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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春秋经》“公孙敖不至而复” 主张对《春秋》经传的诸多“复”字作具体分析，不赞成时它们作笼统而不切实际的结论。由此入手，本文对唐代陆淳与当代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相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春秋》经传；&ldquo...
说《春秋经》“公孙敖不至而复”
主张对《春秋》经传的诸多“复”字作具体分析，不赞成时它们作笼统而不切实际的结论。由此入手，本文对唐代陆淳与当代大学者杨伯峻先生相关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春秋》经传；“复”与“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春秋经》文公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引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云：“还者，事毕；复者，未毕。”
今按：杨先生这里的引文，见《春秋集传纂例》卷八“还复”条，原文如下：“《公羊》云：‘还，善辞也，比‘复’为善也。《谷梁》云：‘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文正倒也，当为‘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依此例，上引文公八年《春秋经》的意思就是：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因而事情没有办完。丙戌那一天，他向莒国跑去了。
同年《左传》对上引《春秋经》解说如下：“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穆伯即公孙敖。“如周吊丧”是他“如京师”要办的事。什么事呢？如《春秋》经传所说，那是因为前些时候周襄王驾崩，所以鲁文公派公孙敖做使者，到东周京城去吊丧。谁料公孙敖无意完成使命，还没有到京城，竟然携带本来用于吊丧的礼物，跑到莒国他早就看上的一个女人（己氏）家里去了。看《春秋》经传有关此事的记载，用上引古今大学者的解说，似乎已经文从字顺。然而事情是不是说清楚了？究竟有无可疑？
首先的问题是：公孙敖出使未果，为何说是“不至而复”？为何不说是“其事未备”或“未了”？为何不说是“无成”、“未遂”、“不果”或“不终”？在汉语训诂史上，“复”何时有了“事未毕”的意思？果真有“事毕曰还”、“事未毕日复”的通例吗？
《说文》：“还，复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可见“复”与“还”有相近或相同的意思。然而遍考群籍，无论“复”与“还”，都不能直接表示事毕或事未毕的意思。说来还真有点奇怪了，本来“还”与“复”义近甚至训同，在《春秋》学家看来，在陆淳的书里，“还”表示事毕，“复”则表示事未毕，岂不是完全相反了吗？
陆伯冲证明“还”为“事毕”的理由是庄公八年《春秋经》有“师还”，文公十三年《春秋经》有“公还自晋”，《春秋经》宣十八年有“归父还自晋”，襄十九年有“士匄……闻齐侯卒，乃还”。陆氏认为此“皆不当更往又并合礼，故曰‘还，事毕’也”。原来其所谓“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当更往”，二是“合礼”。今按：庄八年“师还”，杜注说是“全军而还”。就鲁师而言，陆淳所谓“事毕”，意思大概是说：那一次出师的事毕竟是完了，毕竟可以称为“事毕”了。可是“师及齐师围郕，成５降于齐师”，结局是齐独纳郕，鲁师一无所获（劳师而未达目的），凭什么算是“事毕”呢？终有费解之处。
陆氏关于“复者事未毕”的论证，用归纳法。在列举昭公二十三年《春秋经》的“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文八年《春秋经》“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宣八年“仲遂至黄乃复”三事之时，加上“之类……皆”的判断，显然是归纳推理。我们一一考察过陆伯冲举证的《春秋》之“复”，没有哪一件事不有违初衷，没有哪一件事是按其原来的意图做完了的。所以，如同关于“事毕日还”的论证一样，就其举证范围而言，陆淳所谓“复者事未毕”的归纳判断似乎也是对的。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如同庄八年《春秋》“师还”可否算是“事毕”仍有可疑，陆氏用以证明所谓“事未毕日复”的那些事，其实也都是完毕了的。所以，《谷梁》所谓“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一说也未尝不可以成立。譬如昭十二年《春秋经》“公如晋，至河乃复”，杜元凯注：“晋以莒故辞公。”晋人不让你“如晋”了，你鲁昭公还能怎么样？那事情不就完了吗？下次再去，那其实是下次的事。晋人何时要你去，你敢不去？那所谓再去或“更往”其实是无所谓“当”或不当的。
