架桥筑“中城”，把东西二城连为一个统一的整体［６］卷７７《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使并州成了名符其实的北方重镇。但安史之乱后，这一地区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已经没有人把这里称为“天府之国”了。
江南地区河湖众多，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是名闻遐尔的鱼米之乡。秦汉以前，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给当地注入新的活力。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盛唐时期，南北经济基本持平。安史之乱后，中原板荡，唐王朝在财政上不得不倚重于“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宋人李观说：“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国。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圣，非一朝一夕而得。”［４４］卷２８《寄上孙安抚书》显然，在宋人心目中，江南地区已经是“天府之国”。明清时期，已经没有人再把江南称为“天府之国”。但江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是很高的。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４５］卷２２《辨证类•苏杭湖》，其推重于此可见一斑。
闽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带。福建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到明代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八闽”。位于福建东南部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分布较为合理，粮食作物的种植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达到较高水平，商品贸易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明代学者屠本非常喜欢这里，他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海镜江珧，虎头脚凭。虾寄、虫解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４６］《原序》因此，就有人把闽中称为“天府之国”了。当然，在历史文献中，这种称呼并不多见。
盛京即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海拔较低，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物产也较为丰富。清代有学者从尊君的角度出发，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钦定满洲源流考》卷１９《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清高宗到了盛京，认为该地“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４７］卷２０２其后《钦定满洲源流考》卷１９《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亦云：“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于是，盛京也就跻身于“天府之国”的行列。但终清之世，将盛京称为“天府之国”的人多。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说“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了。
武威古称“姑臧”、“凉州”，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河西相对比较安定，“姑臧称为富邑”［２９］卷６１《孔奋传》。三国时，姑臧为凉州治所。到十六国，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前凉张轨至张骏时，曾对姑臧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４］卷８６《张轨传附张骏传》，使其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北魏以后，凉州人口大量内迁，姑臧趋于衰落。至唐代，这里又出现繁荣的盛况。唐人沈亚之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３４］卷７８４《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安史之乱后，凉州一度陷于吐蕃，就像河西地区的其他城市一样，“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４８］卷３２２《古雍州》宋元以降，河西走廊一带的经济有所恢复。清人吴大成对凉州十分赞赏，他在《西夏书事》中写到咸平六年（１００３）冬十月赵保吉袭破西凉府时说：“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４９］卷７这是将武威称作“天府之国”的惟一记载。
至于把台湾东部地区称为“天府之国”，也是清代才有的事。清初郑成功准备 *** 的时候，有“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夏，盛陈［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之状”。［５０］卷１《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也说“台湾为天府之国”［５０］卷２８《虞衡志》，“台东，天府之国也”。［５０］卷３１《拓植列传》在清代，台湾自然条件较好，且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台东和嘉南平原。其所谓“天府之国”，主要是指台东而言。
以上是历史时期“天府之国”演变的基本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千多年来“天府之国”演变的历史轨迹。为什么“天府之国”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
从关中盆地、北京一带、成都平原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影响，有时候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得杂。如关中盆地在周秦汉唐时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俱佳，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而成为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开发，但也给关中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人们为了生存，长期大规模开发土地资源，茂密的森林被砍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地力不断下降。到唐代后期，关中这个天府之国就出了问题。唐末五代战乱频仍，军阀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致使关中人口外迁，水利失修，土地荒芜、经济衰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正如《钦定续通志•都邑略》的作者所说：关中为周秦汉唐古都之所在，“议都邑者以此为首选。然阅世久远，盛极而衰。所谓地绝其脉，水化其味者，非复秦、汉以前之旧”。［５１］卷１１０《都邑略》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此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转移，关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不再受到关注，再加上自然灾害的摧残，残破的景象长期得不到恢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起来，关中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下降，最终失去了“天府之国”的桂冠。
总之，天府之国的形成，首先是当地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开发了该地的资源，发掘了该地的潜能，使该地变成了安全、舒适、富饶，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天府之国的衰落，则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是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历史上的这些“老天府”大多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但它在我们民族记忆的深处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天府之国”的演变所留下来的历史启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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