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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的，有非常多的流派。
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的，有非常多的流派。 有所谓的「 ” ... ”派，着眼点在儒家遏制了个人意志的发扬； 有所谓的「 ”左翼”派，着眼点在儒家遏制了阶级反抗的欲望； 有所谓的「 ”诸子”派，着眼点在儒家灭绝了这家、那家的发展； 有所谓的「 ”愤青”派，着眼点在儒家阻碍了中国人的血性发育。 当然，以上说法挂一漏万，还有各式各样的观点，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在讨论儒家思想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某些标签或者说关键词来反儒，比如「 ”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比如「 ”男女授受不亲”。 问题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不是就真的和他们说的这些标签契合呢？ 比如所谓的「 ”血性派”，说儒家讲以怨报德，但是孔子说的是：以怨报德，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至于《公羊传》更是主张有仇百世可报，九世算什么？ 换言之，大部分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人，都是在拿着一鳞半爪的片段在反对一个整体，而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庞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自圆其说的儒家思想，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明清之后，经过政治宣教和基层士绅进行「 ”平民化”改造之后，增加了传播元素之后的一系列的「 ”宣传品”，这些东西，既不能代表孔子的意志，也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是代表着明清之后，国家政权与士绅执政联合体的意志和思想。 对了，还有人把这个锅放得近了一些，放在朱熹的身上，说朱子的灭人欲、存天理，问题是，朱子这句话讨论的是把谁家媳妇浸猪笼的具体问题吗？ 当然不是，这是两宋儒学走向哲学化，或者说思辩化之后，对于一些抽象的意识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讨论和格物致知一样，并不是具体的伦理准则，如果真的具体了，那就变成了某某宗教经典中的律条，某某先知说，你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 把朱子的理论，具象、曲解成为某种伦理约束和行为准则，就像我们说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当成法律，逐条对照引申，进而决定某人是否判 ... 一样可笑，那可不就随你执法者解释？ 事实上，这种可笑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久，尤其是明清之后，当国家将绝大部分事务性工作「 ”伦理化”之后，每一个职业官僚，就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而只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评断，就能够完成一切 ... 的解决。 今天有不少人重提「 ”工匠精神”，其实这就是「 ”专业态度”，就算你是个公务员，而不是雕工匠人，一样可以寻求专业水准的极致化提升，但是，明清以来流行的政治文化和生存哲学却与此反其道而行之。 「 ”治人者”技巧的无限通用性极致化地排斥任何专业业务的价值，通俗地说，「 ”当官”不需要懂业务，也就是最难的是当官，最简单的也是当官，人情练达即可，活明白最佳。 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和中层全部都是「 ”管理者”，那么，你的「 ”工匠精神”除了当升官的「 ”敲门砖”、「 ”垫脚石”，还能有什么意义？ 而人情练达的高低，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伦理的「 ”利用”程度，对群体情绪的「 ”操控”水平，俗称：「 ”玩儿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随着《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历史读物的普及，在明朝灭亡这样的大题目上，有不少年轻人已经能够熟稔地使用「 ”清流误国”的词汇概括上述的「 ”泛道德化”的官僚组织。 但是，在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层面，却完全执迷不悟，并不能意识到这种行为方式在今天的网络热点、社会问题的认识观念中，仍旧广泛存在。极度热衷于「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对于不同类别事件的专业属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如果真的讨论儒家思想的问题，这种「 ”泛伦理化”或者说「 ”治人者思维”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反倒是那些具体的，比如明朝东林党「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不着调，人们常归咎于理学、心学的流毒，其实恰恰相反，理学和心学都认为「 ”心性乃实事之母”，你得想干事儿，才能去干事，人家并不排斥实事本身。 真正让整个 ... 弥漫着不着调气息的，并不是朱学、王学，而是朱皇帝、爱新觉罗皇帝，作为以最小的群体统治最多的人民的帝王，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无事时天下都噤声，有事时天下都助我，平时将天下人当猪来蓄养，有事时要你有专业能力就得有专业能力，要你有专业态度就得有专业态度，可能吗？ 真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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