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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格外引人注目，受到读者欢迎。2001年至2006年数年间，这支考古队就在西安高阳原发掘隋唐墓葬803座，出土各类随葬品数万件，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现在发表的113种墓志。《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这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都很明确，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全部是新材料。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各地新出土金石类著作逐渐走俏，受到古史研究者的青睐。今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格外引人注目，受到读者欢迎。一来，几位作者都是老考古工作者，有着丰富的隋唐墓葬考古经历。 2001 年至2006 年数年间，这支考古队就在西安高阳原发掘隋唐墓葬803 座，出土各类随葬品数万件，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现在发表的113 种墓志。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 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文物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这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都很明确，绝大多数没有发表，全部是新材料。墓志涉及到很多官员及其夫人，有汉族人、北人，甚至入华粟特人，这批材料的出版，务必给中古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借用发掘者的原话，即「 ”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墓志是古代墓葬中最重要的随葬品，不夸张地说，墓志中所蕴含的信息占据整座墓葬信息量的一半以上。有了墓志提供的明确纪年和墓主信息，研究者就能大致脱离‘猜想’‘推测’这些词汇，而将发掘墓葬所获的一切信息真实化、具体化”。新资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地点就出土如此多的隋唐墓志，必然引起学术界重视。 内容展示一 考古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墓志，带有考古的明显特征，本书也不例外。翻阅该书，最大特点就是考古特点很突出，比如在介绍中，首先注明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墓葬编号、出土位置、保存状况甚至朝向等，然后再介绍志盖与墓志的质地、尺寸、形制、纹饰、字数、字体等信息。颇为新颖的是，每方墓志附有出土时照片，显示墓志在墓中的位置，有的甚至带有墓葬或者随葬品的照片，使读者在阅读墓志时，不但可以闻到考古现场泥土的芳香，还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墓志相关信息。这种墓地信息，仅掌握在考古发掘者手里，一般人得不到也不会注意这些信息。这种信息对于研讨墓志文字以外的其他方面，都是极为有用的，具有特殊的价值。 内容展示（二） 这批墓志共113 种，隋代13 种，唐代100 种，时间以书写墓志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最早者为隋开皇三年（583），最晚者为唐咸通十二（871），期间共298 年。实际上，隋代墓志记载的志主入仕时间或事迹多为北魏、西魏或北齐、北周时期，因此这批墓志对研究北朝到唐代社会变革来说，都是珍贵资料。这段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杨隋代周、隋唐兴替、贞观之治、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等大事，都在墓志中留下或多或少的记载，记录下隋唐由盛转衰的轨迹。 内容展示（三） 这批墓志多为石刻，也有砖志，也有的为朱书或墨书墓志，有的墓志或志盖上还雕刻各种纹饰。还有些特殊墓志，如106《唐陆逵墓志》，墓志是陆逵的，志盖却刻的是其夫人《唐故河南郡夫人元氏墓志》，而墓志首行却是《唐前德州刺史陆公逆修墓志铭并序》。浏览志主身份，大多数是官员，其次是夫人和官员之妻，再次是官员之女墓志，还有僧人、比丘尼墓志。诸墓志中，韦姓墓志较多，达11方，估计此地为杜陵韦氏家族墓地。 墓志是写刻于砖石上的史料，不仅有许多史书不载的信息，而且又有比较完整的世系等，均是研究家族、民间信仰、职官、风俗、民族融合、异体字的重要资料。出土墓志是新材料，许多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会因新材料的披露获得解决。 内容展示（四） 细观上述诸姓墓志，字体有隶书、楷书、行书或篆书，是隋唐书法演变的展现。以笔者陋见，其中《隋刘世清墓志》《唐刘某妻卢渠夷墓志》《唐韦虚丹妻李氏墓志》《唐桓执珪墓志》《唐李志忠墓志》《唐孟涉墓志》等具备较高书法价值，尤其是《唐孟涉墓志》，为「 ”琅邪颜续书”。琅琊颜氏，世代传习儒学，尤重书法。颜续书法很好，似得颜体真髓，无疑是研究隋唐书法的珍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墓志正文后，整理者还有一段按语，或长或短，是针对墓志或志主的考证。有的引用文献，有的参校其他墓志，正史有传的，都用墓志对照本传，互补缺无，不仅为读者阅读理解本墓志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考察探索的线索。按语虽短，但是并不易写，需要查检大量资料。如七《隋刘世清墓志》按语说：「 ”刘玄（534—592），字世清，生前以字行。《北齐书》卷二〇有传。据本传记载，刘世清为当世第一突厥语翻译家，齐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勅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不熟悉史书，没有一定史学基础，是难以胜任此事的。 翻阅该书，第八方墓志《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比较醒目，初看似乎不妥，对照拓片，拓片首行为「 ”魏故七兵尚书汶阳吕候墓铭”。阅读墓志正文，此公乃北魏入仕，后为西魏官员，西魏文帝时转任七兵尚书，卒于西魏大统四年（538 年），与夫人合葬于隋开皇十二年，墓志也写刻于隋开皇十二年。这种情况比较复杂，思虑再三，逐渐体悟编者定此名称用意，是既要依照本书体例，以墓志撰刻时间或下葬时间为准，也要依照志主经历和去世时间，因此将其定名为《隋修西魏吕思礼墓志》。此处使用「 ”修”，应是修撰之意，意思是隋代修撰的西魏吕思礼的墓志。虽然墓志名称出现两个时代，但因果关系非常清楚，没有厚此薄彼。编者用心之良苦，态度之科学，由此可见一斑。 难以避免的是，该书也有瑕疵之处，举例说明，如目录第六十四是《唐韦韦有邻墓志》，翻到正文167页比对墓志名称，是《唐韦有邻墓志》，目录衍一「 ”韦”字。类似还有一二，不再赘述。然而瑕不掩瑜，此书重要性已如前述，是近年难得的一部金石著作。 墓志整理是考古资料整理的组成部分，高阳原共发掘803 座隋唐墓葬，我们期待编者再接再厉，整理出全部出土资料，早日出版考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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