我们注意到陆伯冲论“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其举证范围实限于《春秋经》。就经文而言，他的论证虽有可疑，但毕竟在某些地方可以讲通，在某些句中可以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范围放大到《左传》，是否可以说“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呢？既然陆氏已经涉及《公羊》、《谷梁》，为何避开《左传》呢？《春秋集传纂例》中间所谓“传”，难道不包括《左传》吗？其实陆伯冲所谓“传”，正是指最早传《春秋》的所谓三《传》，其中实有《左传》，这是只要读过《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正文凡八条就可以判定的。陆氏另撰有《春秋集传微旨》、《春秋集传辨疑》，此两书所谓《传》亦指《公羊》、《谷梁》、《左传》三书。但不知为什么他在论证“还复”之通例的时候，竟然置叙事远比《公羊》《谷梁》两传详尽的《左传》于不顾了。
《左传》关于《春秋》通例的洞察力与概括力，决不在《公羊》、《谷梁》之下。然而关于“还”与“复”意义相反而如陆伯冲所说之成例，《左传》没有。如果认真考察，就会发现《左传》文中真有与陆氏所说相左而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今举证如下：
１）冬，会于袲，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左传》桓公十五年）
２）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襄二十三年《左传》）
３）襄仲如齐，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公十七年《左传》）
４）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襄公二十一年《左传》）
以上１）２）两句各含一“还”字。第１）句，本来“谋伐郑”，结果是“弗克而还”，这个“还”能表示“事毕”吗？第２）句“还自晋，不入”，杜注已指出“不入”是“不入国”的意思，齐侯离开晋国而不能进入本国，这里所谓“还”又怎么能表示“事毕”呢？３）４）各含一“复”字。其３），襄仲出使齐国的任务完成了吗？他在向鲁文公报告自己的见闻（“齐人将食鲁之麦”是闻，“齐君之语偷”也是所闻，而“以臣观之”自然是所见，而且表示他的下文说的是观感），这还不足以说明襄仲“如齐拜盟”之事已毕吗？既如此，“如齐拜谷之盟”之后的“复曰”分明是“事已毕”之后的事，怎么能说“复者事未毕”呢？其４），楚子派医师去看望申叔豫，“复曰”以下是医师报告他看到的申叔豫的情况，可知医师奉命看望申叔豫一事已经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可见这里的结论也应该是“复者事已毕”。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举证范围若限于《春秋》，则陆氏所谓“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这一通例似乎可以成立；举证范围扩大而至于《左传》，则陆氏所谓通例未必正确，而《谷梁》所谓“还者事未毕，复者事毕”未必错误而有时可以成立。已知《左传》对于含有“复”字的通例的概括，有“复入”例、“复归”例（见成公十八年），并无“复者事未毕”一说，表现了颇为谨慎的态度。
上文已指出：“还”与“复”本来没有直接表达“事毕”或“事未毕”的含义。所谓“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本是陆伯冲对《春秋经》同类句子加以考察、有所发现并作概括而产生的判断，本非“还”与“复”所固有。“还”与“复”本来是近义或同义词，都有“回报”、“返回”、“回归”的意思。现在让我们专门讨论《春秋》经传含“复”字的句子，讨论文八年《春秋经》“公孙敖不至而复”究竟是什么意思，该如何理解。
其实，昭公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以及定公三年《春秋经》的“公如晋，至河乃复”，昭公元年《左传》“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宣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这一类句子结构相同，“复”的意思也都应该相同，都是“回归”、“返回”的意思。（本来要到别的国去，未到目的地而返回，陆伯冲因此说“复者事未毕”。）至于桓公五年《左传》“淳于公如曹，遂不复”，那自然是不回本国来了。在“复入”、“复归”两通例中，“复”其实也是“回归”的意思。离开了本国的君主或储君，回本国来了，演出了复辟一幕，或者得拥立而登位，这一类“复”其实倒是“事已毕”之后的记载。（如果在事毕之前，那就叫求复，尚未入，尚未归。）
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句式与“公如晋，至河乃复”一类颇相似，是否可以用类推法，将“不至而复”的“复”解释为“回归”或“返回”呢？我们认为应作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简单地回答说可以解释为“回返”，不对，因为《春秋经传》都已交代：公孙敖“奔莒”而去了，当时他根本没有返回鲁国。简单地说不可以解释为“返回”，也不对，因为“不至而复”与“至河乃复”、“至雍乃复”、“至黄乃复”实在性质相同，“至河”、“至雍”、“至黄”实质上也是“不至”（未达预定目的地），“而犹乃也”（见《经传释词》卷七），难道同一种句式中的同一个“复”字偏偏又意思不同？
我们认为“公孙敖不至而复”的“复”也是返回本国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与“至河（或雍）乃复”之“复”确实相同，但二者在意义上又有差别。“不至而复”的“复”是“复命”，“至河（雍）乃复”的“复”只是返回的意思，因为鲁公与郑伯身为国君，没有回国复命的任务。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的仲遂与公孙敖身份相仿，都是奉命出使，都有回国复命的职责。可以说文公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与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两“复”字性质更多相同，都是出使者回国的意思；如果归途并无变故，如果两支奉命出使的人马都回到本国，那么，其差别只是复命者和复命缘由不同罢了。
现在可以提出本文最后一个问题了：既然公孙敖没有回国，那么文公八年如京师吊周王丧未果而复命者为谁？
依《礼经·聘礼》，古代国君遣使聘问，先命使者，“既图事，戒上介，亦如之”。上介为使者之副，使者与上介（副使）都是国君在朝亲自任命的。上介之下还有众介，所谓众介是使者与副使（上介）的随行人员。对受聘国而言，使者又称为“宾”。“使者归，及郊，请反命。”所谓反命就是复命。奉命出使他国，回国后应该报告情况，不可有始无终。周代聘礼已经很细密，制定了应付种种意外事故的礼节。譬如：倘若使者病亡，怎么办？“宾入竟而死，遂也……介摄其命……归，介复命。”
鲁文公八年秋，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到天子都城去吊丧，肯定任命了上介做公孙敖的副手。公孙敖一行未达京城，公孙敖携带吊丧的礼物奔莒而去了。而上介不思作为，不以鲁君使命为己任，竟返回鲁国向文公复命，如周吊丧大礼也就不了了之。复命者为上介，此上介姓名不见于《春秋》经传，后世不得而知。
历代礼家对文八年《春秋》经传记载的公孙敖未能如周吊丧一事多有批评。《朱子语类》卷八十三引某先生的说法，加上朱熹自己的议论，如下：“只如京师不至而复，便是大不恭。鲁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经文甚当，盖经初无从己氏之说。”我们的看法：即使《春秋经》初无从己氏之说，若从周礼的立场出发，就不能不批评公孙敖“大不恭”而鲁君亦有罪。后来《左传》一语道破公孙敖当时的去向，其失礼之罪更加昭彰了。
其实宣八年“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亦失礼。“仲遂卒于垂”，据杜注，“垂”为齐地，则其人已人齐境，依礼应当将聘问之事办完。但仲遂终究是因疾病而复，与公孙敖因从莒女而失礼，毕竟不完全一样，失礼程度自有区别。又，既然公子遂病死于齐地，则公子遂“至黄乃复”必不是公子遂自己返回鲁国，而是同伴将他的尸体运回国了。对公子遂而言，宣八年《春秋》所谓“复”，应该是此人感觉身体不适，于是不再前行而掉头往回走。公子遂不幸病死了，也算因公殉职吧。其时归国复命者亦当为上介。出使之有“介”，成公十三年《左传》“王以为介”，昭十五年《左传》“籍谈为介”，皆可证。介为复命者，襄公三十年《左传》“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复命于介”，可为《礼经》之力证。
宣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句，主语是公子遂。这个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齐国名叫黄的地方，因病乃复，那是由于他不愿意死在异国他乡。他毕竟死在回本国的路上了。文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句主语是公孙敖。这个公孙敖奉命如周吊丧，“不至而复”。如果这个“复”是回国，那与事实不合，因为公孙敖当时并没有回国。那也许可以理解为公孙敖的欺骗，但这只是猜测而已。宣八年公子遂一行回国复命的不是公子遂，文八年公孙敖一行回国复命的不是公孙敖，两者都只可能是当时的上介。《春秋》是史书，鲁《春秋》所记是鲁史，都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宣八年“公子遂如齐”一事的结局是公子遂卒于垂地，被同行者运回鲁国，复命者自是上介。文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一事的结局是：公孙敖奔莒，当时他奔莒而去了，复命者也只能是上介。两事结局只能如此，别的说法不可能成立。“至黄乃复”，公子遂走了一段回头路，至垂而止。“不至而复”，实际上并没有“复”。鲁国这两件出使的事确实都没有完成，这里可以说是“事未毕日复”。然而“复”的这种意义适用范围实有限，并不适用于别的范围；而且，即使在所谓适用的范围里，这种意义也不是“复”的本义。看来我们对《春秋》经传各种场合的“复”字只能做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不能做过于笼统的结论。
综上所论，可以抽出如下五条意见：１）“还”与“复”的基本意义相近甚或相同。２）文公八年《春秋经》“不至而复”与宣公八年《春秋经》“至黄乃复”最为相类，但两“复”字本义都应该是“返回”、“回归”的意思。陆伯冲将文八年、宣八年《春秋经》两“复”与昭二十三年《春秋》“公如晋至河乃复”并列等同，在严格意义上实在不够准确。其实，《春秋经》文公八年所谓“公孙敖不至而复”，其记事本身已不够准确。３）陆伯冲《春秋集传纂例》所谓“还者事毕，复者事未毕”虽然适用于《春秋经》一书之中一定的范围，但不足为唐代《春秋》学者读书细心的例证，因为其说实在是证据不足，所以实在算不上《春秋》经传通例。４）《春秋》经传与《礼经》可以互证，譬如《春秋》经传记载的聘礼与《礼经·聘礼》多有相通。５）杨柏峻先生引用陆淳所谓“还者，事毕；复者，未毕”一说解释文公八年《春秋》“不至而复”句，实含糊而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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